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退出新一届学术委员会,把学术事务上决策的权力交给专家教授等学术权威。徐显明说:“行政权力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和侵害了学术和民主的权力。我退出学术委员会,就是希望能给学术更大自由,推动行政权和学术权分离。”(4月8日《京华时报》)

　　校长退出学术委员会并非山东大学的首创,去年底媒体就报道过华中师范大学校领导集体退出学术委员会的消息。这一举措对于高校“去行政化”的作用如何,作为当事人的大学校长有着比我们这些局外人更为清晰的判断。在徐显明看来,“要想真正实现大学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分离,需要一个过程,而非一件事、一个文件就能做到。”华中师范大学校长马敏当时也认为,这项改革只是局部突破,目前刚开头,也不够彻底。

　　诚如上面两位校长所言,大学“去行政化”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需要有完善的顶层设计才能实现。我们知道,“去行政化”的关键在于实现“教授治校”,即必须实现行政和学术的完全分开,学术的问题只能由学术共同体按照通行的学术规范和行为准则来共同决定。也就是说,在“去行政化”的语境下,学术的问题其实要完全在一个宽容、自由、理性的氛围下解决,每个人既是监督者,也是被监督者。

　　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当前大学的学术委员会,恐怕很容易就能检验出其“去行政化”的成色。当下高校的学术委员会,与其说是一个学术自治的共同体,倒不如说是一个学术行政机构,其生成的土壤、运行的机制和解决问题的方式,都带有强烈的行政化色彩,对上不能抵御行政权力的干涉,对下不能完全遵循民主科学的程序来决策学术问题,这种依然围着行政化转的“去行政化”,对于高校真正的“去行政化”来说意义有限。　北京　志灵　读者来源法制网——法制日报)

http://news.sohu.com/20110409/n28019745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