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传统文化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高校及科研院所的国学研究机构陆续成立；很多优秀学者走近公众视野，宣讲国学；国学教育不仅走进中小学生课堂，走进社区、公园，而且通过谜语大赛、汉字书写比赛、成语大赛等形式，走进了千家万户，形成了全国范围的传统文化热。但在复兴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也有学者看到了存在简单式灌输、快餐化学习，古典的教学内容与现代化的、西方的教学模式的不对应等问题。

　　最近，记者欣喜地读到徐超教授刚刚出版的《对联艺术》一书，不仅被其中的深厚内涵所吸引，而且感到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启发人们克服当前国学教育中存在的许多弊端和偏颇。为此，记者专访了徐超教授。

　　记者（以下简称问）：徐老师，祝贺您的又一力作《对联艺术》出版。《对联艺术》一书是基于什么考虑而撰写的？与当前的国学教育一定有某种关联吧？

　　徐超教授（以下简称答）：关于对联的思考，纯属私心所好，从来没有想到出版什么“著作”。本书不是研究对联的专著，而是引导传统文化爱好者了解对联文化、学习创作对联的读物。

　　问：从猜谜语、汉字书写、成语大赛等有关传统文化的电视节目普及效果来看，“参与”和“训练”似乎更能调动积极性，吸引大家的兴趣。

　　答：很长时间以来，我总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的文化传统，特别是文学和语言文字学传统，为什么会如此繁荣昌盛、经久不衰？我推想，这大概与源远流长的传统语文教育有关。最为典型的，要数六艺中“书”（其基本内容就是文字、语言）的教育和训练，以及后来大规模、普及性地持续了一千数百年的诗文教育和训练，其中又以“对课”教育和训练最为普及。对课也叫课对、属对，俗称“对对子”，就是对偶联句的教育和训练。我觉得，任何知识和能力都要通过学习的主体者亲自读书、研究和实践获得。

　　一次与儒学高等研究院杜泽逊教授闲聊，由尼山学堂学生的培养计划说到国学教育，二人的共识是：所谓“国学”，原本就含有实践、应用和能力的意义，绝不能停留在理论上，所以，培养人才一定要兼及能力的训练。谈到这里，我顺手从包里拿出刚刚打印好的一些文稿，没料到杜泽逊教授竟很感兴趣，随即从头到尾翻阅，重点部分还仔细听我讲解了一遍。谈到最后，他说：徐老师，这个东西可以做尼山学堂的教材，于是导致《对联艺术》的成书。

　　问：您刚才提到的教育和训练，古人似乎从启蒙教育时就注意到了？

　　答：这样的故事很多。清梁章钜在《巧对录》里有一段记载：说他在养病期间，喜欢课幼孙属对，以为消遣。当时他的孙子一个十二岁，一个九岁。一日晨起盥洗，便以“铜盆”命对，大的应声答“玉爵（入声字）”。又以“桑叶洗眼”命对，小的应之“杏花插头”，大的则应以“柳汁染衣”。值春分日，以“日夜分”，小的回答“风云会”。一日又以“牡丹花富贵”命对，大的答以“松柏叶长春”，小的一时语塞，恰巧邻家女孩听到，提醒说：何不答“枫树气萧森”？梁说，这些算不上是什么巧对，“而童稚天机、闺阁韵事，不忍过而辄忘”，因而记之。当然，这只是家庭内部的非正规启蒙教育，学校里的课对相对要正规、严肃，其方式也有很多。

　　这种教育和训练不仅在长期的科举时代得到普遍重视，就是延至近现代，也颇有一些教育家主张在青少年语文教育中推行。如蔡元培认为，对课训练“不但是作文的开始，也是作诗的基础”（《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著名学者陈寅恪更是身体力行，他在1932年清华大学新生入学国文考试中，竟出了个以“孙行者”为上联让学生对下联的试题。在大倡白话文的当时，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遭到了强烈质疑，他不得不出面解释,说此举除了可以考查考生是否能分清平仄以及词的虚实和应用之外，还能测验其读书之多少、语藏之贫富及其思想条理。

　　问：简单的“对对子”，内藏如此深奥的玄机？

　　答：语文教育家张志公对此阐述得较为充分。他说：“属对是一种实际的语音、词汇和语法训练，同时包含修辞训练和逻辑训练”，这种训练实践能够“灵活地把语法、修辞、逻辑几种训练综合在一起，并且跟作文密切结合起来”（《传统语文教育初探》）。

　　冰心《晚晴集·追念振铎》：“在大同，有一位接待的人员名叫屈龙伸，（郑）振铎笑说：‘这名字很有意思’……又大笑说：‘这名字可对张凤举。’（当时北大教授）我们大家都大笑了起来。”——“张凤举”、“屈龙伸”，可谓极巧极工：不仅“凤”与“龙”、“举”与“伸”平仄、词性都相对，就连姓中的“张”与“屈”也是平仄、词性相对——如此极巧极工的“对课”，谈笑之间脱口而出，足显功力！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不是一个人努力的结果，而是千余年来传统文化和传统语文教育的结果。对课训练提高了作文、写诗的水平，也为撰联打下了基础，大大推动和普及了对联文化，最终使对联成为我国特有的一门综合性艺术。

　　问：为什么说是“我国特有”的？

　　答：首先，从其基本修辞手段角度说，它将以包括平仄和谐为要求的对偶修辞发挥到了极致，是一种最具对偶意义的文学体裁和语言艺术。其次，它是汉字书法的艺术。最后，它又是常常附加各种民族工艺的艺术。可以说，对联是集诗文、书法、印章、装帧或其他相关工艺为一体的一种综合艺术品。

　　说对联为中华文化所特有，是说它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汉字文化圈里的一些国家也有，但那是源于中国，因为对联所用的“基本材料”是汉语、汉字。没有汉语、汉字，无论怎么组织文辞、安排文字，都不可能成其为对联。如有不信，请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把我们的对联翻译成外语试试，看哪一种“外语对联”能像这么回事！所以我说，对联是我国特有的一门综合性艺术。

　　从应用角度说，对联能在最大范围内满足各阶层人群日常精神文化上的需求，诸如欢度佳节、庆功祝捷、迁居贺寿、开张结业、婚丧嫁娶……差不多都用得上对联。而一些充满文化雅趣的对联更在士人阶层大行其道：自用可以明志，酬赠可以联谊，吟咏可以抒情，观赏可以广闻，可以用于布置书房庭院，可以用于美化山水园林。这种集汉字、书法、文学于一身的文化特点，又使它成为中国人特有的“舞文弄墨”的艺术，以至成了“上登天子殿堂，下登百姓草房”的艺术，成了文人墨客醉心、平民百姓喜欢的艺术，成了家家户户、各行各业的艺术。

　　雅俗共赏是对联的艺术功效，但从根本上说，中国人所以对对联如此情有独钟，还是在于它独有的民族文化特征及其内在品质,就是它集汉字、文学、书法和装潢于一身，能用极其精微雅致的艺术形式，来展现我们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

　　问：徐老师一番话语让我明白，“对联”可谓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

　　答：但在我们这个对联王国里，现在我们看到了如下两个不争的事实：一是精彩的新作越来越少，而不符合对联要求的则不少；二是遍布大街小巷的许多对联都是上下联位置颠倒的（不过，这大概也与从左向右书写的横批有关）。笔者曾为拙著写了《读联献疑》一节，专讲被我称为“不好的对联和不是对联的‘对联’”。其中的例子大多出自书家，甚至是“有身份”和“大名头”的，有些问题还是出现在专讲对联的文章里。虽然在新近几十年的联作活动中，我们也能看到许多优秀的联作和联家，从中依然能看到前代对联高手和传统对联文化的遗风，但就整个社会、整体水平而论，说“稍逊风骚”大致不能算过。

　　问：文化氛围与过去有天壤之别。

　　答：与旧时代比，我们的时代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更重要的现实是，我们已经失去了持续数千年的那种文化背景，旧时代那种极其普及的启蒙教育和训练模式更无复见其踪影。尽管如此，我们数千年来的文化血脉却是永存的，那个光辉灿烂的文化宝库是永存的。杞人之忧是，我国极其厚重的对联文化资源还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认识，更没有得到充分挖掘和利用，而一些地方却仍不停地在“挖掘”浅薄文化。浅薄文化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而厚重文化则会给人以高雅向上的精神熏陶和享受，尤其能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我们要做的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努力挖掘、整理和传播那些经典文化、精英文化。

　　问：文化教育工作者、学者可以做些什么？

　　答：比如，我国古籍保存、社会流传和遍布全国各地名胜古迹中的极其丰厚的对联文化有待我们进行全面的整理。再拿眼前很热的旅游景点文化建设来说，一方面，我们可以切合新旧景点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内涵，为其选题传统优秀名联，更要力求创作更多的富有时代特色的新联，创造全新的对联文化环境。我们还可以努力创造条件，用不同方式普及、传播对联文化，提高大众的欣赏水平。我们希望在建设文化强国的时代，能进一步重视本土珍稀文化、高雅文化在传承中的保护，在保护中的传承。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里，我们尤其应该重视向世界传播一个原汁原味的国粹文化。

　　总之，在世界上唯一的对联王国里，在宣传和传承对联文化方面，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我的企盼，是在这方面能有更大的进步，至少不能让对联文化在我们这一代没落。

　　问：我注意到，您的《对联艺术》一书包括对联概论、对联欣赏、自撰联释例、自集句联选例、对联与书法、自书联选例等部分，其中自撰联释例、自集句联选释、对联与书法等章节，包含许多您自己的创作实践经验，尤为珍贵。

　　答：由于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我从小到大乃至今天，都没有得到过写近体诗或对课之类的训练，更不敢随意写近体诗。虽然也很喜欢对联这种艺术形式，但精力长期都用在专业教学和相关研究上，很少想起要主动创作对联，零散的联作多是出自应时之需。估计目前写对联和想写、想学写对联的人也像我一样，一般都是业余爱好。这样，我的创作体会就有了广泛的意义，就是我的“现身说法”可能对初学者更有好处，比起学习那些只能作高山仰止之叹而难以企及的经典对联或对联论著来，拙作或许更切实用。

　　创作之外，我还特别提到合理改造旧联，初学者也可以由此入手，书中有实例说明。这里要说一下，改造旧联是为了切合目前新用。为了使主题更加显豁，有时可以加款文予以解说。如笔者近日为山东大学学人大厦题写的门联就是对前贤旧联略加修改、调整而成。联云：

　　春华秋实学人种，义路礼门君子居。

　　“春华秋实”是常语，但其深层意义人或不尽知。为便读者，我加了如下款文：

　　北齐颜之推云：“学者犹种树也。春玩其华，秋登其实。讲论文章，春华也；修身利行，秋实也。”的是精论。

　　颜氏语见《颜氏家训•勉学》，它阐述了文章学问与修身践行的关系。加上这段款文，对读者理解“春华秋实学人种”起了很大的作用，有利于传统文化的宣传和普及。“义路”，《孟子•告子上》：“仁，人心也。义，人路也。”《万章下》:“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 又《论语•子罕》：“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由春花而秋实，由义路而礼门而君子居，为学之登堂入室之序，正与春播种、秋登实之因果秩序相应。上联明嵌“学人”之名，下联“君子居”暗切“大厦”。

　　这里还想说，有时旧联其实也可以全盘照搬，但同样应考虑加款文点明新题的特别含义。如山东济南商河县新近修建了一些文化景点，其中有一个景亭一个。商河古称麦丘，曾有一个关于治政理念的故事流传至今。故事见于《韩诗外传》和《新序》，故与一般的民间传说有不可同日而语的意义。因为我为附近另外一处景点题写了“麦丘三祝图”（大理石风景墙，上刻麦丘三祝人物故事图），故此亭我定名为“三祝亭”，亭下楹柱宜题写对联。但题写什么对联很让我犯难：如由我自撰，可能便于在联中说清“三祝”的故事，但难度很大，于是想到改造旧联。斟酌中见到清张问陶的一副集古联：

　　善政得祥，气应时雨；

　　养贤致福，禄若阳春。

　　张问陶，号船山，清代诗人，曾任莱州知府，有德政。此联为集古语而成。《易林•大有之旅》：“麒麟凤凰，善政得祥。”《韩诗外传》卷八：“（凤象）五彩备明，举动八风，气应时雨。”《易林•坎之小畜》：“尧舜仁德，养贤致福。”同书《讼之革》：“皇帝建元，文德在身。禄若阳春，封为鲁君。”虽然作于清代，但与我的“寻寻觅觅”相合，竟至无异于专为“三祝亭”而作，于是我当即决定题写此联。但为了把麦丘三祝的故事向读者、游人说清楚，我加了如下款文：

　　齐桓公田于麦丘，得邑叟三祝。桓公称善，御以归，礼于朝，助成霸业。所谓“三祝”者，实为宝民、重贤、善听之谏也，体现了儒家治政的基本理念。麦丘即今之商河。新近建亭，余命名为三祝亭，并题其额，复录清莱州知府张船山集联以咏其事。

　　这就把麦丘三祝的故事、意义以及对联的来龙去脉及含义说清楚了。我觉得，这种做法值得一试。有趣的是，这副作品一位是给商河县用，考虑到受众面，我写的是行书。后来我尝试用金文写了一副，在去年年底的一次展览中，这副金文作品竟被一位很喜欢的人偷走了，至今没有破案。——这说明这种东西还是受人喜欢的。

　　问：呵呵，有意思。徐老师关于对联与书法的论述也极为精辟。

　　答：与书法联姻使对联找到了自己最佳的生存发展方式。是书法成就了联语，并将它推向辉煌，推向极致。因为它体现了中国人的文化传统，适应了中国人一种高尚的精神文化追求。其精神追求的极致，就是给语言、汉字和汉字书法甚至赋予了超自然的力量，对此，我都力图作一点分析、探讨。

　　问：见到第八章中您书写的30余副对联墨迹，有金文，有行书，都很精彩。

　　答：呵呵，谬夸了。也多是临时尝试创作的“急就章”罢。上一次你说道，无论是我创作的对联或集句联（也包括《对联艺术》中的名联欣赏），其文辞是以国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文学形式是对联，是浓缩了的格律诗，是袖珍式的经典文化。书法是雍容典雅的金文，也是典型的庙堂文化。款文则是常用的行书。这样的作品明显更能兼容和表现丰富的文化信息，更能集中显示传统文化艺术的震撼力，也更能体现我心目中对“集美艺术”的追求。当然，这些都是表现我的一种追求，未必已经做到或做得很好了；只是我的态度永远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会不断地努力。（新华网山东频道7月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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