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在贵州龙场悟道、讲学的山洞，后被称为“阳明洞”施钱贵 / 摄

半月谈记者 萧海川

长期以来，“儒家思想在中国，但儒学研究中心不在中国”的尴尬局面困扰着中国国学界。在“儒学与现代化不相容”等成见盛行之下，“文化保守主义”一度是扣在儒学研究者头顶的沉重帽子。如今，时与势发生着历史性变革，世界儒学研究格局出现深刻变化，儒学研究中心正在向中国回归。一批海外知名儒学研究专家，如杜维明、安乐哲、贝淡宁等，已长年驻扎中国开展研究；与此同时，中国本土学者的儒学研究方兴未艾，成果累累，不断角逐并引领一度失落的话语权。

儒家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儒学研究中心向中国回归背后彰显文明自觉、文化自信，体现出中国学者群体致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雄心与底气。

福建武夷山九曲溪畔石壁上的“逝者如斯”朱熹摩崖题刻 姜克红 / 摄

儒学研究中心正在向中国转移和回归

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近期联合印发的《面向2035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指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扎根中国推进理论创新，创新研究方法手段，加强创新平台建设，构建有效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学术体系。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文史哲》杂志主编王学典表示，用大历史的眼光来看，凡世界政治经济发生结构性调整时，思想文化格局无不连带发生同样的结构性变动——一国综合国力之壮大，一国学术也将获得更大的话语权。“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这一历史性变迁必定会推动中国学术掀开新篇章。”

世界儒学研究格局正出现深刻变化，集中呈现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儒学研究正在形成，顶尖学者陆续汇聚中国，高端研究平台成功搭建。

儒学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数千年积淀下来的文化心理结构以及相关风俗习惯，始终存活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因此，较之西方学界，中国本土的儒学研究更能够把儒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来对待。

王学典认为，当今具有中国特色的儒学研究，既包括指导个人生活和基层伦常的家庭儒学、社区儒学、乡村儒学等，也包括更具宏观旨趣的“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儒学社会科学化”等探索。后者具有角逐国际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权的远大抱负。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儒学研究界的成果产出出现爆发性增长态势。”王学典向半月谈记者介绍，从儒学起源到早期儒学，从汉唐经学、魏晋玄学到宋明理学、清代朴学，从孔子、孟子、荀子到董仲舒、朱熹、王阳明，从先秦思孟学派、稷下学派到宋代新学、关学、朔学、蜀学，以至明清实学、心学……相关研究成果覆盖了儒学史上的各个知识点，尤其是各个关节点，都正在被深耕细作，许多固有认识被不断刷新。

譬如，一度盛行的“儒学与现代化不相容”观点，正在被不断矫正。20世纪初以来，儒学在中国主流思想界被贴上了“守旧落后的文化根源”的负面标签。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著作中所展现的“儒学与现代化不相容”观点，令许多学者在缺乏深入研究的情况下便对儒学嗤之以鼻。这实际上是一种不健康的学术生态。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孔新峰说，相较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蜂拥至海外研究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古典学术，如今世界范围内的顶级儒学研究者纷纷应聘至中国工作，其中包括且不限于杜维明、安乐哲、贝淡宁等海外名家。

对学者曾热衷到海外研究中国古典学术，王学典认为背后有其特殊的文化环境与心理动机。一是当时儒学研究并未完全脱敏。即便已出现高扬中国本土文化意识的书籍，但“文化保守主义”仍是一顶沉重的帽子，对国内儒学研究带来有形无形的限制。二是当时一批海外标志性研究成果进入中国，直观显示了“儒家思想在中国，但儒学研究中心不在中国”的尴尬局面，国内学者自然希望跻身学术主流和高地，加上出国访学机会增多，便热衷到哈佛燕京学社等机构研究中国古典学术。三是学术界第二次学术大转型中“西化”氛围浓厚，国内部分学者抱有一种到海外镀金以示踏入学术主流的内心冲动。

在祭孔大典上诵读儒学经典 郭绪雷 / 摄

刷新传统与现代的刻板印象

2019年8月正式成立的尼山世界儒学中心，被视作继1984年设立中国孔子基金会后最具标志意义的传统文化振兴之举。学者认为，这一全球儒学研究传播实体平台，承接着世界儒学中心向中国回归的态势，终结了儒学研究中心长期悬于海外的局面。

凡此种种，让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关于“人类的未来在东方，中华文明会成为世界的引领”的预言，一点点走向现实。王学典认为，与世界儒学研究中心向中国转移的趋势一致，儒学传统在当今中国的现实生命力正在得到国际学者认可。

美国学者罗思文出版《反对个人主义：儒家对道德、政治、家庭和宗教基础的重新思考》，试图从中国儒学视角批判超越在当今西方居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在这本著作中，罗思文用了3章的篇幅，多角度论证个体主义是站不住脚的，并认为在构建社会伦理共同体方面，儒学传统中蕴藏着更好的选项。他所提出的“角色德性”概念对当今中西学界的儒学研究启发甚大。

2016年，加拿大学者贝淡宁《贤能政治》一书付梓。在贝淡宁看来，贤能政治更适合像中国这般规模的社会组织。中国的成功发展，让中国式贤能政治成为西方学者祛魅自由主义的一把利器。

美国学者安乐哲在《儒家角色伦理学》一书中认为，当代西方有必要进行“超越自由主义”的“第二次启蒙”，并判断“未来一二十年内，儒学在世界的地位将上升至前一代人无法想象的高度”。

“东方和西方，原是地域上的差异，但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差异变成一种关于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差异性观念。一些人以为东方往往倾向于传统、旧派、保守，西方则代表了现代、新锐、变革。这带来了严重的误判，认为东方的文化出路在于遵循和重现西方的规范和榜样。”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副组长许江说，今天的中国精神，已摆脱了这种关于东西方的双向误读。中国精神既包括自身源远流长的伟大文化传统，也包括在当下本土生长生活的创生之力。

孔新峰认为，科学合理构建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中国离不开世界儒学研究的国际智慧；深度推动世界其他文明和儒家文明的圆融贯通，世界儒学研究同样离不开中国。

让哲学说汉语，“汉语哲学”勃兴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作为现代学科的哲学，源于西方。所以来自西方的哲学常被视作具有普遍性，中国的哲学被当成‘在中国的哲学’。这就像中国探索现代化道路时，被理解为学习乃至模仿西方一样。”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院长刘森林说，随着当代中国的伟大变革，具有中国气派的“汉语哲学”勃然而兴。

今年3月，北京大学正式成立汉语哲学研究中心。这一中心以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研究所为依托，围绕汉语哲学的基本问题和方法，展开全面和深入的理论探索。2017年，山东大学成立“文化融通与汉语哲学创新”平台，这也是“十三五”山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平台之一。

除了以汉语哲学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机构不断增多外，这种勃兴还表现在以汉语哲学为主题的研究项目数量显著增多、以汉语哲学为关键词的高质量论文不断涌现、以汉语哲学为核心内容的学术研讨会类型日益丰富、以汉语哲学为论域的研究体系愈发完善等方面。

刘森林认为，汉语哲学是从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出发，立足于中国思想资源和表达形式，来回应人类普遍的哲学问题，特别是对现代性问题的哲学求解。汉语哲学努力让哲学说汉语，不仅是指哲学的表达形式，更是展现中国道路沿途的重要发现，是中国精神的哲学提炼，也能帮助研究者洞见西方哲学标准范式的终结。

“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史、哲不分家，这跟西方传统哲学与文学的关系一直较为紧张迥然不同。不同文化传统中的哲学思考，不一定要局限在西方哲学所界定的范围内。”刘森林表示，汉语哲学将拥有更大的学科融合视野，也会跨越更多学科藩篱。

孔新峰表示，中国政治理论乃至中国政治哲学研究者正成为汉语哲学兴盛的生力军。研究者们需从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实践及世界政治发展变局中形成问题意识，以中国传统、中国实践、中国问题作为学术话语建构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提炼具有中国特色、世界影响的标识性学术概念，从“贤能政治”“德性政治”等概念、命题、范式出发，探索搭建既具中国立场风格，又能与国际学界对话的新型政治学基础理论体系。这种探索理应成为汉语哲学发展壮大的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