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研讨的主题是袁先生的治学精神。何为治学精神？我想首先应该是一个恒定的自然的学术状态。我跟随袁先生读研的时间是1985年到1988年，那个时候袁先生很忙，每次去找他，他开口第一句都会先说论文，只是偶尔插问一句家里怎么样、父母怎么样啊等等。最近这十几年见到袁先生的机会很多，每次一进门他很少嘘寒问暖，马上就谈《聊斋志异》又有一篇新文章、新观点，或者《录鬼簿》又发现了一些新材料、新问题等等，这种开门见山、直奔主题的话语方式让你觉得他的日常思考始终处于一种积极的、沉浸式的学术状态，他时刻等着与你对话，时刻在淬炼自己的思想，并且不断在更新、确认、丰富自己的理解。这种日常的恒定的生命状态也是袁先生的生活和行为准则，不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一种治学精神么？

治学精神不仅表现在日常的行为准则方面，也体现在一位真学者的思维品格方面。求真务实，不妄下断语，持论公允等，其实都是袁先生七十余年践行如一的思想与方法。迈向期颐之年，他希望利用现在比较安定、从容的时光逐一解决、全面解决那些纠缠于心、未曾了却的学术话题。对于《聊斋志异》《水浒传》《录鬼薄》等这些深入思考过的名著，曾有的很多困惑都在近年的思考中得到了比较圆满的解决，一些独特的见解，如通过《西厢记》《三国演义》等作品提供的隐性文献探求作者生平、创作的一些问题，也给定一些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理念与路径，让你觉得这位九十多岁的学者多年来都站在学术前沿而不倦怠，一直保有对学界了解的热情，对方法与问题有着立足于现代的探索诉求。这次出版的《水浒丛考》以及之前出版的《录鬼薄及续编校订笺释》都是这样的著作，主要特点就是对《水浒传》《录鬼薄》学术史的提问。大家提到袁先生的“守正开新”，我觉得这四个字正是对袁先生治学精神的最好概括。

守正开新，当然是袁先生治学精神之核心价值的体现。我尤感敬服的是，袁先生这样一位治学经验丰富的学者，一般而言思维与方法的固化从来都不是他担忧之所在，他老人家秉持的守正开新的热情和能力让这一切知难而退。这是很难的，也是非常珍贵的。上次见面，他谈到重读金圣叹，并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论进行对比研究的美学新命题，且今已成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也正是有守正开新的热情，袁先生才可能在这样一种高龄的情况下保持着学术的青春，完成这两部具有代表性的著作。这两部著作一方面体现的是他的教学工作，一方面彰显的是他的科研工作，恰恰印证了袁先生的治学精神始终处于教学相长的过程中，是他践行的原则，也是他学术品格的一种状态。拜读二书，其实惭愧。我一定要向老师学习，将他至今言传身教的治学精神落实到日常行为上，勤勉治学，写好人生的大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