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少安 经济学博士，著名经济学家，山东大学讲席教授、经济研究院院长和山东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产权理论、制度经济学和法经济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出版《产权经济学导论》《语言经济学导论》等专著，并发表一系列重要论文。先后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和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等。兼任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和一些国家基金的评审专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七届理论经济学学科组专家。

□黄少安 陈言 李睿
　　针对中国刚刚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和世界众多国家过高的公共福利支出导致政府财政困境甚至政府危机的事实，我们做出了该研究成果。我们创建了“福利刚性”这一概念，使用公共福利支出的习惯形成(habit formation)来刻画福利刚性。试图揭示，在存在福利刚性的前提下：(1)公共支出结构将如何影响长期经济增长？(2)福利支出的规模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是线性还是非线性的？(3)福利刚性的强度是否降低经济增速和社会福利，从而导致“福利陷阱”？
　　除开文献综述外，还包括关于公共福利、福利刚性与经济发展的两个重要经验事实的描述和总结；基于经验事实建立理论模型，分析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下，福利刚性如何影响长期经济增长；构建实证模型，使用跨国数据检验了公共福利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论文将福利刚性引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考察了公共福利规模、福利刚性与长期增长的关系，发现了以下结论：(1)福利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单调关系，因公共支出结构和福利刚性的不同，二者关系或为负向或为倒U型关系；(2)无论在何种情况下，福利支出占比和家庭福利水平之间都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3)福利刚性的增强既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也会降低总体的社会福利水平。
　　实证研究结果支持了理论预测。福利支出对于OECD16个国家和GFS29个国家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对于高福利组的OECD样本，福利支出的提高会抑制其经济增长；而对于低福利组的GFS样本，福利支出对于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反而呈现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根据估计结果，我们测算的最优公共福利支出占GDP比重的区间为11%—15%。
　　研究采用的是单部门的内生增长模型，是分析福利刚性下最优公共福利支出的一个初步探索。如果要更细致地探讨公共医疗和养老金等福利项目的增长效应，更合适的研究框架是内生寿命期人力资本的增长模型。公共福利的另一个重要目标是收入分配，福利制度往往面临增长和分配均等化(即效率与公平)的取舍问题。将福利刚性纳入异质性的宏观经济模型下将有助于分析该问题。
　　该研究对于当下中国的公共福利支出的规模有重要政策含义，根据上述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福利支出的增加应该与经济结构，特别是当前政府支出结构相匹配。过度提高福利性支出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面的。公共支出结构的调整，应当与中国当前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模式转型相符合。当前中国经济依然严重依赖于投资，特别是政府公共投资。根据定理1的结论，只有在中国经济逐步从投资驱动型走向消费驱动型，政府公共投资比重逐步下降时，提高福利支出的政策才不会抑制长期经济发展。2.福利支出的增加应当与政府职能的转换相结合。目前的中国政府是一个全能型政府，政府的投资性支出占比还较高，在这种情况下增加公共福利支出，将既不利于经济增长，也不利于家庭福利水平的提高，还有可能造成更多的腐败。只有在政府从全能型的大政府变成服务型的小政府，政府支出结构逐步调整时，福利支出的适度增加才既可能增进当期的家庭福利，又不损害长期的经济增长。3.福利支出的扩张和福利制度的建设，应该要注意福利刚性的影响，谨防经济体陷入“福利陷阱”。在福利制度实施之初，家庭并不会形成对于福利制度的依赖，此时福利支出的提高并不会改变家庭的工作和消费习惯，也就不会对劳动供给和资本积累造成影响。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家庭会逐步形成对公共福利的依赖，这不仅导致具有刚性的福利制度，还抑制了劳动供给和资本积累，从而阻碍长期经济增长。因此在实施福利制度时，不仅要考虑对当前经济增长和公众福利的影响，还需要考虑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过早和过快提高公共福利水平，将很有可能导致经济体落入“福利陷阱”之中。
　　该论文被引用15次，其主要观点曾以“应该加强公共福利预期管理”为题的建议稿报送中央，相关文件中有所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