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杨永贤

简介:1933年出生,杨向奎的长女,法官,退休后开始写作,辑印有《丰润杨向奎先生全集》,组织成立了杨向奎研究会。

半岛记者:父亲在您眼里是个什么样的人?

杨永贤:其实,到十几岁前我都不认识我爸爸是谁,我只知道爸爸是个符号,特别遥远。那时候我在农村,一到过年过节,别的小朋友都说我爸爸给我买这个,给我买那个,我因为这个哭过多少次。我回家问我奶奶,为什么别人有爸爸我没有,我奶奶说你有爸爸,你爸爸在外面干大事。我总觉得,比起一个学者,父亲其实是个农民更好,我们可以一起生活。

半岛记者:您母亲怎么回答呢?

杨永贤:我的家庭比较特殊,大概我在五岁的时候,爸爸就写休书休妻,他说父母包办婚姻,两人不合适。我现在理解了,他们确实不配,一个是学者,一个是文盲,一个走南闯北,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我妈回娘家都得坐很讲究的篷子车。但我当时不同意,也没有办法。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通过,父亲和母亲办理离婚手续,我当时参军一年了,理解他们确实不合适,母亲也很豁达。

半岛记者:那您跟父亲接触最多是在哪一年?

杨永贤:我跟父亲接触是1956年以后,接触得多是在1966年以后。他曾受到冲击被关起来,出来以后到我家里来过几次,唐山大地震后也来过。1955年,我曾到过青岛,他后来又有了三个孩子,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开始我有点不满意,觉得不公平,认为他对后来的孩子比我对亲。现在我理解了,毕竟他们小,我大,而且父亲也没有精力管我的事。

半岛记者:谈谈您对父亲的印象。

杨永贤:我叔叔曾对我说过,你不要对你爸爸有意见,他是个学者,就喜欢读书。他架子大,多好的朋友,多得意的学生,从来门槛不迈,不会送出门去。只有你来了,你爸爸不但陪你说话,你走的时候他还会送你到车站。当年他住在北京干面胡同,离车站较近,大概公共汽车两三站地就到了。叔叔说,这规格不低了。后来父亲对我说,你得理解我,这种关系特别不好处。我觉得,他心里还是公平的。我去北京经常给他带点土特产,他一辈子勤俭节约,不讲究吃穿,我给他带点小米、海米、花生米,那时候买东西都凭票,不好买,他就喜欢吃这几样。

半岛记者:您来青岛时的细节还记得吗?

杨永贤:1955年,我生下儿子(陈晓颖),当年产假56天,满月以后,觉得有了空闲时间,决定去看看8年没有见面的父亲,我便给他写信,说去青岛看看他。他很快回信邀我去,父亲到车站接我,他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他。当年他住在鱼山路上,青岛给我的印象是道路高低不平,没法骑自行车,其他的印象不深了。

当时,他领着我在校园里散步,说你才22岁,都有孩子了,否则还正在上大学,有点埋怨的意思。1949年,我在北京上初中,眼看就要中考了,还有饭费没交,只能自力更生参军。其实父亲希望我上大学,出国留学,像他一样当名学者。

半岛记者:这就是您后来写作的原因吧?

杨永贤:我1949年参军,23岁入党。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后,做过县里的妇联干部、宣传干部,在县、市两级法院工作了近30年,直到离休。没能上大学是我们父女共同的遗憾,我从退休以后开始写作,先后创作了长篇小说《潇潇雨歇》、报告文学集《法官风采》《营造辉煌》《枫叶正红》《精选百案》以及长篇报告文学《评剧表演艺术家洪影》等200多万字的作品,加入了中国作协。2007年出版了历史小说《明成祖朱棣》。最近又在创作儿童文学。我现在80多岁了,人家说,你这么大岁数了也不玩,我的想法就是要弥补我的遗憾,父亲很希望我能够成就点儿事业。

杨先生从入顾门到自创新派,“史学界一代宗师”实至名归

姓名:吴锐

简介:1994年起担任杨向奎先生助手,新疑古派历史学家,中国社科院历史所资深研究员。代表作《中国上古的帝系构造》,编辑《古史考》九卷。　

半岛记者:您是如何评价杨先生的?

吴锐:杨先生学出顾门,在他上大学的时代,古史辨运动异军突起,逐渐成为史学一大流派,顾颉刚先生是公认的“核心人物”。如果按才、学、识三方面衡量,杨先生才、学均有欠缺,而识独高。顾先生善于搜集材料、学风严谨、文风优美,这三方面对于一个学派的流传都是很重要的,杨先生均未得真传。不过杨先生超越顾老师的地方,除了神守,还有金文。像《天亡》(又称《大丰》)、《令彝》等铜器铭文,杨先生都提出了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释。

顾先生以他渊博的学识和伟大的人格魅力倾倒了一世学子,浙江省图书馆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童书业遂执弟子之礼,成为顾先生最喜欢的学生。童先生是位天才,古史、瓷器、艺术,无不涉猎,马列主义一学就通,杨先生晚年痴迷理论物理学,与童先生堪称一对活宝,难怪他们二人私交最笃。他们二人在1935年就住在顾先生家里,协助顾先生工作,后来又同在山大教书。童先生早年笔名“童疑”,杨先生笔名“杨守”,他们的争论收录在《古史辨》第七册中。一疑一守,反映了学术上的异趣,埋下了尔后杨先生脱离古史辨派的种子。杨先生从入顾门到最后自创新派,“史学界一代宗师”实至名归。

半岛记者:在学术上,您其实已经独树一帜,那么,杨先生给您的观点带来哪些影响?

吴锐:我在大学学历史,还不知道将来的方向。在西北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学的是侯外庐那一套中国思想史。在人民大学读博士时学的是哲学史,因此来到历史所就分配在中国思想史研究室。由于杨先生的影响,我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中国上古史,其次是经学。杨先生改变了我一生的方向。

半岛记者:他对您寄予了什么希望?

吴锐:杨先生1950年入党,在教授中很罕见。因为国民党一贯笼络知识分子,杨先生告诉我,国民党的著名教授可以拿到500大洋,而普通工人只有5块,相差一百倍。杨先生1956年调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持史学界的是尹达,恰恰也是顾颉刚报怨最厉害的人。杨先生是党员,自然要接受尹达的差遣,因此与他的顾老师渐行渐远,顾先生在日记中将杨先生形容为忘恩负义的小人。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杨先生对顾先生是非常尊敬的。杨先生希望我自创新派,但我同时也受到顾先生另外两位学生刘起釪先生和王煦华先生很大的影响,我认为无论创不创立学派,都需要站在古史辨学派巨人的肩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