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蔡德贵

　　简介：

　　蔡德贵先生，1945年6月出生于山东招远，现为山东大学教授、巴哈伊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和东方哲学、宗教，曾任《文史哲》、《孔子研究》主编。主要著作有《十大思想家》(合著)、《秦汉齐学》(合著)、《修身之道》、《阿拉伯哲学史》等，主编有《东方著名哲学家评传》5卷、《阿拉伯近现代哲学》、《世界哲学家词典》、《东方思想宝库》、《中国儒学年鉴》等多部作品，发表学术论文140余篇。

　　阅读提示：

　　■人类起源是一元论，人类文化进化是多元论，人类的最后归宿是大同论，会走向全人类统一。

　　■要处理自己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可以称之为天人关系；要处理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关系，可以称之为人际关系或者社会关系；要处理自己思想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可以称之为心身关系。这些关系处理好了，一个人在社会上就会被人尊敬，就是会做人。

　　■孔子用“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奠定了义利关系的基础。在义利之间，就价值地位说，义高于利；就价值比值说，义重于利。在进行价值选择的时候，合义的利可取，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也可以去干。不合义的利则坚决不取，把它看作眼前浮云。经过后来儒学家的发扬光大，儒家在价值观上基本定型为“先义后利”、“以义率利”的义利观。

　　不同文化造就不同道德认知

　　人类起源是一元论，人类文化进化是多元论，人类的最后归宿是大同论，会走向全人类统一。科学界发现，人类最早的遗骨，是产生在440万年前的埃塞俄比亚，而走出非洲是在78万年前，这是科技界已经取得的最新研究成果。复旦大学的科学家也证明中国人是从非洲走出来的，和非洲人具有同样的基因。因为最先走出了埃塞俄比亚，所以埃及文化成为全球最早成熟的文化。后来的人类又不断前行，形成了众多的文化体系。全世界到底有多少种文化体系？多者分为几千个、几百个，季羡林先生分为四个: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阿拉伯文化、希腊罗马－欧美文化。我进一步缩减为三个:筷子文化、手指文化和刀叉文化。

　　在筷子文化、手指文化和刀叉文化这世界三大文化中，筷子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以儒道互补为主要特征，强调的是合一自然的综合思维，注重的是“立”的文化。儒家的三“立”是正面的强调，立德、立功、立言是立，“三十而立”也是立，“己欲立而立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都是立。孟子所谓“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可夺矣”，为此儒家提出一套“为己之学”，以修身立命成仁为宗旨，造就一种圣人人格。《易·说卦》曰:“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到宋代的张载，把以前主体的“立”，扩大到客体的“立”，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立”的使命感、责任感扩大到天地万物。张载要给天地立秩序，为百姓求福祉，气魄宏大，无以复加。而道家则反面论证，通过告诉人“企者不立”(跂者不立)，不要弄虚作假，来证明要因循自然。因为自然是“独立而不改”的，有多高就是多高，踮起脚尖站立是不算数的。庄子则从另外的角度来反证，所谓“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这种立的文化，强调的是文化自觉，启发的是道德良知，实现的是人格完善。作为一种道德自律，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我们的文化缺乏的是对知识的探求，缺乏创造性，因此科技相对落后一些。而且我们的宗教文化一直比较弱，致使原先在孔子思想里具备的畏天、畏圣人之言的那种敬畏感，逐渐湮没在天人合一的人神不分的状态中。现在我们和基督教对话，实际上应该学习西方文化的那种求知和戒律。

　　手指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宗教文化，不论是印度的宗教，还是伊斯兰阿拉伯世界的宗教，不管是有神论宗教，还是一神论宗教，抑或是无神论宗教，其宗教一也。这种宗教文化形成的是一种亲证自然的辩证思维，强调人与外在世界的对立性，因此强调人必须有戒律，因为人类之外还有一个神灵的世界，神灵是人类的主宰。而戒律是神灵管理人类的法宝。

　　这样一种辩证思维使印度人、阿拉伯人特别愿意提出一种亲证自然的观念。印度的泰戈尔就特别提倡亲证自然的思想。所谓的亲证自然就是不要用言语来描述自然，而是要用心灵来感受自然。所以泰戈尔通过亲身亲证自然，提炼出来一句非常美的散文，叫做“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他认为那就是亲证自然才能够得出的一种境界。

　　这样，辩证思维就使印度人、阿拉伯人都喜欢自身的亲证自然。亲证自然的结果就是这两大文化圈的宗教精神最发达，这样和中国的综合思维方式所产生的人文精神发达这样一种文化，就有了区别。所以如果说中国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所形成的是合一自然派，那么印度文化和阿拉伯文化所形成的就是亲证自然派。这样就把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的共同点——亲证自然和中国文化的合一自然做了一个简略的区分。印度人和阿拉伯人除了亲证自然这一点完全相同以外，他们吃饭也都是用手指，用手抓，这个习惯完全一样。不管是什么样的饭，都要用一个大盘子各样都盛一点，然后用手指抓到嘴里吃。还要注意，印度人也好，阿拉伯人也好，他们用的都是右手，绝对不能用左手，左手有另外的用途；而且阿拉伯人和印度人如果和客人握手也绝对不能用左手，因为左手是不干净的。

　　刀叉文化是一种注重分割自然的分析思维的文化，从希腊罗马开始，向来注重对知识的探求，逻辑学非常发达，形成了一套严格的科学思维体系。英国哲学家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象征着西方文化对求知的执着。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几乎与用刀叉吃饭的同时，在西方形成了工业革命的高潮。那么透过刀叉，我们非常形象地看到，拿过一块肉来用刀子把它切开，切割的结果和思维方式也有了关系。从16世纪以后，西方人特别把古希腊的那些哲学家的逻辑思维发展起来，开掘出来，形成非常发达的分析思维。所以在思维方式方面，有的学者做比较，说西方人下定义，最头疼的是定义一。什么是一？他非得拿一把具体的椅子，说这个是一，一把椅子。然后开始分析椅子是由什么组成的——木头，然后分析有几块木头，然后再分析木头是粗纤维还是细纤维，然后再对纤维进行分析——分子、原子等继续往下分。他沿着一分为二、二分为四这样一种逻辑思维进行分析，分析来分析去的结果，那就是凡事他都要知道为什么。例如瓦特看到锅盖被蒸汽推起来，他就要问为什么，他最后分析来分析去就解决了蒸汽机的问题。牛顿看到苹果从树上落下来，他就刨根问底，就开始分析，分析来分析去，分析出一个万有引力定律。这种分析思维方式就形成了16世纪以后西方的科学精神的发达，特别崇尚科学，崇尚理性，而且由崇尚科学，崇尚理性发展到了今天西方的自然科学特别发达。由这种发达的自然科学所创造出来的物质文明，全球的人都是共同获益的。

　　西方文化后来吸收产生在东方巴勒斯坦沙漠的基督教文化的戒律，实现了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人管不了的，法律不起作用的，就让上帝的戒律来管。但是在西方，尤其在美国，宗教的作用往往被当做政治的工具，只是在总统就职仪式上宣誓的时候才用得着。

　　但是刀叉文化的弱点也显而易见，正如20世纪初，德国学者施宾格勒《西方的没落》所指出的，西方文化的分析思维，发展出发达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科学技术又促发了西方人征服自然和征服外族的野心，导致物质主义盛行，帝国主义蔓延。

　　做人须从修身做起

　　人生是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人要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处理各种各样的关系。要处理自己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可以称之为天人关系；要处理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关系，可以称之为人际关系或者社会关系；要处理自己思想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可以称之为心身关系。这些关系处理好了，一个人在社会上就会被人尊敬，就是会做人。

　　因此，人生在世，第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会做人。做人，就是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地认识和改造自己，自觉地进行自我完善的过程。贯穿在这一过程中的，就是做事和人际交往。做事和人际交往会表现出一种总体的生活态度，其主要表征就是人格尊严。人格尊严是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理想追求、道德观念、行为方式的集中体现。中国自古就有“做人难”的说法，处理天人关系难，处理人际关系难，处理心身关系也难。要学会做人，必须从每个人的修身做起。

　　修身之重要，中国儒家学者向来十分重视。唐代大臣张九龄将儒家的修身之道概括为四方面:正志虑，端形体，广学问，养性情。因为心志所思所虑不精，心思不一，就会喜怒无常，好恶多僻，修身也就会无所为主。只有持其志，深其虑，才能勤修致敬，而修身之本确立。容貌不肃，形体不端，颜色不恭，就会举动轻浮，辞气粗鄙，修身也就会无所为依。只有言行有法，行动时才会有规有矩。学问之重要，在于有操守而无学问，就会择而不精，语焉不详，而身之所不知求善，只有博稽众理，深识典文，那么什么可以效法，什么应该警戒，才能知道所以违者，和所以效者，而修身之鉴也就齐备了。涵养之重要，在于有识力而无涵养，就会行为多苟且之举，修身也就达不到纯美。涵养深厚，就能忍人之所不能忍，容人之所不能容，无偏无隘，修身就可完满了。

　　张九龄概括的四个方面，被宋代欧阳修简化为八个字:“内正其心，外正其容”。为了正心和正容，古代人想出了不少办法。明代徐溥采用“投豆法”。他从很小的时候，就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注意随时修养品德，积善除恶。他仿效古人，用两个瓶子装豆子，一个装黄豆，一个装黑豆。头脑里有善念，说善话，行善事，就在黄豆瓶子里装一粒黄豆。有恶念，说粗话，行恶事，就在黑豆瓶子里装一粒黑豆。开始时，黑豆多，黄豆少，他便不断扬善抑恶，慢慢地，黄豆与黑豆差不多了。日积月累行善，黄豆到底比黑豆多了。就这样，他一直坚持修己，就是官至华盖殿大学士，也没有忘记积善除恶，修身养性。

　　孔子把修身之道具体化为九个方面，称之为“九思”:看要考虑看明白，听要考虑听清楚，脸色要考虑温和，仪态要考虑庄重，说话要考虑忠实，做事要考虑认真，有疑要考虑请教，发怒要考虑是否有后患，看到可得的东西要考虑是否该得。“九思”要有“三戒”来配合。“三戒”是:少之时，血气未定，所以戒之在色；及其长大成人，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年，血气既衰，戒之在得，绝对不要贪得无厌。

　　在己与人、我与他的关系上，孔子的态度是: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想干的事，也让别人干；自己想达到的目标，也让别人达到；自己不想做的事，也不要让别人去做。1993年8月28日至9月4日，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议会大会上，6500名代表制定并通过了《走向全球伦理宣言》。会议上，人们对包括孔子所说在内的一些“金规则”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这些“金规则”包括: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基督教所说的“你不要别人对你做的事，就不要对别人做”，“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怎样待人”；伊斯兰教所说的“你们当中，谁若不想要兄弟得到他自己想要的东西，谁就不是信徒”；佛教所说的“在我为不喜不悦者，在人亦如是，我何能以己之不喜不悦加诸他人”；印度教所说的“人不应该以己所不悦的方式去对待别人:这乃是道德的核心”。在上述的“金规则”中，孔子只用八个字就把其他宗教所要说的话全说出来了。

　　透视这句话的表面，我们还可以明确地感受到孔子没有明确说出来的另一句话，那就是:“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八个字，应该成为一切伦理道德的基点。从小处说，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可以用这个原则。从大处说，国际之间的交往也可以用这个原则:你不想让别的国家欺负你，那么，你也不要欺负别的国家；你的国家在困难的时候，希望别的国家来援助你，那么，别的国家在困难的时候，你也应该去援助别的国家。以此类推，我们可以举出生活中的许多例子，基本精神都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几个字，可以使人宽容平和、善解人意、心地善良、助人为乐、胸怀坦荡、涵养高迈！也难怪积累了九十年丰富人生经验的季羡林老先生，非常动情地说:“能做到这八个字，到共产主义也不过这个水平。”

　　修身“双核”：诚心与去欲

　　修身也就是心性修养。心性修养的核心是诚心和去欲。

　　不必多加留意，我们都可以听到、看到身边所流传的美妙话语:心诚则灵、童叟无欺、诚招天下客……可见在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诚信一直作为民族精神的一缕血脉，代代相传，一直延续到今天。

　　当前社会状况的大方向是向上的，但是也有道德失控、水平下降，甚至所谓道德滑坡的现象。其原因很复杂，但其中有一条原因是大家都承认的:传统的价值观发生了动摇。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人的经济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由此引起的负效应是滋生了一些金钱至上、金钱万能的思想，人的价值哲学发生了变化，社会中于是发生了不少不良现象，如接受红包和回扣，乱收费，乱摊派，至于见危不救或者救人以前先讲价钱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这一切都与金钱有关，是拜金主义在作怪。

　　金钱果真那么重要？在义与利的天平上，到底应该往哪方面倾斜呢？修身在这方面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要明确价值观。在儒家的价值哲学中，一向认为人的道德价值高于物质利益。孔子用“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奠定了义利关系的基础。在义利之间，就价值地位说，义高于利；就价值比值说，义重于利。在进行价值选择的时候，合义的利可取，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也可以去干。不合义的利则坚决不取，把它看作眼前浮云。经过后来儒学家的发扬光大，儒家在价值观上基本定型为“先义后利”、“以义率利”的义利观。

　　儒家的这种价值观，在当今社会的应用，应该体现在两个方面:道德上的以义率利和经济上的义利双成。在道德上，价值标准不能只强调利，而必须导之以义。有了“义”的引导，利也可以在价值原则的规范之下达到“善化”。而在经济上，属于客观面的救世济民(如政法工商农医等)，不能不讲利，但也不能只顾利，而不要义，必须义利双成。

　　社会伦理状况的改善，在于社会成员个人道德水准的提高。而要使个人道德水准提高，就必须加强个人的修身养性。儒家的修养学说在今天仍然是有实用性的。

　　修身养性的关键是正确对待物质欲望。人活在世界上，首先需要衣食住行，必须满足人的一定物质欲望的需求，不满足，人就无法生活。需要是人类进行社会活动的初始原因，人类的第一个需要就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个需要满足了，新的需要又产生了，从而又引起为满足新的需要而展开的社会活动，新的需要的不断产生，就成为人类各种社会活动不断产生和发展的持续动力。而且需要还推动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产生和发展，在生产劳动中结成各种社会关系，在婚姻生育中结成血缘亲属关系。然而，人类为了需要的满足，既可以激发积极性，创造出人生的辉煌，也可以走向纵欲和贪婪，毁掉自己的一生。应该怎样去对待需要、对待人的物质欲望？是无限制地去追求物质方面的高层次享受，使饮食男女的欲求得到高度满足，还是控制欲望或者禁绝欲望？

　　宋明理学因为提倡“存天理，灭人欲”，而被指斥为用“理”杀人。人是不能灭欲的，灭欲就等于不让人有物质追求，使人无法活。所以禁欲说和灭欲说在现实社会中是行不通的。寡欲说和节欲说是可以提倡的。

　　孟子主张寡欲说。他的理论前提是承认人的食色之欲和求生的正当欲望，肯定生是人所欲，好色是人所欲，富是人所欲，贵是人所欲，欲贵欲富是人的共同欲望。既然人人都有追求富贵的欲望，那么，统治者要治理天下，就应当考虑到人民群众的正当欲望，使老百姓对生养死葬都没有什么不满，施仁政于民。

　　但是，人追求物质的欲望与社会的政治和道德原则不会完全一致，如果发生矛盾，该怎么办？比如，扭断哥哥的胳臂，抢他的食物，就得到吃的，不去扭断哥哥的胳臂，就不能得到吃的，那就去扭断哥哥的胳臂吗？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孟子认为就要考虑礼与食哪一个重要的问题。孟子主张，当欲与礼矛盾时，要用礼节制欲，生命与礼义不能兼得时，要毫不犹豫地“舍生而取义”。如果不这样，那就等于承认一切私欲都是合法的，从而使求生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为了使生之欲望和礼义兼得，孟子提出了“养心莫善于寡欲”的主张。人不做所不当做的，不想所不当想的，就是寡欲。通过寡欲，可以培养出一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独立于天地之间，使心不为物质所动，从而做一个“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寡欲用流行的话来说，可以叫做“抑制激情”。这四个字是一切值得称颂的人类品质的根基。事实上，这四个字体现了世界之光明，体现了人类所有灵性特征的坚实基础。这四个字是一切行为的平衡之轮，是使人类所有美德保持平衡的手段。因为欲望是使饱学之士一生的无数收获化为灰烬的火焰，是他们那日积月累的知识之海也无法熄灭的吞噬一切的大火。欲望会使人远离正义，步入危险而黑暗之途，追随激情与欲望只能使人堕入恐怖之海。

　　人类通过抑制激情和寡欲，最后能够做到:富足时能够慷慨，贫穷时不要失望。如果一个人在路经遍布黄金的河谷时，也能够视如浮云，毫不迟疑地直行而过，不屑回顾，这样的人才是真正抑制了激情、控制了欲望的人。如果一个人在遇到一个绝代佳人时，他的心灵丝毫不会被贪恋美色的阴影所吸引，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值得称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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