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在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接受记者采访：谈一谈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不解之缘。

　　“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看中国的历史，感到中国历代历史都不是封闭的，而是向世界开放的，我们汉唐时期，唐时期，当时首都在长安、西安，现在的西安，经常接待来自于西方各国的商人、官员等等。”张海鹏认为：虽然明末清初中国闭关锁国，但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短暂的。可以说，中国人、中国的历史学家一直关注着世界，并敞开与外界接触对话的大门。
　　
　　“历史学是没有国界的，但历史学家有自己的祖国。”1938年，欧洲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瑞士苏黎世召开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此之前，会议主持方也就是国际历史学会的主席，曾千里迢迢来到中国访问。他在北京、南京和上海分别接触了中国的历史学家。国际历史学会的目的是希望中国历史学家能组成一个学会，加入国际历史学会。
　　
　　1938却正是中国国土沦丧，苦难最为深重的时期。在抗战硝烟四起、战火纷飞的大环境下，国民政府经过反复磋商和交换公文之后，由南京当局教育部敲定以中央研究院的名义加入国际历史学会。国民政府决定派两位学者参加苏黎世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这两个人在当时的资历非同寻常，他们是当时国民政府的驻美大使和驻苏联大使。
　　
　　国难当头，教育部和中央研究院的负责人都认为：中国人必须参加1938年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不是因为别的，正是因为这个会上有日本学者出席。当时中国正遭受日本侵略者蹂躏，在国际舞台上必须有人站出来揭露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的暴行。中国人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谴责日本侵略者，以获取国际道义的支持。出于这种考虑，1938年中国国难日深的时候，国民政府坚持派人去苏黎世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事实上，1938年中国参加国际大会的只有一个人——胡适。胡适是驻美大使，当时在美国，去苏黎世还算顺利，但从本土却再也没有办法派出第二个人了……1937年12月南京陷落，中国失去了当时的首都，还有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1938年10月武汉也失守了。即时是在抗战最困难的时期，中国人还是出现在了历史科学大会上。
　　
　　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和国际历史学会联系一度中断，直到1980年才开始同国际历史学会重新恢复联系。1979年，中国社科院的院长胡乔木访问罗马尼亚。罗马尼亚总统在会见胡乔木时表示，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将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希望中国派代表来参加。于是胡乔木回国之后开始筹划派团参加国际历史大会。当时中国史学会还没有正式恢复同国际史学会的联系，中国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了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1982年中国史学会正式被批准成为国际历史学会的国家级会员，此后中国参加了国际历史学会组织的所有活动。与1938年胡适“单刀赴会”不同，中国代表团规模在此后的几届大会中保持在20-30人左右。中国史学会积极地巩固和发展与国际历史学会的联系。
　　
　　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中国举办，16场主题会议由中国学者主持。“中国元素”无疑成为议题的亮点。此时此刻，世界的目光正在注视着历史上的中国，也注视着今天的中国。1979年以后，中国努力追寻国际历史学发展的步伐。张海鹏称：“我们需要了解，中国人看待一段历史的时候，西方人是怎样想的；在研究历史时要弄清，中国人用什么样的理论和方法，而西方人是用什么样的理论和方法”中国也一直关注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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