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万华
香港新文学首先是在新诗创作上有所实绩的,而这种实绩反映出上海和香港双城文化背景下香港新文学的崛起。
1933年,香港青年诗人林英强、侯汝华分别打算要在上海出版自己的诗集《凄凉之街》和《单峰驼》时,各自惊喜地得到了被视为中国象征派诗歌鼻祖的李金发所作的序,序文称林英强、侯汝华为“神交”的“同志”,“可追认为象征派”,称赞他们“深知此道”,即“美的蕴藏在想象中,象征中,抽象的推敲中”。此时的李金发是自许与戴望舒、施蛰存为不久前创刊于上海的《现代》杂志的同道,而一批香港青年诗人也都加盟《现代》。1934年香港《今日诗歌》创刊号发表《论象征主义诗歌》,是“香港最早出现,论点最完整的现代诗论文”,就将香港青年诗人鸥外鸥、林英强等归入李金发、施蛰存、林庚等代表中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前路”的创作。这种香港与上海强烈呼应的情况其实是香港新文学产生时期的整体格局。香港第一本新文学杂志刊名为《伴侣》,其问世就张扬起“大众所需要的通俗文学”的旗号,并以此作为“中国文艺一条新的出路”。随后重要的新文学期刊则取名《红豆》,这些都可见海派文化的影响。事实上,“五四”后香港文化跟内地接触最多的并非北京,而是上海。海派文化的创新求变更多迎合香港知识青年的心理,而香港的都市化进程则使得开掘都市文化资源的现代主义文学成为香港新诗的重要潮流。其中最有成就的首推鸥外鸥(1911—1995,出有《鸥外诗集》等),其出现“令人耳目一新”,成为香港诗坛的“一大惊喜”；而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他也被视为“现代中国最具艺术个性和前卫意识的诗人之一”,更重要的是,他的现代主义诗风有着对现实的强烈关怀和鲜明介入,开启了香港新诗现代与现实交汇的传统。
鸥外鸥的诗是香港的现代诗,却无现代派的暗涩诗风,透明、清激中耐人咀嚼。《狭窄的研究》(1937)探讨、揭示香港都市的本质,充满知性,却显得清朗明澈。全诗由“海”起领:香港“建筑在浮动的海洋上”,这既是香港实际的地理状况,又暗示出香港城的不稳定感,“浮动的海洋”渗透出香港“租借”来的时空感。在这样一种暂时性的空间中,“没有一座山永久,/没有一块冷落了的土地永久,/没有一片房子永久,标贴着‘To Let’的招子不超过一小时,/永久的只有银行的地址!”这既符合香港金融统治下一切都急速变化的现状,也同样暗示出香港城的暂时性会引起人的内在价值失落:“屋与屋的前壁,仅有一寸的隙!/透着一寸的阳光!/流通着一寸的空气!”这些描写既真切呈现了香港拥挤的生活特色,又暗示出香港生存压力下,人的价值被狭窄化,而这正是香港城的危机:“香港人是扒着山。/香港的车辆的轮扒着山。/香港的建筑扒着山。”句号断开的句子,一幅幅呈现狭小空间中“植了万万亿亿的厨房烟囱的森林场”向空中发展、向山上发展的香港景象,由此,诗人对香港的关怀也自然地表达出来:“一切都作扒山运动的香港,/一切扒到了最尖端最高度的巅上的时候:/香港,怎么办呢?”这既是对香港狭小空间发展制约的担忧,又是对香港都市化发展中另一种“狭窄”的深思:一味发展金融、商业经济,而忽视了别的不该忽视的,经济巅峰会带来人的生存的解放吗?全诗处处有对香港城本质的现代思考,都写得明白酣畅。
鸥外鸥始终以诗形式的“怎样说”来拓展“说什么”的深广度,这正是现代诗自觉之所在。他借助于都市媒介因素(如印刷字体的变化组合、广播声音的戏拟借用等)创作的具象诗推动了诗从浪漫抒情转向知性表达,也开启了香港文学创作中的语图时代。《第2回世界讣闻》(1937)在每节的开头都用3至7个“war”(战争),字体由小至大进行排列,在视觉上造成二次大战阴影迎面步步逼来的感觉。而作者在诗题下就提醒“请以卖号外的声音朗读”,诗末又加注:“利用英语‘war’一词作为叫卖号外时惊呼‘喔呀’的拟声,又用了原词‘战争’的意义”,这样一种对英文词语音、形的中西“戏用”,在视、听觉的交合中,跟诗中一则则新闻电讯呼应,强化了战争带来的恐惧。鸥外鸥在香港有感于现代城市文明影响下的种种异化,也早早意识到二次大战实际上是人类进步文化和法西斯文化之间的搏斗(《欧罗巴的狼鼠祸》等诗就明显表达了这一认知)。《被开垦的处女地》是他一度流落到西南地区时,桂林大自然林立的奇峰和城里随大批外来移民(尤其是包括香港资本家在内的逃难富人)到来而出现的“摩登”现象促使他创作“文字图像诗”。此诗充分发挥象形文字的视觉性,又利用印刷铅字的大小、浓淡,从右到左竖排。开始连续的“山”字,是大号字体,宛如东南西北联成的环壁,保护着桂林古城；然后用小号字体,写城里居民向外张望和外来陌生人进入的情景,而层层叠叠排列的“山”,宛如“四面八方举起了一双双的手挡住”“外来的现代的一切陌生的来客”,然而,“举起的一个个的手指的山/也有指隙的啦/无隙不入的外来的现代的文明的文物/都在不自觉的隙缝中闪身进来了”,小号字体恰如其分地表现了“缝隙”渗透的情景；到了结尾,又以大字体排列,外来人员、资金蜂拥而入,无可阻挡,“山”失去了其屏障作用,那些渗入的东西,“黄得可爱的加州水果也有/黑得可怕的印度食物也有”,好坏善恶,难以区分。视觉的强烈冲击表达了诗人的切身感受,让人们在抗衡战争危机的同时也警惕现代文明的危机。
香港早期新诗呈现的都市性,尤其是鸥外鸥写的都市具象诗,在中国新诗中,除了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诗歌外,是极为少见的。即便在抗战时期,当战争实际上已中断了中国现代都市诗的历史进程时,香港本土作家的诗作,仍然延续了都市诗脉,开拓出殖民地环境中文学生存的空间,这无论如何也是香港新诗对中国新文学的重要贡献。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