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历经近5年的考古发掘，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小徐村西的齐故城小城西门外建筑基址群，被认定为稷下学宫遗址。
关于稷下学宫的性质，有学者认为它是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举办的高等学府，但也有学者不认同这种意见，认为中国古代的早期大学是辟雍太学体系，稷下学宫的主要功能是战国田齐时期的政治智囊、咨询机构，教育只是它的衍生、附属功能。
最近，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吕文明提出一个崭新观点：稷下学宫可能是齐国的泮宫。这给稷下学宫是大学的判断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
泮宫：古代诸侯国的大学
据西汉礼学家戴圣的《礼记·王制》所述先秦教育体制：“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痈，诸侯曰頖宫。”“辟痈”即“辟雍”，“頖宫”即“泮宫”，古代通假。
三千多年前，周朝在京都城郊建起一所园囿，用于教育贵族子弟，这便是我国史料记载最早的大学——辟雍。辟雍中央为高台建筑，四面环水，前门外有便桥，所谓“如璧之圆，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辟雍受到国家最高关注，天子来督学执教，并在这里举行仪礼，接待诸侯外宾。辟雍的开学典礼非常隆重，天子亲自带领百官到场主持，少年行敬师之礼，表学习的诚意和决心。随后数年中，学生在这里学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意在培养文武全才。除在中央所设的辟雍，各诸侯国也都设立了类似的学府，建筑形式三面环水，称为泮宫。
《礼记》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选集，书中内容主要写先秦的礼制，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编选成书以来，受到历代学者的关注。稷下学宫是不是齐国的泮宫，这件事很重要。因为，既然先秦时期诸侯国的学府是泮宫，如果稷下学宫被证实为泮宫，那稷下学宫的学府身份就明晰了。
稷下学宫是变化和发展了的泮宫
吕文明认为，稷下学宫可能是变化和发展了的泮宫。他认为，田齐政权在获得周天子承认后，为提防姜氏势力而在远离姜齐宫室的大城西南角修建小城，泮宫作为国家培养和储备人才的重要平台，也必定在统一规划之列。而从春秋末期开始，学术与政治分野，姜齐时代由啧室之议而开启的议论之风，此时逐渐转向学术，在齐国形成较强的学术风气，这种风气在泮宫中与教育功能融合到一起，遂形成战国时期稷下百家争鸣的景象。
吕文明认为，稷下学宫与泮宫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学生来源和教育方式不同。此时来稷下学宫学习的不仅仅是齐国的贵族子弟，还有许多来自齐国以外。在齐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兼容并包、招揽人才政策的感召下，许多学问家带领弟子来到位于稷下的泮宫。孟子曾有“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战国策》记载田骈有“徒百人”，他们虽然不是专门为培养弟子而来，但弟子在他们辩论的过程中也受到启发，这样的教育方式与此前的贵族教育已全然不同。《管子》中有《弟子职》一篇，记弟子事师、受业、馔馈、洒扫、进退之礼，是一份真实、完整、宝贵的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教育史的文献，郭沫若认为“当是齐稷下学宫之学则”。《弟子职》既显示出稷下学宫具有教育功能，同时又可以看出受教育的对象已经不是纯粹的贵族。
关于当时的国家教育体制，吕文明认为，春秋末期开始兴起的私学教育和地主阶层的发展，对原有的官办教育体系形成巨大冲击，所以，此时的大学进一步与国家政治联系起来，成为政治教育相结合的官办机构。因此，稷下学宫不是一所完全意义上的大学，它不注重教师对学生的培养教育，只是由先生带着一群学生来到稷下学宫，主要是宣扬自己的强国治世思想，其着眼点并不在培养学生，也没有固定的教育模式，只是一种定期的学术集会活动，正如西汉刘向《别录》所载：“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稷下学宫为战国时期各学派的学者提供了学术交流与争鸣的平台，同时兼有教育和培养学生的功能。从这个角度来看，稷下学宫可能就是变化和发展了的泮宫。
稷下学宫为泮宫的可能性很大
对于“稷下学宫可能是泮宫”这个判断，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任相宏认为“有这种可能”。他认为，稷下学宫从建筑形状和体量上比较像学校，齐故城小城西门外建筑基址群，为成排成组宫殿式建筑，至少有4排，很规范，年代差不多，有围墙，墙外是护城河。稷下学宫的位置也像学校的位置，整体相对独立，不在大城，也不在小城，这群建筑的东墙是小城的西墙，实际又是小城的一部分，小城连着大城，很明显，当初这群建筑是和小城一起规划建设的，在护城河内而临近护城河，三面环水，符合泮宫临水的设计规范。
还有几位专家也曾猜测稷下学宫和古代高等学府的关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王书林认为，稷下学宫发现的环壕遗迹可能和辟雍、泮宫存在一定的关系。成排分布的长条形建筑基址东西面阔长，南北进深较小，应不是规模较大、具有仪式功能的建筑，而是具有很强实用性、能长期使用的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