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是一个地理环境决定论者

 

　　在19世纪中期以前，以中国文化体系为代表的东亚，始终是世界上综合实力数一数二的地区。鸦片战争一声炮响，深刻震撼了依然抱残守缺、做着迷梦的中国士大夫们。从那时开始，如何看待中国文化，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一直都在分裂。
　　近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方朝晖做客山东大学，从文化心理结构上分析中国现代化存在的问题。记者窦昊

　　此岸取向、关系本位、团体主义

　　
　　“我的一个朋友，当年没有考上大学，很是懊恼。后来他下海做生意，挣了些钱。每次与我们当年考上大学的同学们聚会时，他总是主动请客，而且故意摆阔，弄得很奢侈。虽然他嘴上不承认，但这其中的潜台词就是：我虽然没考上大学，可我混得不比你们差。”方朝晖说，一个人如此，一个民族也是这样，而这会影响到本民族的选择。
　　在文化发生论上，钱穆是一个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他认为，人类文化从源头看不外乎三大类型：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商业文化。中外文化不同，实质上就是农耕文化与其它文化的区别，“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祖宗子孙世代填墓安于斯。”故农耕民族只需安守田土，依时劳作，无需外求。因此，农耕民族注重天长地久，子孙绕膝。正是基于类似的理解，方朝晖认为，中国文化体系在源头上就有三个预设，即此岸取向、关系本位、团体主义。这三个预设层层递进，虽然中间有各种各样的文化杂糅进来，这三个预设从未改变，并且最终塑造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性格。
　　要想理解“此岸取向”，可以由对立面来诠释。中国人对于佛教文化多少都有一些了解，特别是对于人死之后去极乐世界尤为关注。而此极乐世界，即所谓的彼岸，是活着的人们达不到的一个地方。相对应的，此岸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个被我们祖先称为‘天地’‘六合’的地方，一切都是真实的，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唯一的家园。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对鬼神是存而不论的，也就是并不太相信。”方朝晖说。
　　再观看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基督教认为，人活着就是为了赎罪，等待世界末日的来临。而救世的耶稣再次降临时，就将把基督徒们带离这个世界。从这方面来说，离开当下的世界，对于虔诚的基督徒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为此，方朝晖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我的美国朋友来中国时，我好吃好喝招待他，他吃得非常爽。但是我到了美国，他倒是殷勤接待，只是吃饭太过于简陋：顿顿都是用超市买的浇头倒在米饭上，吃得让人反胃。我对此提出质疑，这位美国朋友就说，基督教文化认为耽于肉体的享受是罪恶的，因此他们认为过分追求口腹之欲是不好的，就没有请我到处吃。”

　　养生保健受追捧，中国人更怕死？

　　
　　与我们是近邻的印度人，在他们的佛教、印度教认知中，当下的世界是虚幻的、随时会消失的。《金刚经》就说这个世界有如“昨晚梦到的影像”。即便对于这个世界本身，他们也认为这只是无数世界中的一个而已，所谓“三千大千世界”，其数量如同恒河里的沙子一样多。而且，生命在这个世界消失，它立刻就会在某个地方转生。并且是根据此生的行为，来决定你转生的质量。
　　回头再看看中国人的文化，最高的理想似乎就是道家的“天人合一”，也就是说人与当下的世界达到和谐。而在西方人和印度人眼中，当下的世界只是一个过程，远远不是全部。简单来说，他们的活着是为了在这个世界死后更好的活着。由这种“此岸取向”的预设来理解，就能明白中国人为何如此世俗、现实了。
　　高晓松在他的脱口秀栏目中也说，西方人注重的是“真理”，东亚人注重的是“规则”，二者的理想一望便知。
　　对待死亡的态度也能说明这一问题。在中国古人看来，让一个人暴尸荒野是非常残忍的，而把尸体切碎，直至挫骨扬灰，都是最恶劣的事情。也因此，虽然推行火葬多年，部分中国人仍然执着于土葬，因为中国人把肉身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而在印度，人们对死者的尸体当作垃圾来看待——这是束缚灵魂的皮囊，灵魂已经离开，肉体便没有了用处。因此，这样一幕景象被中国网络疯传：恒河里一边漂着浮尸，一边是当地人平静地用河水洗衣、沐浴。“他们认为，这些尸体和塑料袋、枯树枝没有什么区别。甚至在有的实行天葬的地方，死者亲人会贿赂刽子手，让他把亲人的尸体切得越碎越好，以便早点被动物们吃掉。”方朝晖说。
　　由这种文化意义生发，中国人更加贪生怕死，各种保健养生的书籍、节目、药品的受追捧，正是与此有关。而中餐的发达，也与这种享受当下的文化心理有关。

　　中国人为何更注重圈子？

　　
　　正是由于此岸取向的预设，直接导致了关系本位、团体主义的产生。“中国人对生命的安全感，全部寄托于自己与这个世界的对象的关系。要想活得好，就要处理好自己与周边人的关系。”方朝晖说，“而在西方，人在一个群体中，都是保持高度的独立性。即便所谓的群体，也只是通过各种契约临时组成的而已，它可以随时解散与重组。”所以中国人习惯把每一个人放到关系网中去思考，然后评估这个人的重要性与价值。
　　举例来说。上世纪80年代，美国某大学为研究文化心理，曾经做过一组这样的实验：让学生们制作一个公司全部员工的薪资分配方案，前提是提供了这些员工们的实际能力与劳动成果。当方案完成后，导师发现，来自东亚的学生制作的薪资方案比西方学生的要明显趋于公平，也就是说每个公司员工获得的酬劳在东亚学生的制作方案中是差不多的。之后导师在实验中加了一个限制条件，即制作薪资分配方案的学生与公司全体员工互不认识且没有交集。在那之后，东亚学生与西方学生的方案便几乎没有了差别。“可见，东亚学生也考虑效率的问题，但他们更关注人际关系。”方朝晖说。
　　因为人人都处在了关系网中，拉帮结派、另立山头、搞小圈子的团体主义就变得顺理成章了。因此，中国人在自我认同时喜欢与他人攀比，进而产生嫉妒、勾心斗角、窝里斗等行为，遍地开花。之所以中国人认为好的领导首先能理顺下属关系，就是因为这种窝里斗的行为遍地开花。由此生发，东亚人认为，一个人出生在哪里，那他就应该永远属于那里，一旦离开、加入别的国籍，就属于背叛。因此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而在西方，出生地也就是祖国，更像是一个公司，可以不断更换。
　　搞团体主义，就是要注重人情、私情。“人情永远比制度重要，重私德轻公德。”方朝晖说，中国人讨论的“公德”，其实是建立在“私德”的基础之上。“我有个同学，年轻时我们聊起时事政治，他总是慷慨激昂义愤填膺。可是当他想要我帮他走后门，而我办不到时，他就开始对我冷嘲热讽。”方朝晖说，由此，他认为中国人不相信公德，因此实现法治很难。
　　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博爱”，其实在中国很难实现，因为人人都是从“人情”出发建立爱，而人的关系网总是有限的，因此这种“博爱”在这种关系网中是无法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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