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和儒家思想的社会科学化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　王学典

　　当下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所面临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对本土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进行再平衡、再斟酌、再调节。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这一使命，就是要对五四运动之后一百年来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进行本土化、中国化的处理与过滤，要“把中国中国化”，而不是“把中国西方化”。

　　在这点上，当前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材料过剩和理论贫困之间的尖锐冲突。改革开放40多年所积累的经验、案例、数据、事实已经足够多，但实际上并没有从中提炼出能够反映经验本身的概念。我们现在需要一个能够最大限度容纳和尊重中国经验、中国事实、中国材料、中国案例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本土化、中国化绝不意味着是向传统的简单复归，不是儒学的简单复兴。推进“两创”就是对中华文明对儒家思想进行社会科学化处理和冶炼。儒家学说只有经过这样一番升华和处理之后，其精华才能进入到现代知识体系和现代思想体系中去，才能对治国理政具有更加直接的指导意义。

　　治国理政的基本思路和具体措施，必须依赖现代社会科学，而不是简单地依赖传统人文理念。必须按照现代社会科学的样态来将传统文化重新理论化、概念化、体系化，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我们依托现代社会科学的实证手段和分析技术，赋予它们全新的现代学术品格。从西方移植过来的社会科学必须本土化，中国本土固有的儒家思想必须社会科学化，这两个方面构成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两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