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之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如同中国社会一样,所发生的一个最为重大的变化,就是“西方化”进程渐趋终止,延续了近30年之久的“西方化”发展取向得到坚决扼制。如同人们所观察和感受到的,近若干年,整个中国的精神气候、文化气候、学术气候,的确正在发生深刻变迁,整个中国社会的语境正在被重构,整个中国本身正在朝着更加本土化的方向迅跑。
        王学典(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面向本土: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是加速转型
　　与整个中国正朝着更加本土化的方向发展这个大趋势、大走向相适应,当前的人文社会科学事实上也面临着一个向本土化转型的巨大挑战。
　　这应该是一个艰难的转型,其难度不亚于中国社会的转型。因为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是上个世纪初以西方特别以欧美为蓝本建立起来的,这个结构体系的所有层面和板块主要是西方的,包括所有的研究范型、理论工具、方法路径、设计旨趣均是西方的,基本上是一种全盘性的横向移植。在我们本土的学问分类中,只有一门学科能和西方学术分类直接相通,这就是史学,其余全部存在一个调整与转变的问题。由于没有相应的基础,而移植过来的这些学科绝大多数都是白手起家、从头开始。尽管经过一个世纪的转化、适应和积累,但这些学科的西方化气质并无大的改变。
　　上个世纪初中国学界对欧美学科体系自觉不自觉的全盘接受,意义巨大,功不可没。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否利用西方学术分类这一框架,使这一学术分类的研究内容和对象转向本土经验?换句话说,我们能否把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管理学,甚至中文、历史、哲学等学科工具化,统统变成认识转型期中国的利器,与此同时,重构或重建这些学科本身?社会科学高速发展的局面已告终结,我们现在能否把社会科学所遭遇的这一严重困境变成凤凰涅槃的重大机遇?在我看来,上述问题的解决完全可能,而出路就是本土化。也就是说,当前占主流地位的这一学科体系仍有自己的巨大发展空间,关键是调整方向,这个方向就是中国经验。从较长时段来看,这些学科的生命力和出路,就是把自己的注意力和精力集中到对中国经验和中国转型问题的探讨上,从而指导并诠释这个转型,并向全世界提供对这种转型的说明和概括。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30多年来的快速工业化进程都是惊人的,中国不但基本完成了从延续了五千年的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的深刻转型,用一代人时间走过了西方200-300年所走过的路程,而且这种转型走的还是一条迥异于西方的独特的工业化道路。这条独特的工业化道路,给人类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提供了哪些西方没有的东西?这条道路颠覆了哪些基于西方经验的社会科学结论?这条所谓中国道路的特征和问题在哪里?在西方如此不看好中国的政治体制、社会体制的背景下,而恰好在这30年,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奥秘在哪里?准确回答和诠释这些问题,正是当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各门类的广阔用武之地。
　　这也就意味着,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在更强烈地面临一个本土化的转型,这个本土化转型的本质就是把中国经验升华为一般的理论原则,从而丰富、补充乃至部分修订被我们视为普适规则的若干经济学预设、政治学预设、法学预设。无论当前的社会科学能否认识到这一点,也无论认识到后短期内能否做得了,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本土化转型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唯一出路。
　　这样来看,当下我们高校正在进行的“双一流计划”,就不是一个推动学科转型,而是一个加速学科建设的计划。而这种所谓学科建设在我看来,既是影响、制约学科转型的最大障碍,又无法实现所谓“双一流”的目标本身,因为只要你现在仍在原有轨道上建设、运行,就不可能实现“双一流”,当然自然科学或许可行；换句话说,只有你转型了,才有可能成为一流,不转型,老是跟在人家后边,怎么可能成为一流?顶多是二流,而且永远是二流。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是推进原有的学科建设还是加速学科转型?看来确实需要认真检讨。

        问题研究高于学科建设
　　很长时间以来,学科建设似乎已变成学科存在的最高价值,甚至是唯一价值,这很不正常。学科建设曾经是积极的,分科治学曾经具有巨大的合理性和巨大的学术史价值。这一点在上世纪80年代基本上是正面的,因为此前30年基本上没有自觉的学科建设,没有自觉的学科意识。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所有的学科均已成为意识形态的分支,似乎没有自身存在的价值。呼唤学术独立遂成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强大思潮。
　　不过,学术独立不是独立于社会,不是独立于时代,不是独立于现实。当前被神化的学科建设实际上就是这种学术独立思潮登峰造极的结果,它已成为学者新造的豪华象牙塔。越来越多的学者躺在这个新创造出来的豪华象牙塔里备享物质极大丰富所带来的种种好处,而日渐淡忘学术本应回报社会、回报时代,应该关注、思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现在学术评估的标准是只看论文的篇数、出版的著作、刊载论文期刊的等级和研究队伍的年龄结构、学缘结构和职称结构是否合理,而不问是否发现和解决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哪些问题。譬如,我们很少看到哪个高校,尤其是著名高校,以解决了多少实际问题、透彻地研究了多少外在事实为标准,来判断所在学校的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等的相对地位。而与此同时,近20年来,各个学科的所谓学科建设越来越红火,越来越轰轰烈烈,越来越好看!
　　另外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学科的划分本身:现在的学科划分,越来越变得只具有教育学的意义,从分科治学变成了分科学习,越来越不具有推动科研的意义,或推动科研的意义日趋淡薄。某种程度来讲,现在的学科设置框架已只具有便于初学和入门的意义,而于高深研究者已无帮助,而于解决问题也无帮助,甚至变成壁垒和障碍,变成楚河和汉界。
　　当前的学科设置和学科建设联手强化了学科自身的存在,导致了对问题研究的割裂,乃至对问题研究的回避。其间的要害是:我们究竟是应该以问题为平台整合学科,还是以学科为平台切割问题?毫无疑问应该是前者。从以学科为本体向以问题为本体转移,是当前学科转型的要义之一,学科应成为问题的工具,应从本体化走向工具化。众所周知,数学早就工具化了,据说,物理、化学、生物学等也正越来越工具化。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包括史学、文学、哲学、人类学等,是否也应越来越工具化?成为研究与诠释中国问题、中国经验的工具?值得学界深思。
　　当然,“学科建设”与“问题研究”并非天然或绝对对立,旨在研究和解决问题的学科建设,永远是必要的。这里强调的是:问题第一,学科建设其次；所反对的是,本末倒置,舍本逐末,乃至有末无本,而这一点恰好是当前学界的主流。
　　总之,克服了一味追求学科建设重大缺陷的中国社会科学,应该把自己的主要精力和研究旨趣转移到中国问题上来,转移到中国经验上来,在中国本土上深耕细作。这就是我这里所说的社会科学的转型。人文社会科学应该尽早转型到更加透彻地解读和说明中国的道路上来,而不是一味地在远离时代、远离沸腾的现实的学院里搞所谓的学科建设。

        把中国经验概念化:从出材料向出理论转变
　　那么,衡量一个学科转型是否成功的标志是什么呢?能否构建一套本土化或准确反映中国经验的概念术语系统,则是笔者所要强调的“标准”。就20世纪的大线索而言,无论中国与世界,占主流地位的可以说都是西方的概念或话语系统。我们知道,西方话语以自由主义的生活方式为其基本内容。但这一话语系统无法准确表述或完整呈现中国经验。西方话语之所以无法表达中国、阐释中国,就在于西方话语与自由主义密不可分,而在目前中国,占主流地位的生活方式基本上与自由主义无关。而非自由主义的生活方式并不一定没有自己的价值,其价值并不一定没有普适的意义。
　　众所周知,中国有着和西方完全不同的历史、传统、文化、社会生活、语言符号。从根本上讲,中国的确需要另一种话语系统来讲述,来表达。但近百年来,由于受制于我们所移植的人文社会科学整体框架,我们都是竭力在追逐西方,用西方模型、西方话语来表述和表达中国,由此造成了一系列紧张。
　　以史学界为例,从一个特定的视角看,20世纪的中国史学界其实一直在跟着外国人的屁股转。历史学领域的状况,实际上反映了当前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普遍状况。中国经验已经十分雄厚,中国材料已经汗牛充栋,中国案例已经无法穷尽,形形色色的具体的微观研究成果也堪称如恒河沙数,但是,我们并未从这些东西中抽象出应有的中国理论、中国法则、中国定理、中国范式。由此,我们所得到的一个重大教训是,中国学界今后在向西方学界输出材料,输出初级学术产品的同时,必须尽快同步输出“概念化”和“理论化”的高级学术产品,这一点因中国国际地位的快速提升而变得异常紧迫。中国学坛正在成为世界学坛不可或缺乃至越来越重要的部分。从中国经验、中国历史中抽绎出来的“中国法则”,也会越来越成为国际学术界的关注焦点。甚至可以断言,再过十年,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法则”也将会随之获得更具普世价值的意义。我们必须尽快从世界学术界的学术小工,变成世界学术界的思想和理论“大师”。
　　所以,中国学界目前已经到了一个转变的关键时刻、重大时刻,这就是从出材料、出文献、出数据,出案例、出调研报告,向出理论、出思想、出概念、出话语、出方法论的转变,从实证向实证与思想并重转变,套用一句流行的话,中国的学术也必须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能否像当年马克斯·韦伯一样,对中国、对中国文明和中国文化做出一些成体系性的大判断、大概括,提供一个富有解释力的大概念、大框架,看来是当下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世纪任务:锻铸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范式
　　总之,中国学界应该把更多的心力,更多的时间用在研究中国问题、中国材料上,从而锻造一种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范式,这个任务事实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来了。这实际上是一个未完成的“世纪任务”,未解决的“世纪难题”。　　　　　把哲学社会科学基本概念本土化的追求,眼下正形成为一股巨大的思潮,正形成为中国思想界一种大势,这个大势无疑应该继续进行下去。在这一大势下,各个学科都应主要面对本土经验,重构基于中国经验、本土材料的系统概念,最后再整合为具有相当解释力、表达力的一套规范,从而在国际上造就一个有别于自由主义范式的人文社会科学的中国范式。
　　这个中国范式不但能讲述中国的30年,更要讲述中国的三千年,即从士农社会到工商社会的转型,因为这是一个延续了三千年,乃至五千年的庞大文明体的大转型、大过渡、大转轨,必须从头叙述,从头解释。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能否期待一种新文化的出现:就像两汉儒学汲取了道法名墨成就了自己,宋明理学汲取了佛教成就了自己,我们能否把自由主义的精华也汲取过来,从而更大规模地成就自己,形成一种崭新的中国文化?
　　总之,未来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应从实践上,创造一个克服自由主义缺陷或高于自由主义的以儒家价值观为基础的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从学术上,创造一种立足于中国传统与历史,又汲取自由主义合理内核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学派；从理论上,建构一个基于本土经验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概念范畴框架。而所有这些工作的总目标,就是把中国“中国化”,即创造一种从中国经验出发、以回答中国问题为鹄的,最大限度地尊重中国特点、中国文化、中国数据、中国案例且有别于自由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崭新范式,以逐步改变一百多年来把中国“西方化”这样一种趋势与现状!
　　当然,笔者也不能不在此郑重指出:如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能在“闭关锁国”中实现、中华文化的再起和繁荣不能在“自言自语”中完成一样,哲学社会科学中国范式的铸造,也不能关上大门在自己家里进行。一个有别于自由主义范式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范式,必须在与自由主义的对话中,并汲取了自由主义学科范式的所有精华之后才能建构出来,也才能最后走向世界。在这个过程中,“西方中心主义”固然必须抛弃,“华夏中心主义”尤不可取。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范式,看来只能在“他山之石”与“本土之玉”的中间地带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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