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1891～1962），安徽绩溪人，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改良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是第一位提倡白话文、新诗的学者，与陈独秀同为五四运动的核心人物，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1938年，在华夏大地上，战火纷飞，灾难深重，中华民族真正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在这灾难当头、战乱频仍之时，历史也给我们另一种面相：倘说中西史学交流史，这一页不应该被遗忘。

　　1938年，欧洲亦战云密布，正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大战前夜。就在这样的形势下，8月，在瑞士苏黎世召开了第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胡适临危受命，代表中国全程参加了这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这段往事，在中西政治史框架内，也许不屑一提，但是放在中西史学交流史的视野里，放在当代中国史学走向世界的大格局中，则是需要着重书写的一页。

　　1938年8月28日上午，第8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瑞士苏黎世圣彼得教堂隆重召开，到会各国代表约900人，共安排六人大会发言。下午，国际历史学会理事会开会，正式接纳中国、梵蒂冈和爱尔兰为新的会员国，使国际历史学会的会员国增至45国。胡适代表中国参会，并在8月30日上午大会发言，宣读了《新发现的有关中国历史的材料》的论文，让域外历史学家首次听到了来自东方历史学家的声音。这是中国人克服艰难险阻，第一次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新发现的有关中国历史的材料》

　　——胡适在苏黎世第8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宣读的论文提纲

　　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史的研究经历了伟大和重要的变化，这一变化既来自于新的批判性的技术和观点的引入，也来自于重要新材料的发现。当批判方法挑战和质疑旧的历史传统的时候，新材料的发现扩大了历史知识，同时也建立了新的历史事实。

　　仅仅20年以前，摧毁性的批评家们大声表达了他们对公元前8世纪以前历史可靠性的严重怀疑。然而就在这20年里，对河南安阳的科学发掘确切无疑地肯定了殷商王朝的传统编年，并且扩大了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间有可靠文字记载的历史。1921年以来对新石器文化和旧石器文化的众多发现已经奠定了中国史前史的新基础。1927年以来对周口店的系统发掘导致了“北京猿人”的发现，从而把中国的史前史上溯到了早期更新世时代。

　　那些被怀疑派历史学家所摧毁的东西，又被考古学家和研究人员在新的和更加可靠的基础上重建起来了。中国的这些史前新材料，大致包括三个方面：

　　（1）新石器时代文化，包括河南的仰韶文化，山西的西阴村文化，山东的城子崖黑陶文化；

　　（2）旧石器时代文化，大致分布于西北地区、陕西和山西之间的黄河沿岸，以及周口店附近；

　　（3）北京附近周口店的“北京人”。

　　关于这些史前材料的发现，由于一些欧洲学者参加了相关的发掘和对发掘物的研究，已经比较好地为外部世界所知。但是，最近发现的从公元前2000年直到前不久的晚近历史时期的大量新材料虽然同样重要，却很少被人了解。

　　这一历史时期的新材料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1）安阳殷商史迹。

　　（2）新发现的青铜器。

　　（3）中世纪中国的敦煌文献。

　　（4）日本朝鲜所存中国史料。

　　（5）最近向学者开放的中国档案。

　　（6）原稿搜寻以及禁书、被忽视书的钩沉。

　　1.安阳。40年前，河南安阳西北部小屯村的村民发现了刻有精美古老文字的甲骨。上个世纪末，一位中国学者开始搜集这些甲骨，但是大部分学者都表示了怀疑。小说家刘鹗是第一位严肃对待这些甲骨的人，刘鹗的朋友罗振玉和另一位伟大的学者王国维一起，对甲骨上的文字进行了最早的科学研究，从而确切地肯定了殷商朝卜师所作的神秘卜卦的记录，安阳就曾经是商朝的首都。但是，所有早期的发现都是农民在地面找到或从地下挖出的碎片。随着搜集者开始高价购买刻字的甲骨，就有了伪造这种甲骨的现象。

　　1928年，我的朋友董作宾领导了首次系统的发掘。第二年，在中央研究院和华盛顿弗里尔美术馆的资助下，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挖掘。1931年以来，发掘工作在中央研究院资助下由李济、董作宾等人继续进行。有一个发掘遗址被证明是商代的王陵，最大的陵墓深43英尺，有65英尺见方。除了甲骨之外，他们还发现了1000多具人的骨架，相当数量的工艺先进的大型青铜器皿，以及精美的石雕。

　　2.青铜器。对青铜器的搜集和研究早已有之，但最近几十年对于公元前2000年至1000年间商周重要遗址出土的青铜器皿进行了更仔细的探寻，更科学的记录和更系统的研究。最近的一些发现如安阳、河南新城和皖北寿春出土的青铜器由于相关地域更准确的知识而具有了历史重要性。

　　3.敦煌文献。敦煌文献被发现的过程曾经在奥莱尔•斯坦因爵士（Sir Aurel Stein）的《西域考古记》（Serindia）一书中提到过。1900年，一位流浪的僧人偶然在一座佛教寺庙里发现了一个被仔细封存的图书馆，里面大约有2万件保存了900多年的文献。1907年5月，奥莱尔•斯坦因爵士来到这里，带走了其中的文献24箱。1908年，保罗•伯希和先生（Monsieur Paul Pelliot）又以500两银子的代价，拿走了剩下部分的三分之一，其余的部分被送到了北京。粗略地统计，这些敦煌文献保存在下列地方：
7000卷在大英博物馆；3000卷在法国国家图书馆；8000卷在中国（现在已经迁往内地）。
在有确切日期的文献中，最早的是406年，最晚的是1000年。90%以上的文献是佛经的手抄本，除了提供早期的版本进行考据之外，没有更大的价值。但最重要的文献是那些佛经之外的版本，包括：a. 非经典的佛教记载和文本；b. 非汉语的文本；c. 道教文本；d. 当地的历史记载；e. 有关经济生活的记录，如契约劳工的契约文本和寺庙佃农申请贷款和种子的申请书；f. 世俗书籍的复制本；g. 相当多数量的当时通俗文学的版本。

　　4.日本朝鲜所存中国史料。由于海上交通的困难，日本朝圣者和商人从中国带回的手稿和晚近时期的印刷书籍大部分完好地保存在日本的寺庙和宫殿里。这些藏品向研究者开放以及重印其中一部分对于现代历史学研究有很大帮助。这些材料对下列几个方面特别重要：a. 中国佛教不同派别的历史；b. 唐朝的法律和制度史；c. 世俗文学发展史，早期样本由于廉价和粗俗很容易丢失。朝鲜也保存了很重要的历史文献；最近重印的朝鲜宫廷的皇家记录已经改变了中国满族早期历史的认识。

　　5.中国档案。1911年至1912年革命以来，许多清王朝政府和皇宫的档案已经逐渐被历史学者所用，有一些作为废纸出卖被大学和研究所收购，其他资料则在1924年故宫被民国政府接管后向公众开放。保存在这些档案中的大量资料被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等研究机构编目和分类。但只有一小部分被学者研究。

　　6. 原稿搜寻以及禁书、被忽视书的钩沉。对原稿的搜寻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但随着清王朝的覆灭和本世纪以来的知识变迁，学者们更有意识地去寻找那些在清王朝300年中因为政治和民族迫害而遗失的著作和那些因为不符合当时的知识主流而被长期忽视的书籍。在这些有争议的文学典籍之外，还有一个新的时尚就是出高价购买那些用大众活的语言写成的早期通俗文学作品。在致力于研究这类文学的文人学士的努力下，那些遗失的歌曲、戏剧和小说现在正逐渐地从内地省份富有商人家中阴暗的角落里或者日本皇家收藏中恢复起来。即使在现在战争的困难环境中，教育部去年6月仍然花费了9000银元来保存新发现的未记录和未出版的元明两朝的戏曲。
在这些新发现的材料的帮助下，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更好的位置上，去理解和重写那些最重要的异端思想流派的历史，去追溯过去7个世纪里那些用“粗俗”语言写成的活的文学的发展。

 http://www.media.sdu.edu.cn/e/action/ShowInfo.php?classid=7&id=31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