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研究设计是提升国际关系研究质量的基础，这已成为学术界较为广泛的共识。在组织研究设计过程中，如何选择案例与数据对于实施假设检验至关重要。相较于方法的选择，关于何种数据能作为证据这一更基础的问题，学术界的探讨相对不足。

国际关系研究中数据的选择与使用

社会科学研究是数据、证据和理论的统一。数据收集的方法可分为观察数据与实验数据。观察数据是通过调查或测量得到的数据，实验数据是研究者在实验中控制实验对象及所处的实验环境所收集的数据。实验数据在心理学研究中较为常见，而在其他社会科学中则较为罕见。除去实验伦理问题，实验数据所对应的实验法亦存在内部效度高、外部效度低的问题。因此，国际关系研究者普遍就观察数据展开研究。

社会科学中的观察数据可分为一手数据和二手数据。就一手数据而言，通常包含问卷调查、结构式访问以及人类学意义上的长期扎根社区与调查。封闭式问卷与长期扎根社区的参与式观察是一手数据收集的两个极端，一般的深度访谈处于二者的中间状态。封闭式问卷适合做大样本量化研究，一对一的深度访谈则更适合做定性研究。无论选择哪种数据收集方法，抽样方法的选择对于整个研究质量都极为重要。一般而言，概率抽样应优先于非概率抽样，只有无法满足概率抽样的条件时，才考虑偶遇抽样（方便抽样）、判断抽样、定额抽样、雪球抽样等非概率抽样的方法。就国际关系研究而言，以结构现实主义为代表的主流理论将国家视为单一行为体，较少深入国家内部，因此很少使用通过问卷调查等方式获得的一手数据。

传统国际关系研究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问题研究与区域国别研究。在问题研究中，战争与和平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永恒主题。从人的角度看，无论是通过抽样技术调查民众对战争的支持与反对，还是大数据抓取社交平台用户对战争的态度，都不如某场战争的决策者对该问题的真实态度重要。通过对战争决策者深度访谈收集一手资料来推动战争研究的“口述历史”方法，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对于学术资源有限的大多数普通研究者而言，采访事件的亲历者几乎是难以实现的研究计划。此时，转向使用权威机构发布的二手数据则兼具可及性和有效性。例如，对于国际政治经济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提供的二手数据已获得学术界的认可。尽管难以接触到各国财长或商务部长，但这些权威机构发布的数据也足以让研究者一窥各国经济运行的状况。因此，在传统国际关系研究中，对权威二手数据的使用是更常见的研究取向。各主权国家、国际组织以及一些知名智库提供的官方数据或报告，是国际关系研究者比较常用的数据来源。

在区域国别研究中，运用访谈、参与式观察等田野调查法获得一手数据的方式较之以往更为常见。田野调查法不仅可以收集一手数据，而且可以通过深入实地获得具体国家的历史档案、政策文本、媒体资料等二手数据，这在国别研究中较为常见。在未来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借鉴人类学范式，深入不同国家、不同区域开展田野调查，重视基础资料与一手数据的收集，用以更好地考察不同国家的社会治理、身份认同、环境保护等议题，以此深化对冲突、战争、区域合作等议题的理解，也有助于进一步拓展与优化国际关系研究方法。

从数据到证据：局限性与潜在挑战

无论使用一手数据还是二手数据，其可靠性对国际关系研究质量都有关键影响。只有可靠的数据才能成为证据，证据是保存下来的足以支撑一个论点的数据，也是读者能接受的关于数据的有效陈述。

国际关系研究通过概念操作化确立指标，将抽象概念与经验事实联系起来。例如，使用国内生产总值这一具体指标体现一国经济实力，使用是否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一具体指标反映一国政治实力。但更多的情况是，对于何种具体数据能成为有效证据，研究者缺乏共识。例如，服务于一国卫生管理部门的流行病数据并不一定契合研究者的研究兴趣，如果前者公开程度有限，则它提供的数据有效性存疑。加之数据收集方法多样，每种数据来源或统计口径都有优势和缺陷。为确保数据准确有效，研究者应尽量收集具有独立来源的二手数据并进行相互确证，尽力做到对同一事实的多重证明。对于媒体资料的选取，研究者应重视事实报道而非观点性评论，避免价值立场影响事实判断。对于二手数据如何转化成证据，则需要对效度进行检验，即考察测量内容是否能真实反映相关概念的基本内涵。大数据时代为国际关系的量化研究带来了新的机遇，但政治信息具有隐秘性，这使得利用网络爬虫等数据挖掘方式检验理论也面临效度不高的挑战。

科学研究方法要求研究者在收集数据以及数据转化为证据的过程中保持程序公开、方法可靠，这在处理一手数据时尤为重要。数据收集者所处的社会环境与使用的激励方式会影响数据的可靠性。例如，在民意调查中，一位共和党的选民在接受访问时完全有可能隐瞒自己的支持对象，并且熟知民调问卷结构的受访者也可以策略性地回答以避免日后数据清洗过程中的“粗心应答检测”，调查员若将这些回答纳入样本，则会导致民调失真。纠正这一问题依赖于一线调查员“偏差的正常化”能力，但这种能力取决于调查员的经验、悟性与聪明才智，这种能力通常不具备可复制性。而在一手数据转化为证据的过程中，研究者不仅需要具备调查人员“偏差的正常化”能力，还需具备高度的学术自律。此外，社会科学中的大部分议题无法像自然科学一样通过实验实现变量控制，以观察型数据为主的国际关系研究亦如此。这也意味着国际关系研究普遍面临因果识别的难题，而从数据向证据转化过程中的失真则可能进一步加剧这一困境。因此，如何从数据转化为切实的证据，从证据转化为可靠的因果关系，始终是优化国际关系研究设计的重点。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与拉美未建交国关系研究”（24BGJ081）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湖北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研究员；山东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