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哲学史家、简帛研究专家庞朴先生提出“一分为三”说，揭示并发展了古代辩证法思想；提出“火历”说，发现遗佚已久的上古历法；主张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推动八十年代的文化研究热潮；提出帛书《五行》为思孟学派的作品，推动出土文献的研究，对当代中国学术发展作出突出贡献。
“一分为三”说发展了古代辩证法思想
1980年，庞朴先生发表了《“中庸”评议》（《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创刊号）一文，指出“中庸不仅是儒家学派的伦理学说，更是他们对待整个世界的一种看法，是他们处理事物的基本原则或方法论”。他不拘泥于文献中对于中庸的个别论述，而是以宽阔的视野对中庸进行了审视，将其上升为传统文化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高度，故能高屋建瓴，发前人所未发。
《“中庸”评议》也开始了庞朴先生对“一分为三”问题的探讨。在庞朴先生看来，西方哲学喜欢以二分法说世界。西方文化所见的无不是一分为二和两极对立。而中国哲学则相信宇宙本系一体，两分只是认识的一种方便法门，一个剖析手段和中间过程，文化真正关注的是含二之一，而这个一，包含二端又不落二端，那么它就不是二，也已不是未经理解的一，而成为超乎二端又容有二端的第三者，或者叫已经理解的一。简单地说，西方辩证法是一分为二的，中国辩证法是一分为三的。一分为三在现实中大量存在，最常见的例子就是左中右，相对于中，才有左右。
庞朴先生对中国哲学研究方法有着比较早的反省和自觉。在经历了“以西方思想为普世思想”的幻灭之后，重新踏上了一条探索“祖宗伟大体系和深邃智慧”之路。他的“一分为三”说便是借鉴而不依傍西方的辩证法理论，揭示、发展中国辩证法思想的重要尝试。
发现遗佚已久的上古历法
庞朴先生不仅对天文有精深的研究，还提出“火历”说，发现遗佚已久的上古历法，在天文学研究中成一家之言。
1971年，山东大学文科系并入曲阜师范学校，时在山大工作的庞朴先生举家随迁曲阜，发派至孔府劳动。在无书可读的年代，庞朴先生每天晚上都跑到操场上看星星，看了两年之后，把主要星座的运行情况基本都搞清楚了。不久，《左传》上的一段记载引起了他的注意。《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负责观察星象的太史说四月也就是正月。太史为什么又会说四月也就是正月呢？庞朴先生经过研究后认为，这是由于两种历法的坐标、参照物的不同而得出的不同结论。于是庞朴先生写出《“火历”初探》一文（《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4期），提出大约在伏羲神农时代，我们的祖先曾以大火（天蝎）作为纪时星象，这即是所谓的火历。火历的最大特色是以大火昏见之时为“岁首”。《左传·昭公十八年》“火始昏见”的记录，正是这种历法的孑遗。火出以后的一项重要农事活动就是“出火”，即放火烧荒，着手播种。火历虽然后来被阴阳历所取代，但由此产生的一些风俗却长期延续，最著名的就是寒食、改火等。庞朴先生后来又写了《“火历”续探》（《中国文化》第1辑，1984年）、《“火历”三探》（《文史哲》1984年第1期），从不同侧面对火历说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说明。
庞朴先生是在下放农村时偶然学起天文的，可自从进入了天文学的领域后，才领悟到这片天地的神奇以及与古代历史、文化的密切联系。他提出，要学好文史，必须知天，至少要懂得一些起码的天文和历法知识。这是他的切身经验，也是研究古代文史的正途。
推动八十年代的文化研究热潮
说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大讨论，大家可能仍记忆犹新，而庞朴先生对这场文化讨论的兴起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文化与科学发展史》一书的编写，庞朴先生较早注意到文化史的研究。1982年，庞朴先生率先发出“应该注意文化史”研究的呼声；在整个八十年代，曾就文化学、文化史、文化传统与现代化诸问题，数十次地发表演说撰写文章，推动文化研究热潮的前进。
八十年代的文化讨论虽然具有解放思想、破除教条、宣传改革开放的积极作用，但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整个八十年代，批判、谩骂传统与宣传西化成为一种时尚和潮流，当时轰动一时的电视片《河殇》正是这种思想的产物。在这样的风气下，庞朴先生逆潮流而动，力倡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为传统正名，为文化正名，他认为“文化之为物，不仅具有时代性质，而且具有民族性质。就时代性而论，不同文化之间，可以因发展阶段不同，而没先进落后之分。若就民族性而论，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差别，正是不同民族文化得以存在的根据，无可区分高低”。对于当时人们津津乐道的自私、圆滑、精神胜利法等国民性问题，庞朴先生认为它们恰恰不属于文化的民族性，而是文化的时代性产物，是可以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真正的核心精神应是人文主义精神。对于八十年代的文化讨论，庞朴先生认为它实际是一种“文化批判”。先有一个文化上的不满，再去找一个标准，以此来衡量现实，这就是用所谓“蓝色海洋文化”来衡量“黄土地文化”，来衡量现实中的“不自由”、“不理性”。所以庞朴先生提出，在“文化批判”之后，还应有一个“学术反思”，既反思现实、传统，又反思所借鉴的西学。“文化批判”的任务是求解放，从传统中解脱出来，是“破”，“学术反思”则带有某种程度的研究与探索，有“立”的成分。在“文化批判”之后，“学术反思”任重道远。
出土文献的研究：重写思想史
说到庞朴先生，不能不提到简帛《五行》篇的研究，这一学术难题的攻克是与庞朴先生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荀子·非十二子》篇中曾提到子思、孟子倡导一种“五行”说，但对于“五行”的内容却没有具体说明，引起后世学者的不断猜测。1973年12月，长沙马王堆第三号古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本之后，抄写两篇儒家佚书，其中一篇提到一种“仁、义、礼、智、圣”五行。庞朴先生经研究后，写出《马王堆帛书解开了思孟五行说古谜——帛书〈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之一的初步研究》（《文物》1977年第10期）一文，率先提出此即荀子曾批评的，子思、孟子所倡导的“五行”说。庞文一出，学界瞩目。1993年冬，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中发现一批竹简，该篇内容与《缁衣》等相传为子思的著作相伴再次出土，并自名曰《五行》，证明了庞朴先生当年的判断，其观点也开始被学界广泛接受。
郭店竹简以及以后上博简的发现，燃起了庞朴先生学术研究的热情，他先后发表了《古墓新知——漫读郭店楚简》（《读书》1998年第9期）、《孔孟之间——郭店楚简中的儒家心性论》（《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三重道德论》（《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太一生水”说》（《东方文化》1999年第5期）等一系列重头文章，对早期儒学以及儒道关系进行了详细的爬梳。他指出，孔子以后，弟子在解释为什么人的性情会是仁的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上，大体上分为向内求索与向外探寻两种致思的路数。向内求索的，由子思而孟子而《中庸》；向外探寻的，由《易传》而《大学》而荀子；后来则兼容并包于《礼记》，并消失在儒术独尊的光环中而不知所终。郭店十四篇儒家简，正是由孔子向孟子过渡时期的学术史料，它的发现，填补了儒家学说史上的一段重大空白，还透露了一些儒道两家在早期和平共处的信息，实在是一份天赐的珍宝。基于这种认识，庞朴先生提出要重写思想史。为了推动出土简帛研究，庞朴先生以七十岁高龄筹建了“简帛研究”网站，专门发表与出土文献有关的各类文章，网站一开通，便受到海内外学人的欢迎，成为学者们光顾、交流的重要窗口。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梁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