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读到陈炎先生《如何理解马克思笔下的三种“儿童”》（《光明日报》2014年5月5日，以下简称《三种“儿童”》）一文，对作者关于几种“文化基因”的精辟概括以及各文化之间交往应秉持科学态度的论述，感触颇深。但对文中涉及三种“儿童”的论述，有几点不同看法。

　　“治水社会”理论的解释力不宜高估

　　“有粗野的儿童，有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在对这三种“儿童”的理解中，“早熟”的儿童应指（或至少包括）过早创立奴隶制国家政权的中国。但该文在寻找政权产生的原因时，将治水工程需要大规模组织协同才能完成列为主要因素，却有不妥。

　　笔者认为，作为对前资本主义东方社会经济基础一般特征的概括，“亚细亚生产方式”才是考察东方文明发端、发展的社会基础。其中，长期存在的土地公有制、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紧密结合，以氏族血缘为基础构成共同体，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本特点。正是这些基本特点的作用，才为专制极权在东方的确立奠定基础并使其长期延续。马克思所谓“早熟”的意义，也正在于此。这不仅适用于古代中国，也同样适用于古代印度，甚至还适用于包括古代埃及在内的广大西亚北非地区。

　　诚然，人类早期的水患治理需要大规模协同组织，这也成为东方社会早期国家出现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并非根本因素。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学者卡尔·魏特夫夸大治水工程的作用，提出“治水社会”理论并作为东方专制主义的基础，已受到学界的批判。

　　早期印度文明不是“粗野的儿童”

　　《三种“儿童”》认为，印度文明的缔造者之一——雅利安人，属于“粗野的儿童”一类，正是这个文化相对低下的游牧民族入主印度并创造出影响深远的种姓制度，才孕育出以“单向依赖”为特征的印度传统文化基因。这个结论也值得商榷。

　　首先，由于承载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古印章文字至今尚未得到科学释读，人们对印度河流域文明的衰亡原因未有定论。对印度河文明的缔造者是否躲避水患选择东迁不宜决断，更不宜对哈拉巴文化是否已建立早熟国家政权作出决断。印度河流域文明以分布广泛且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著称，广泛使用印章文字，且有证据表明其已进入阶级社会，只是目前对这些城市是否处于一个统一的政权之下尚有疑问。

　　其次，即便避开印度河文明与印度文明的关系，仅就雅利安人为主创造的印度文明而论，这个游牧民族入主印度（这一点还有争议），遵循“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一规律，在文化上渐被土著文化同化，创造出一种新的印度文明。在梨俱吠陀时代（前吠陀时期），这种新的印度文明在经济上仍以土地公有为基础，兼事畜牧业、农业，手工业、商业也有发展，已有渐次递进的家、村、社、国（或部落）等组织。正是这些经济上乃至政治上“相互依赖”的组织，孕育出后来的印度专制政权。该时期，主要源于社会分工并结合血缘关系而固定下来的种姓制度尚处于萌芽阶段，直到后吠陀时期才得以定型。笔者认为，仅由种姓制度的考察得出古代印度的“文化基因”属“单向依赖”型这一结论是不全面的，更不能由此得出早期印度文明是“粗野的儿童”这一结论。相反，同中国类似，在马克思笔下，早期印度文明也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作用下的“早熟的儿童”。

　　最后，若如《三种“儿童”》所言，雅利安人入主印度决定了早期印度文明“路径”，那么是否可以将一切游牧民族入侵农耕文明地区带来的变化，都视为该文明产生的“路径”？照此推理，黄帝一族入主中原，阿卡亚人、多利亚人入侵希腊（有语言学和人种学的证据表明，阿卡亚人、多利亚人也本属雅利安系统），日耳曼人入侵罗马，是否同样决定了中国、希腊、罗马进入文明的“路径”？显然，外来因素的介入只能影响后来文明的进程，而非起决定作用。那么，马克思笔下的“粗野的儿童”，究竟指哪些民族？结合马克思的论述，应理解为公元5世纪毁灭罗马文明的北欧日耳曼蛮族，如哥特人、汪达尔人等。

　　“正常的儿童”体现物质同精神之间的不平衡关系

　　在关于“三种儿童”的理解中，希腊人被认为是“正常的儿童”的结论最为明确。但在对希腊文明之所以“正常”进行追根溯源时，《三种“儿童”》认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作为‘正常儿童’的古希腊文明，恰恰体现了这一规律。”希腊铁制农具的使用促进生产力的提高，这与该时期希腊精神生活的发展相适应，二者相辅相成，孕育出希腊文明这一“正常的儿童”。

　　这种解释与马克思的原意背道而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及“三种儿童”，是为论证物质生产同艺术生产之间有时存在的不平衡关系而特别提出的，他说，“他们的艺术对我们所产生的魅力，同这种艺术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这种艺术倒是这个社会阶段的结果，并且是同这种艺术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中产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永远不能复返这一点分不开的。”在马克思看来，希腊文明是人类童年文明的巅峰，而这种“正常”文明的孕育并非由于铁器使用所带来的生产力的提高，相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现象不能作出科学解释而产生的天真幻想，如希腊神话和史诗。

　　对马克思的三种“儿童”进行辨析，有助于加深对人类早期文明的理解。但其中“粗野的儿童”不应指印度，而是指对罗马文明造成毁灭的北欧日耳曼蛮族。“早熟的儿童”则是过早建立专制极权的东方民族，既包括中国，也包括印度，甚至埃及。这种专制极权的建立，是由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作用，其主要体现的并非治理水患的需要或种姓制度。“正常的儿童”确指希腊，但并非由于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而是对物质生产同精神生产之间的不平衡关系的一种论证，是对人类童年时期仅存的天真与烂漫的一种赞美。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方文化史”（11＆ZD08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青岛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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