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前世”与“今生”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被誉为“历史学的奥林匹克”，从1900年在巴黎召开第1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开始，迄今已历114年，举办了21届。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发端于欧洲，它的发展过程无不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它与西方史学相向而行。20世纪前期（1900—1950）是它的创立时期，其时举办地不出欧洲，而会议主题多是政治军事史，深受西方传统史学的影响，烙有“欧洲中心论”的印记。其间又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每五年一届的大会就很难正常举行。这一时期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只是地区性的，说不上是一个名实相符的“国际性”会议，这一时段可称为“草创阶段”。从第9届巴黎大会至第17届马德里大会（1950—1990），这40年中共召开了9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从各届大会的情况来看，国际史学发生了明显而又重大的变化：从内在而言，由于史学自身的变革，现当代西方新史学不断发展壮大，如日中天；从外在而言，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会上也听到了中国历史学家的声音，尽管这种声音还很微弱，但从此开通了东西方史学之间交流的渠道。1995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第18届大会，由此开始，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步入了“国际化时期”，举办地已“跳出欧洲”，延及北美，至亚太，直至第22届落户在中国。每届大会在议题的设置上，彰显出史学国际化的趋势，它对各国各地区史学的发展及其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

　　进而言之，了解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前世”与“今生”，对中国历史学家而言，犹如为我们开启了一扇窗，不仅可以瞭望到西方乃至世界各国史学的发展变化，而且可以为中外史学交流搭建一座桥梁，这对志在走向世界的中国历史学家来说，非凡意义不言而喻。

　　中国历史学家的“不了情”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之关系，在现代中外史学交流史上，写下了浓重的篇章。回溯这段历史，可以见到域外史学之绚烂，显现现当代国际社会之纷繁，由“他者”而可窥探现代中国史学之业绩、之变革、之坎坷，虽则它只是一个缩影。

　　其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最初二十多年里的流程，乃是西方历史学家的“自娱自乐”，谈不上对外部世界有多大的影响。引发国人的关注，最早是报人黄节对第3届大会（1908，柏林）的报道，次之是1923年《史地学报》对第5届大会（1923，布鲁塞尔）的报道，再后是1928年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1926年成立，是大会闭幕后的常设机构，运作各项活动，以下简称“国际史学会”）邀请我国参加是年8月在挪威奥斯陆召开的第6届大会，但当时中国有关方面的回答是“暂不派人出席”，将要打开的这扇窗又被关上了。

　　1936年末，时任国际史学会主席田波烈（现通译为哈罗德·泰姆普利）应邀访问中国，其行务实，其言恳切，他期待“中国应带着复兴的民族文化面向世界”与“走向世界”，感动了中国史学界，并促成了胡适临危受命，于1938年8月参加了在瑞士苏黎世召开的第8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会上，胡适报告了论文《新发现的关于中国历史的材料》，首次让西方学者听到了中国历史学家的声音。随之，国际史学会开会通过并接纳中国为新会员。关于此次胡适与会，在学界诸多的胡适研究论著中，均未置一字。这是一页被尘封的历史，在中西史学交流史上，尤其是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关系史上，却很重要，不可遗忘。

　　此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因二战爆发而暂停，直至1948年国际史学会才重新恢复活动。与此同时，中国因战乱与国际史学会失联。1949年新中国成立，现代中国史学“重新定向”，苏联史学长驱直入，而对西方史学却采取了“封闭”与“排斥”的态度。直到1980年，中国历史学家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第15届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召开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断了42年之后才又相互连接。

　　1980年5月，国际史学会主席厄尔德曼应邀访华，他的“如果中国不是国际史学会的成员，国际史学会就失去了‘国际’的意义”这番话，再次让中国历史学家感受到40多年前田波烈到访时的那般真情，这就迅速促成了1982年中国重新入会，1985年正式组团参加在斯图加特召开的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此后，在马德里、蒙特利尔、奥斯陆、悉尼、阿姆斯特丹，五年一次，在会上都可以见到中国史学家活跃的身影。在史学这座人类拥有的共同的精神家园里，借助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这个平台，不分中外，取长补短，相互借鉴，彰显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重要性。

　　中国史学家，准备好了吗？

　　为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申办成功，中国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申办成功后，中国史学会和承办单位山东大学为会议成功举办又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这届大会设置的各个环节中，关于中国的议题都可圈可点。开幕式的议题题名“自然与人类历史”对当今人类共同关心的话题作出了正面的回应。“主题报告”有5场，首场是中国史学会的“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其视界宽宏又大气非凡。在30场的“专题讨论”中，中国占了3席，分别题为“从马背到太空”、“世界博览会史研究”和“宗教研究对于理解古代史的作用”。在余下的“联合讨论”、“圆桌会议”等环节中，中国也将无一缺席。

　　盘点以往，规划未来，为了这届大会的圆满成功，作为东道国与举办地，还有许多的工作等待我们去做。为了让世界了解中国，进而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史学，中国历史学家们任重而道远。“中国历史学家们，准备好了吗？”这一呼唤不仅回响在此次百年一遇的文化盛典中，而且将长久地回荡在中国历史学家的心中，这是中国历史学家的时代责任，更是中国历史学家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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