□本报记者 丁宁
　     杨仁中，一个在中国当代医学史上不能忽略的名字。上世纪50年代末，他的发明创造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让国际社会对新中国的科研事业刮目相看。

　    4月28日下午，记者来到山大西校区的景兰斋。春日的阳光透过窗户，斑驳地洒落在这座年久失修的宿舍楼内。81岁的杨仁中精神矍铄、目光如炬，半个多世纪的科研工作，使他看上去不同凡人。面对记者，老人侃侃而谈当年的“光辉岁月”———

　　将“死刑”病人救出地狱

　    中国人工喉科研小组（现语音康复基地）成立于1957年，就在景兰斋，总共40人的编制，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墙上贴的字条都是病人写的，他们因为后天种种原因丧失了说话功能，生不如死。甚至曾有人带着农药找上门来，说如果自己不能重新说话，就立刻服毒自尽。

　    1973年冬天，一个流浪汉模样的年轻人闯入了我的视线，他一手拄着拐棍提着小包，一手掏出包里的豆子、生大米往嘴里送，连二楼都上不来，憋得喘不过气，见到我就扑通跪下了，张嘴比划着“救救我，救救我”。

　小伙子名叫王云丰，原是河南省邓县桑庄公社桑庄大队的一名贫农社员，在农业学大寨的过程中，他被打机井绞车杆打伤喉部，造成了喉狭窄病，患病初期还能正常喘气，后来愈发困难。王云丰先后在河南、上海、北京的大医院进行过治疗，但每次手术后不久，被扩张的气管总会回缩，病情来回反复。6次手术，不仅没能根治，还给他的喉部造成了大面积的瘢痕，致使无法再做手术。北京的医生给他判了“死刑”：“就算你上天也说不了话了。”只有20岁的王云丰不甘心，通过多方打听来到了济南。从那天起，我用自调扩张器法给他治病，同时每周给他6毛钱的生活费。几周后，他的病情逐渐稳定，气管扩开后不再回缩，于是我给他缝合了气管呼吸口，这样从外观上看，他的颈部就不再是一个洞。

　    王云丰又能像从前那样正常说话、顺畅呼吸了。他本身长得漂亮，如今摆脱了病痛的折磨，人又精神起来。我给他购买了回程车票，将自己家中所有的白面烙成饼，给他带着，把他送上了开往河南老家的火车。在火车上，小伙子遇见了一个正在忍饥挨饿的流浪姑娘，便拿出白面饼给她。一来二去，两人在火车上谈起了恋爱，姑娘跟他回到老家结了婚，还生了俩儿子。后来，小伙子写了一篇《上天记》抒发感慨：“有人宣布我上天也治不好的病，在您的治疗下治好了。社会主义是天堂，我的确上了天了。”

　    经我治疗过的病人有3000多例，来自世界各地100多个国家。在景兰斋，还有专门为外宾设置的病房。1972年起开始接待外宾，原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介绍的一位病人就住在这里，病人冻得只能捂着被子练习说话。但是因为条件简陋，20世纪末以后就没再有人入住了。

　　为救人改变大学志愿

　    我出生在贫民家庭，家中姐弟8人，我排行老二。新中国成立前，父母在美国人办的德明医院和瑞士人、德国人合资办的同善医院里做临时工，父亲是洗衣工，母亲是缝纫工。他们早上天不亮就去上班，晚上天黑了才回来，孩子们两头不见爹娘。在我小时候，记忆中总要搬家，1949年前总计11次，住的都是贫民窟。吃不上饭是常事，如果肚子饿又没食物，就去土地庙前的榆树上捋叶子吃，去河里捧水喝。

　    新中国成立前，父母卖血供我读书。新中国成立后，我被免费送到济宁一中。那会儿，我对物理、生物、化学兴趣浓厚，课余时间担任着学校米丘林小组的组长，还曾获得全省少年科技发明家的称号。上学期间培养起来的动手动脑能力，对之后的科研工作有一定影响和启示：认识一个事物要从实践开始。

　    学习微观世界时，学校没有显微镜，微观世界的东西看不到，我就根据书本上零零散散的知识，自己动手烧制。校长郑又樵十分惊喜，组织全校师生排队看。当时，我成天幻想着上天、奔月，教堂里有一位专门研究天文的德国牧师，离开时丢下一部已经坏掉的天文望远镜，我如获至宝，动手把它修复了，用它观看月食。至今，这部望远镜还陈列在济宁一中的展览室里。当时我还喜欢做DNA实验，经常制作飞机、设计坦克等物理模型。高考前，我的大学志愿是军事类专业，并可直接被保送到哈尔滨工业大学，但家人对此极力反对，他们说“杀人不如救人好”。

　    有时提起这事就想掉泪，不愿意跟别人谈这些。我的一个小弟弟，患有急性喉炎。有天晚上他的病发作，家人急忙把他送到同善医院，医生说只有切开喉部才能活命。当时手术室里没有电灯，只有汽灯，就在护士向底座的油壶里打气的过程中，我眼睁睁地看着弟弟从床头挣扎到床尾，最后活生生给憋死了，那年他才4岁。我的祖母是个喜来乐式的民间大夫，擅长给人看嗓子，听说她的祖先还进过宫去给人家看嗓子，也没能治好我小弟弟的病。

　　毛主席身边观礼周总理家中做客

　    1953年秋，我考入山东医学院。因为各门功课满分，1955年被山东省推选为全国优秀学生代表，进京参加中华第十六届学生代表大会。会后，100多位学生代表被带到中南海怀仁堂前的草坪上，接受周总理接见。学生们如潮水般涌向总理，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快速钻到队伍前面，第一个握到了周总理的手。周总理的亲切问话至今犹在耳畔，“你是哪里的？”“我是山东医学院的。”“那是原来的齐鲁大学。怎么样，你来几天了？”……轮到下一位同学时，我迅速跑到队尾，等待与周总理再次握手，没想到握手时周总理竟认出了我：“山东医学院的杨仁中！”然后抓着我的手左右摇：“你这个小家伙！”

　    在北大医院实习期间，每逢周末空闲，一些成绩拔尖的学生，就会被邀请到周总理家的西花厅玩，周总理尤其喜欢我，平时在西花厅前举办露天舞会，也一定会邀请我。周总理的三步、六步跳得特别好，年轻姑娘都排队等着跟总理跳舞。

　    从1955年至1975年，我受到过毛主席、周总理的多次接见，3次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观礼。直到现在，我依然保存着在北京为毛主席治疗时使用过的一些器材。你看这张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中心区检阅时的照片，他右手边第一个人就是我。他老人家往前移步时，我不由自主地走上前架住他，主席立马就笑了，点头说“谢谢，谢谢”。

　　“谁也不能代替中国创造”

　    中国人工喉刚刚问世的时候，很多专家不屑于这项发明，他们说外国100年前就有，这不算新创造。但是近千年前的《梦溪笔谈》记载了一种为“叫子”的工具，可以让半路哑人说话。现在中国有了自己的人工喉，而且比外国的发音清晰，还能使病人闻到气味，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发明创造。1977年，中国人工喉在全世界141个国家中脱颖而出，获得了国际金质奖。随着技术的更新换代，中国人工喉已经发展到第十一型，依然没有被超越。不仅如此，我自己就把它否定了，病人戴着不方便也不好看，始终不如自体发音好，这才有了后来的食管发音法和胃代食管发音法。胃代食管发音法发明后，瑞典著名的语音康复专家裴蔡儿（音译）完全不相信，还为此专程飞来一辨真假。当时康复中心的工作人员跟她开了个小玩笑，他们让病人遮住术后伤口，伪装成“正常人”与裴蔡儿交流，整个过程，裴蔡儿丝毫未察觉出任何不同。她对胃代食管发音法心服口服，临走前还邀请我去瑞典。

　    如今世界上很多国家在运用胃代食管发音和食管发音，每个国家各有一套练习方法，训练而成大约半年，成功率只有30%。但是在中国，只需要两三个月，成功率高达90%以上。所以仅靠自体练习还不够，还得配合药物，这也是中国特色。谁也不能代替中国创造！

　人物资料

　    杨仁中，1933年生，济宁人。著名语音康复专家，中国人工喉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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