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历史学“八大教授”群雕。

　　1970年在莫斯科召开的第13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傅斯年田波烈孔子已经成为中国的代表性文化符号。1926年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成立合影。出席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在会场外合影。

　　2010年8月，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21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经大会陈述、执行委员会投票等程序，最终以36票赞同，8票反对，5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中国史学会关于2015年在中国山东大学举办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议案。这是近百年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首次在中国和亚洲国家举行，也是近百年来中国几代学人念兹在兹的“学术与邦国”大计。

　　开启与大会互通之门

　　“凡一国文化，都应有民族与国际两方面，每个民族必须有所贡献于世界，并有所获于此世界。”

　　“此会系国联所主持，是一郑重国际学术会议，未可轻视。且其中包括近代外交史、远东史。此皆日本人指鹿为马、混淆视听之处，吾国不可略也”。

　　“窃尝谓一国万事零队，都不足悲，唯学不如人，斯乃大耻”。

　　1900至1930年代，蔡元培、傅斯年、梅贻琦、罗家伦、何炳松、顾颉刚、胡适、王世杰，以及年轻学子向达等，即秉持上述观念，开启了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互通的大门。

　　1900年至1923年，欧洲历史学家先后在欧洲各大城市组织了五次规模较大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分别为巴黎、罗马、柏林、伦敦、布鲁塞尔。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五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议决设立下属于“国联”（国际联盟，联合国的前身）的常规机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简称“国际历史学会”，组织每五年一届的大会，并处理其他日常工作。

　　1905年，中国报人和教育家黄节在《黄史》“总序”中即提及1908年将在德国召开的“柏林史学大会”。这是已知中国关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最早的记载。中国对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关注几乎与大会的起始同步。

　　1923年3月，《史地学报》第2卷第3期刊发《万国历史学会第五次大会一九二三年四月在比京举行》一文，报道了第五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即将召开的消息，这是国内最早专门介绍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及其历史的文章。

　　1923年7月，《史地学报》第2卷第7期译载了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属国立东南大学）文史地部学生向达关于布鲁塞尔举行的第五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长文——《不鲁捨拉万国历史学会第五次大会纪事》。向达在译者前言中写道：“此次大会，自以欧美诸国为其主干，而我邻邦日本亦有代表，参与其间。论文三百余篇中，讨论及于吾国者，亦复不少。顾吾国竟无一人往焉！窃尝谓一国万事零队，都不足悲，唯学不如人，斯乃大耻，矧吾国有四千余年之文化，而史学之兴，又远在遂古，顾今乃忽不之重，不亦重可悲乎！吾兹愿吾国学人之有以自勉焉。”田波烈访华呼吁中国入会

　　1936年底，国际历史学会会长、剑桥大学教授田波烈应上海沪江大学教授康选宜的邀请来华，“田氏这次来中国负有联络中国史学团体参加国际历史学会的重大任务”。

　　1936年11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清华大学历史学系、北平图书馆等会见并邀请田波烈演讲，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沈兼士、清华大学教务长潘光旦、北平图书馆副馆长袁同礼等人先后出席相关活动。田波烈希望不久在国际史学大会组织中能看到中国。他说：“中国这个当今最古老的历史国度要加入到我们这个拥有四十多个国家的团体中来，如果能在我任上得以实现，那将是我一生中最伟大的时刻!”田波烈还提到，“如有一日使本会开一次会议于中国，则所甚望也。”（《国际历史学会之经过及组织》，《历史教育》1937年第1期）

　　胡适成中国参加大会第一人

　　1936年12月11日，历史学家、国立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在沪主持田波烈学术讲座。根据田波烈、何炳松、郑振铎（时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与中央大学罗家伦、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顾颉刚、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姚士螯等协商，由郑振铎、康选宜负责上海方面史学家的联络，与南京、北京的史学家共同组建全国性的史学组织，并参与国际历史学会的相关活动，尤其是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1937年1月23日，中央研究院致函教育部：“关于中国加入国际史学会事，前已由本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所长前往贵部商洽。查该学会之设置历年甚久，中国为历史悠久、史学发达之国家，自有加入之必要。”3月10日，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复函同意。（刘鼎铭等《中国申请加入国际历史学会及派胡适参会相关史料一组》，《民国档案》2007年第3期）

　　1937年3月16日，傅斯年致函田波烈称：“我遇到的每一个同仁都很赞同您对于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之必要性和重要性的看法。”（《民国档案》2007年第3期）

　　1937年10月教育部经与中央研究院和傅斯年商量，正式致函国际历史学会，拟派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原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时任中国驻莫斯科大使)参加1938年在瑞士苏黎世举行的第8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此时正值抗日战争爆发，南京沦陷，教育部和中央研究院均在迁往西南的途中，但教育部长王世杰明确表示“这项工作不会因为战争的危机局势而受到任何影响。”（《民国档案》2007年第3期）

　　1938年6月14日，傅斯年致函教育部新任部长陈立夫，强调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重要性：“此会系国联（即联合国前身）所主持，是一郑重的国际学术会议，未可轻视。且其中包括近代外交史、远东史，此皆日本人指鹿为马、混淆视听之处，吾国不可略过也。”（《民国档案》2007年第3期）

　　1938年6月22日，傅斯年再次就“关于国际史学会议事”致函教育部：“兹以该会事关重要，尤与远东近代史事之流传及正确化有关，日本既对此事热心，吾国不可忽视。”教育部当日即回复傅斯年：“同意派适之先生代表我国出席国际史学会议。”（《民国档案》2007年第3期）

　　1938年，傅斯年、翁文灏（时任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秘书）与正在美国、英国访学的胡适就参加国际历史学会大会一事一直保持联系。6月20日傅斯年致胡适信中强调“此会是由国联文化合作部之Commite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所主持。本年之大会则由瑞士总统作主人。以雪艇（王世杰）诸人之热心，去年由本院以代表中国名义请求加入了，但形式的决定，应在本年大会。此次承先生允许去，实在再好也没有了。”7月30日，胡适回函傅斯年、蒋廷黻，以坚定的口吻称：“Zurich（苏黎世）我必须去……”（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五），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第1639页）

　　1938年8月28日，第8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瑞士苏黎世圣彼得教堂召开，45个国家的约900名史学家到会。胡适代表中国参会，成为第一位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中国史学家。

　　因二战与大会联系中断

　　1940年代，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烈影响，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一度停止活动，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正式联系中断。但中国史学界仍然关注国际史学大会的动态。

　　1940年3月，《史学季刊》第1卷第1期转译了《美国史学新志》杂志对苏黎世第8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报道。1942年6月，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朱谦之在《现代史学》第5卷第1期卷首语中说：“一九三八年第八届国际史学会会议，从所提出各种论文报告之中，已经很明白地告诉我们：现代史学研究的趋势，在努力使研究工作与现代问题及兴趣发生密切之联系，即在较远古之时代研究上亦然。”

　　1943年3月，全国性的中国史学会在重庆成立。但由于此时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已停止活动，中国史学会自然无法与之延续蔡元培、王世杰、傅斯年、顾颉刚、胡适等人战前已努力建立起来的正式联系。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1年7月，新的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郭沫若任主席，吴玉章、

　　范文澜任副主席。新中国对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给予极大关注。1955年，《新华社新闻稿》第1905期、1927期、1930期和1931期分别对第10届国际史学大会即将在罗马召开的消息，以及大会的开幕式、闭幕式、专题讨论、小组讨论等过程进行了较大篇幅的报道，并重点介绍了以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参会情况。

　　1957年，北京大学历史系张芝联在当年《历史研究》第6期撰文介绍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向史学界介绍了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以及1900～1955年召开的第1届至第10届大会的情况，该文关注的重点虽然仍在苏东社会主义诸国，但却明确指出了如下意义：“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历史学家参加了1955年9月在罗马举行的第1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西方历史学家的第一次公开会晤”。1980年后，张芝联作为中国史学家代表团成员出席了第15届和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美国罗文大学历史系主任王晴佳说：“史学界‘奥林匹克’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以英语、法语为正式语言。张（芝联）先生参加会议十分认真，每天按时到场，积极提问。他一会讲英语，一会讲法语，幽默风趣，隽永睿智，令许多与会者倾倒，由此而领略了中国史学家的风范。”（《张芝联先生与中外史学交流》，《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4期）1961年第10期《国外社会科学文摘》发表丁义忠《第11届国际历史学家代表大会》一文，介绍了1960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11届国际史学大会各小组讨论的情况和论文主题。该文主要摘编于《美国历史评论》1961年1月号，匈牙利《历史科学》1960年3—4期，以及日本的《历史科学》等，反映了中国史学界关注视角的拓展。1962年7月张书生等翻译苏联史学家康恩《穷途末路的资产阶级历史哲学》，对第10届、11届、12届、13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资产阶级的史学方法进行了抨击，这也意味着中国史学界对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认知发生了某些微妙的变化。这与中国这一时期日益封闭、日益紧张的政治环境正相吻合。此后，随着中苏关系的彻底破裂，以及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史学界除了极个别的报道外，对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关注，基本趋于消失。

　　中国开始重返大会

　　1979年3月，国际史学会主席、联邦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埃德曼教授致信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中国历史学家参加将于1980年8月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第15届国际史学大会。他说，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和崇高的国际地位，如果中国史学会参加国际史学会一定会受到普遍的欢迎。同年，罗马尼亚第15届国际史学大会组织委员会主席普楚里也先后向陆续到访的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王惠德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历史研究》杂志主编黎澍发出了同样的邀请。

　　1979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初期，来自德国和罗马尼亚方面的邀请受到极大重视。另外，由于中罗之间的特殊友谊，因而来自罗马尼亚的邀请，受到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甚乃更高层领导人的重视。此后中国参加第15届大会的相关工作也都是“根据胡乔木同志的指示”进行的。（张椿年《我与史学》，《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4期）

　　1979年冬，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长胡乔木应邀赴罗马尼亚访问，齐奥塞斯库总统“在会见胡乔木时提出，1980年将要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第十五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这是第一次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举行这样的会议，希望中国给予支持，派历史学家代表团出席。”此次访问，为中国参加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张椿年《乘风破浪，走向国际——记中国史学会加入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和争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经过》，载《我在现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王玉璞《刘大年与中国史学会》，载《中国史学会五十年》，第619页，海燕出版社，2004年)

　　1980年4月，中国史学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胡乔木出席会议并发表长篇讲话。根据胡乔木的建议，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派遣以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和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刘思慕为正、副团长的中国历史学家代表团参加第十五届国际史学大会的决定。参会的各项筹备工作由组建不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具体负责。

　　1980年8月10日至17日，以夏鼐为团长、刘思慕为副团长、张椿年为秘书长的中国代表团作为观察员出席了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大会的开幕式上，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向大会致了贺词。在大会开幕式上，当大会主席宣布中国代表到会时，“全场与会者起立鼓掌，整个会场响起了‘中国！中国！’的欢呼声，情景十分感人！”（《中国史学会五十年》第528页，海燕出版社，2004年）

　　中国代表团向大会提交了8篇论文。其中在有关会上宣读的有夏鼐的《中世纪中国和拜占廷的关系》、刘思慕的《中国抗日战争的宣传工作》、张芝联的《改良还是革命:晚清中国思想界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应》等3篇论文。

　　1982年9月15日至20日，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在巴黎举行执行局会议，40个国家的史学会代表和25个分支机构的代表出席，会议正式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尼日利亚、肯尼亚等国家的史学家组织为国际史学会新成员。

　　1985年8月25日至9月1日，以刘大年为团长、季羡林和莫阳为顾问、张椿年为秘书长的中国代表团一行20人出席了联邦德国斯图加特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其中，山东大学历史系刘明翰教授以山东省史学会和山东大学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大会。中国向大会赠送了《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学者论文集》，季羡林等人在大会上宣读了论文摘要。

　　在第16届大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上，刘大年都应邀代表中国史学家致辞，这是以往少见的“破格”安排，显示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对中国的重视。刘大年在闭幕式的致辞中说：

　　“中国历史学者作为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成员出席大会，这还是第一次，对于今后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工作，我们将努力作出自己的贡献。如各位所知，中国历史学以传统悠久著称，近半个世纪以来更有崭新的发展。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和历史本身一样，在不断前进，我们深知必须广泛寻求知识，来推进自己的工作。我们国家奉行独立自主、对外开放的政策，我国历史学研究者永远珍视与各国同行们的友好情谊，并且寻求不断增进这种友好情谊。本届大会的举行，正值世界人民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为争取世界和平而斗争之际，会上宣读了不少关于这个主题的极有价值的论文。世界需要和平，中国需要和平。把我们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活动的目的与希望用一句简短的话来表达，那就是：知识、友谊与和平。”

　　这一致辞，坦诚而又深刻地表达中国史学家的价值理念，展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国际形象，受到各国史学家的欢迎与好评，“获得了全场最热烈的掌声”。（张椿年《中外史学的交汇——记中国历史学家代表团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历程》）

　　大会对国内史学发展影响深远

　　第15、16届大会“标志着中国史学界结束了与国际史学界彼此隔绝的状态”（于沛《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三十年：1978—2008》，《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2期），对国际政治的整体格局也产生了影响。

　　对中国国内的史学发展，第15、16届大会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分析一下这次大会（指16届大会）的讨论课题，可以说，它和1980年的第15届大会一样，令人突出的感受到，当前史学界的主要趋势是：高度重视方法论，因受学科相互渗透而扩大题材，在研究选题中日益重视密切联系现实生活的课题。”（张广达《当代史学研究的趋势》，《北京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

　　“了解国外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十分重要。这次大会突出讨论的马克斯·韦伯方法论，我国学者知之甚少。大会有的重要课题如‘山脉、河流、沙漠、森林是障碍物还是会聚线’，明显地受到年鉴学派的影响，对于这类影响较大的学派，我们的研　　究很不够。为加强对外国史学理论、方法的信息收集和研究工作，可考虑选派学有根底、外语过关的优秀中、青年史学工作者专门出国在这方面进修。”（《金应熙谈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广东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出席第十六届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总结报告》，载《中国史学会五十年》第500页，海燕出版社，2004年）

　　第15届、16届大会之后，中国作为具有人类悠久文明的“史学大国”，是否也应该争取举办一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问题，逐渐提到了议事日程。自1900年大会创始以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从未在亚洲国家举行过，因而如能在中国举办大会，不但成为“中国史学界共同的期待”，也成为国际史学界乃至世界各国共同瞩目的大事。

　　直至2010年，“我国成功地争取到2015年在中国山东济南（山东大学）举办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荣誉和机遇，这充分表明国际历史学界对中国的重视和信任。”（王建朗《2015：中国史学界的期待》，《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2月28日；张伟伟《迟来的历史研究全球化》，《社会科学报》，2010年11月25日）

　　这一“荣誉和机遇”显然也同样是在1980年代开启端绪的，正如著名西方史学史专家张广智所说：“我国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的浪潮，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史学走向世界的进程，中国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愿望，更是显得十分迫切。早在1980年，中国就以观察员的身份派代表参加了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1982年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正式接纳中国为该会的会员国，中断了44年的文脉终于又连接了。自1985年开始，在斯图加特、马德里、蒙特利尔、奥斯陆、悉尼、阿姆斯特丹，总之，无论在欧洲还是北美，抑或澳洲，每5年一届的‘历史学的奥林匹克’会上，都可以见到中国历史学家活跃的身影。更令人期待的是，2015年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将落户在我国山东济南。”（张广智《1938年：中西史学交流史的一页——胡适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学术研究》2013年第10期）（本版稿件整理/陈炜敏）

http://jnrb.e23.cn/shtml/jinrb/20150818/147317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