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很多人在怀念80年代。那时候知识分子高喊: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现在则成了:问苍茫大地,我的工作在哪里?功利主义笼罩在学校上空,而80年代校园沉浸在理想主义的状态里。80年代的精神内核“家国情怀”,也是近二十年来流失最严重的。
文/王学典
粪土当年万户侯
2014年,是中国孔子基金会成立30周年。还有一个很大的时间节点,那就是80年代的“文化热”发生在1984年,距今也整整30年。
当时的“文化热”,体现在反传统、反儒学,反对当时被称为孔孟之道的东西。那时候“文革”刚刚结束,是一个思想开放的时代,包括我这一代人都认为,儒学要为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负责,更要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落后挨打负责,这是当时占主流地位的一个想法,因为它强调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强调一方对另一方的绝对统治。而在当时,西方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完全引进来了,再加上自身的变革和面对“文革”的反省,这几层因素叠加在一块儿,青年人迫切要求解放,反对等级观念。
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现在的大学校园有比较森严的等级关系,各级管理者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体系。那时我们很鄙夷这些,认为“粪土当年万户侯”,不把当官的当回事。80年代最主流的选择是做学问,知识是最崇高的。我们当时有个口号就是:宁要自由不要面包。对自由很向往,所以反对蔑视个性的儒学。
说实话,很多人只看到儒学的保守性质,没看到儒学的开放属性,实际上儒学也是有相当大的弹性的。
整个80年代的主题就是“反文革”、“反封建”,而上层的主题是“反自由化。“反封建”和“反自由化”的博弈贯彻80年代的始终,80年代最后以“反自由化”的胜利而告终结。在“反文革”、“反封建”受到钳制时,人们只好走向“反传统”。
国学复兴的基础是“反传统”的80年代奠定的
于是,在“文化热”的过程中,传统文化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当时学校无数的沙龙都在探索中国向何处去,年轻人一腔报国热情,大多数都在反感传统文化,学生把西方的论作复印成册传阅,主张全盘西化。在这个过程中,只有少数先知先觉者感觉到全盘西化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甚至会带来更大的问题。
全盘西化派是占主流地位的一派,另一派就是李泽厚庞朴汤一介这一派,文化保守主义者,这一派也是清算“文革”的生力军之一。他们是从另一个方向批判“文革”,认为“文革”的发生、暴力的出现, 从中国传统思想出发是缺乏儒学的基本原则,缺乏温良恭俭让和仁者爱人的基本原则,所以他们清算“文革”是用正统的、主流的传统来清算,力图复兴中国传统的正统文化。
当时很少有人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大家都是一腔热血坚持“反传统”,我亲历的一次会议,庞朴先生做会议发言时,很多人觉得“庞朴先生已经老了”,不愿意再继续听下去。
但是文化保守主义者所力图复兴的“传统文化”,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泛泛而论的“传统文化”,而是使中华文化成其为中华文化的那个特殊的、独一无二的“内核”,这个“内核”就是“文化的民族性”。
原来的思维方式是,一切在进化论的指导之下,即后一个阶段否定前一个阶段,从而发展下去。历史是单线的,文化也是这样,比如高铁跟绿皮车是不一样的,绿皮车落后就很明显,所以相应的,产生于农耕文明的儒学也应该是过时的。但文化保守主义者认为,文化不是单线进化,而是多元的,与民族生活区域相关,有不同的模式、方向和形态,每种形态都是解决人类自身问题的智慧方向,每个方向都有价值,包括被灭绝的文明,也能帮助人们解决人类所碰到的难题,这为国学的复兴提供了合法性。
反传统,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既然要反传统,那就要了解自己批评的对象,所以很多人在读古书。当时中国文化书院举办培训班,有的一个班有几千人参加,1986年在青岛举办的一个培训班有八百人参加,都是自发的,自带干粮。大家学习传统文化、了解传统文化的热情很高,但多数人是从中西比较的角度去了解。那是个复杂的时代,不能一概而论,反传统是主流的,复兴传统的力量也在努力,这是并行不悖的两种倾向。
“家国情怀”的丧失是大学校园最令人瞩目的现象
如今,很多人在怀念80年代。尤其是最近这几年,80年代成为人们向往的精神上的乌托邦,一个高尚的乌托邦。那时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高喊: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现在则成了:问苍茫大地,我的工作在哪里?功利主义笼罩在学校上空,而80年代校园沉浸在理想主义的状态里。80年代精神的内核是“家国情怀”,这一情怀目前可以说已经丧失殆尽。怎么重新唤起学生的家国情怀,重塑学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
现在,很多80年代的参与者都在争夺对80年代的话语权,目前一场80年代的书写竞赛正在展开。最近我想以80年代为对象主编一套书,为此购买了近30本有关的书籍,在让学生搜索提供书目时,我吓了一跳,想不到那么多人都在写80年代。在这当中,大家都在重绘80年代的思想地图。
我也写了若干文章,讲述80年代是如何被重构的,我是从学术史的角度讲的,不带有任何个人色彩。我跟王元化、李泽厚都没有交集,也没有参与到当时“文化热”的主流中去,80年代只是我的题材。历史都是胜利者书写的,而我只是亲历者和目击者。
(作者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历史系教授、《文史哲》杂志主编)
http://www.qlwb.com.cn/2014/0926/214524.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