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代表着一种特殊的进化力量，具有一定的适应现代社会发展、不断自我更新的能力，这种力量或能力绝不能小视。尤其是随着目前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村落民俗文化的发展开始向城市文化靠拢，因此，应充分评估并尊重村落民俗文化在现代语境中对“旧我”的挣脱与再造，以及如何在涵化现代文化成分后获得新活力，遵循自身发展逻辑奔向未来。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民俗学研究所所长 张士闪 李海云

　　当前国家政治与民俗学术的密切互动，以现代国家治理向民俗传统的自觉贴近为显著特征。作为群体生活规范与文化认同的民俗文化，在利用传统智慧推进国家社会建设的过程中，其作用是无可取代的。国家主席习近平讲话和中央文件的主流话语中，大量运用民俗语词，经常涉及民俗范畴，就是值得特别分析的表征。

　　城乡民俗文化发展中有着一定的趋同现象

　　国家治理与民俗文化发展是一种共生关系，在我国是一个长期互动的过程。一方面，民俗文化由民间自发形成，具有多样性、地方化特征，而国家治理则属于顶层设计与宏观管理，具有统一性、标准化的特征。民俗文化总是想寻找自由发展的空间，而国家治理的方针与策略则是将民俗文化发展控制在已设定好的轨道中，因此国家治理的规约性与民俗文化的自发性之间存在张力，须经过双方不断调适才能逐渐融合。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国家社会治理又是以丰富的民俗文化实践为支撑的，离开了民众生活的认同与贯彻，国家社会治理便无从谈起。同时，民俗文化作为一种结构存在也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于所处社会的更大的结构之中，必然会受到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外力”的影响，这种“外力”以国家社会治理的力量最为强大与持久。即使是看似自由发展的民俗文化活动，实际上仍摆脱不了国家宏观政策和社会发展现实的影响。

　　在中央新型城镇化决策的继续推动下，城市与乡村的民俗文化始终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城乡民俗文化发展有着一定的趋同现象，反映出城乡民众在日益交织的现实境遇中，互为借鉴，互为资源，在主动建构自身生活世界过程中的相通相连。

　　国家治理中的村落民俗传统发展

　　在国家政治改革持续向社会生活落实的过程中，乡土村落的民俗文化发展呈现出两大特点：

　　一是乡村在国家自上而下的治理中发生了重大变革，其结果既不是村落的终结，也不仅是村庄的减少，更多的是村落空间、村落组织、村落关系、村落劳作模式以及村落文化系统全方位的变化，并整体表现为一种主动性的“文化应激”，即抓住机遇，主动寻求变革和发展，转变生产和生活方式，向城乡一体化靠拢，由此发生了以“农村社区”、“村改居”等为特征的深刻转型。

　　诞生于农耕文明基础之上的村落民俗文化，在进入城市化所带来的现代社会之后，面对着工业文明甚至后工业文明、科技文明、信息文明的猛烈冲击，正在经历社会空间重组与文化元素再造的过程。以村落组织而论，传统乡土社会中多以血缘和地缘构建社会关系，然而随着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深入，村落世界向城市高度开放，出现了基于“业缘”、“趣缘”等关系而建立的组织形式，并催生了各种新型的组织，包括大学生村官等由政府直接主导的组织、志愿者团队等政府积极鼓励和引导的组织，以及“老人会”、民间慈善团体等自发形成的组织，由此导致村落社会的社区化、城市化，甚至呈现出全球一体化的某些特征。而村落中原本存在的一些民间艺术团队或民间信仰组织，也大都顺变应时转变职能，开始积极参与村落公共事务管理。其中，各地普遍建立的“老人会”（即老年协会），是在国家推行城镇化建设战略的大环境下，村落中的留守老人对村落“空心化”状态的自发应对。值得注意的是，当下村落中各种新型组织的出现，对农业经济的依赖日趋减少，这意味着，当代村落民俗传统的小农经济特征虽然在逐渐淡化，但却不会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无处存身。

　　二是村落自身固有的民俗脉络依然坚韧，并与国家治理之间形成一种相互制衡关系。民俗文化毕竟贯穿着一方民众的集体智慧与文化逻辑，承载着民间社会千百年来形成的道德观念、精神需求、价值体系等，具有潜移默化的约定性，从而构成了一种无形的群体性行为规范。然而，村落民俗文化即便是没有政府的参与和干预，也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既有传承又有创造。换个角度来说，民俗文化其实代表着一种特殊的进化力量，具有一定的适应现代社会发展、不断自我更新的能力，我们对这种力量或能力绝不能小视。尤其是随着目前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村落民俗文化的发展开始向城市文化靠拢，而农村的公共服务体系也开始建立，因此，应充分评估并尊重村落民俗文化在现代语境中对“旧我”的挣脱与再造，在适应新语境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对自身生命力的拓展，以及如何在涵化现代文化成分后获得新活力，遵循自身发展逻辑奔向未来。

　　城镇化进程中重构“城乡民俗连续体”

　　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不断增加，在城市化、商品经济、消费主义的扩张之下，加之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的方兴未艾，许多乡村民俗事象映现出了诸多新特点与新趋势，并在国家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影响下，初步呈现出“城乡民俗连续体”的重构趋势。

　　传统的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社会中，借助于因集镇体系的经济流动而产生的公共性场域，为民俗文化提供了其在城乡两大传承系统中的交流耦合，并进而形成了民俗传统得以存身与创造性传承的完整生态系统。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城乡分化是从近代社会开始的。尽管20世纪前半期是国家局势在激烈震荡中走向统一的时段，但社会革命的有限性造就了乡土社会的稳定性。相比之下，乡土社会虽然也呈现出反复波动的态势，但振幅较之国家政治的波动幅度要小得多。这就使得屡屡“断裂”的乡土传统能够在新的政治框架中不断地被再造与接续起来。20世纪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亦是乡土社会接受改造、不断解构自身传统的过程，而民俗文化则在这一过程中几度起落，命途多舛。在中国，城市从来都是乡土气息浓郁的城市，乡村则是越来越具有更多城市化色彩的乡村。有意识地促成地域民俗文化的现代性转换，可以使其在当代和谐社会建设中发挥特殊作用。促进乡土社区尤其是城乡结合部地区民俗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是缩小城乡差距、建设和谐新农村的重要手段。事实上，中国的城市和农村是相互开放的，彼此之间没有明显的景观阻隔。比之村落与村落之间的关系，当代城乡关系作为区域范围重大的空间构架，使乡村民俗文化在朝向城市的开放关系中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