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到樊丽明教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则她为人低调，不愿在媒体上露面。二则她公务繁忙。作为山东大学的副校长，她负责全校的本科教学、基本建设、财务管理、基金管理、 校董会以及继续教育与网络教育等，行政工作颇多。

    　与此同时，樊丽明还始终坚持在教学一线，每个学期至少为博士生或硕士生们开一门课。目前，樊教授带着三个年级的 9 个博士生和更多的硕士生，这学期她开的课是《西方财政学专题研究》。樊丽明198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之后到中南财经大学读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1986年，山大新上财政学专业，急需人才，樊丽明调回山大执教。 从普通教师到系副主任，到经济学院院长，2003年，樊丽明升任山大副校长。在这期间，她读完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到美国杜克大学做了半年访问学者。

  　  樊丽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税收基本理论、公共品供给、地方财政运行及公共政策等领域。其中，对于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她首次系统分析了 GDP总量、统计的 GDP、可税GDP、GDP的产业结构等不同层次的 GDP 以及税收漏损率对税收数量的影响，详细阐述了税收调控与税收中性的辩证关系以及税收调控的局限。对于公共品供给，她系统研究了政府供给、市场供给和自愿供给三种方式的运行机理、作用边界及相互关系，对中国公共品市场供给和自愿供给进行了实证分析。她对地方财政收入制度和支出结构缺陷及成因，地方财政债务风险及防范等问题的分析，引起国内同行的广泛关注。以大量实地调查为基础，她还在全国率先得出大口径税负过重、 小口径税负偏轻的结论。

    　做学问，樊丽明讲究四个字：“顶天立地”。“‘顶天’就是时刻追踪专业领域研究的最新进展；‘立地’就是密切关注现实。”樊丽明解释说。

   　 正是基于这样严谨而务实的治学态度，樊丽明教授每年假期都要抽出时间，亲自带领学生进行社会调查，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她的重要研究成果《中国公共品市场与自愿供给分析》和《中国地方财政运行分析》，分别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和三等奖。

    　采访中，樊丽明还就一些当前热点问题回答了本报的提问。

   　 问：北京连续出现新“地王”。通过土地招拍挂制度，地方政府推高了地价。高地价带来高房价，高房价又反过来助推高地价，如此形成恶性循环。有人呼吁，必须改变当前的土地财政政策，才能从根本上遏制高房价。如果不让地方政府卖地，如何解决地方财政问题？

   　 答：地方财政问题的关键在于地方政府事权与财力的不对称，解决地方财政问题可以从事权与财力两个角度入手。一方面重新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事权责任，有些事权责任（比如基础教育和公共卫生）可以由中央政府来承担一部分。另一方面，建立中国的地方税体系，增加地方政府收入来源；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实现事权与财力的匹配。

   　 问：物业税目前正在全国“空转”，实征是不是迟早的事？

   　 答：从西方国家的实践来看，物业税（或称财产税）是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中国要建立完善的地方税体系，物业税比较适合成为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 但物业税的开征是一个复杂的工程，需要涉及到土地制度、政府预算管理体制等相关制度的调整。

   　 问：您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是农村公共品供给，认为当前农民需求强烈但政府供给主体缺位，农民满意度较差的主要问题是农村社会养老、农业科技信息服务和农村金融服务。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答：这是我们组织学生进行入户调查之后的结论。农村社会养老需要政府承担相当的责任，目前正在进行试点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改革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至于农业科技服务，需要进行性质的区分，政府应主要承担公益性和基础性的科技服务，而营利性的科技服务完全可以交由市场或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来完成。农村金融服务，需要打破现在的垄断局面，同时适当鼓励非正规金融的发展。

    　问：当前猪肉价格一降再降，农民养猪已无利可图。这个问题是否也在农村公共品供给范围之内？

   　 答：从纯技术角度讲，猪肉是一种私人品。但从农业产业发展的角度讲，政府需要发挥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在信息、技术等方面，这属于农村公共品的范畴。

    　问：中国农村的城市化是否必然？谁将主导这个过程，是政府还是农民自身的力量？什么样的模式可以让我们尽可能少走弯路？城阳模式、诸城模式、马桥模式之外，是不是还有更多的可能性？

    　答：都走城市化的道路可能不现实，城镇化或许是主要方向。城镇化的过程需要政府与农民的共同努力，政府需要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并严格按照规划进行发展，避免频繁变动规划，有助于少走弯路。至于城镇化的模式，恐怕不止这三种。只要是适合本地实际，能得到当地农民支持和拥护的，都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