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良德：山东大学教授

　　2011年8月和2012年9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相继推出了林其锬、陈凤金两位先生所著90万字的《增订文心雕龙集校合编》和林先生所著130万言的《刘子集校合编》两部大书。人们常说十年磨一剑，林先生则用半生的精力倾注刘勰及其著作的校勘整理，成为《刘子》一书的功臣，为“龙学”竖起一座不朽的丰碑，令人敬佩，令人景仰。

　　《刘子》研究具有历史性的重要贡献

　　林先生对“刘子”作者的考证及其结论，引起了学术界长时间的讨论和重视，从而动摇了近代以来一直以《刘子》一书作者为刘昼的观点。可以说，如果不是林先生，大多数学者早就忘记或者并不知道《刘子》一书的作者尚有刘勰一说，尽管这是“新、旧唐书”明确记载的事情。但居今而言，已有不少学者承认《刘子》一书的作者就是刘勰，且有更多的学者不得不重新思考和检讨《刘子》作者为谁的问题。应该说，这在六朝思想史、美学史、文论史的研究中，是一个重要的学术事件。

　　林先生对“刘子”作者的研究及其结论，开创了刘勰研究的新领域，因而将会改写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研究史。可以说，在1985年以前，《文心雕龙》研究者普遍认为刘勰传世的著作只有一部《文心雕龙》、一篇佛学论文《灭惑论》和一篇碑文《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但是现在，已有一些龙学家承认“刘子”是刘勰的著作，并有更多的龙学家在关注《刘子》一书。在2009年安徽师大举办的龙学年会上，台湾龙学大家王更生先生曾以笔者所编《文心雕龙学分类索引》为依据，分析大陆近五十年的龙学研究；王先生的文章中曾质疑笔者何以把“刘子”研究的论著作为“附录”收入《文心雕龙学分类索引》一书中。实际上，早在1986年牟世金先生带领研究生编纂龙学索引时，就已经把“刘子”研究论著作为“附录”收入了（见《文心雕龙学综览》一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出版），而这正是因为当时林先生已提出了“刘子”作者问题。如果说，二十年前的《文心雕龙》研究者还可以无视“刘子”一书的话，那么今天，摆在龙学家面前的就不应只是一部《文心雕龙》了。无论我们是否承认“刘子”一书的作者为刘勰，我们都必须正视“刘子”一书，研究它和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的关系。因而这实际上开创了刘勰研究的新领域，也就改写了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研究史，或者说为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研究史增添了新的重要内容。

　　林先生的“刘子”研究及其《刘子集校合编》等著作，不仅集“刘子”研究之大成，更重要的是提升了“刘子”一书的历史地位，因而林先生可谓“刘子”的功臣。这种地位的提升，一是上述作者问题，假如这部书是刘勰的著作，其地位就不一样了，这是显然可见的。二是林先生对《刘子》一书内容的切实研究。林先生用一系列的文章证明，“刘子”一书是中国中古时期一部思想宏富、内容精深之作，理应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文心雕龙》集校独辟蹊径

　　敦煌唐写本。敦煌唐写本《文心雕龙》虽然只有十三篇，但因其用行草抄写，加之底本多有漫漶不清之处，所以辨认并不容易，已有的校勘成果并不尽如人意。林先生对敦煌遗书《文心雕龙》残卷的校勘和整理，继承前人的校勘成果，并不断补充和完善，最终成为集大成的校本。这对《文心雕龙》文本的整理而言，具有深远的意义。

　　宋本《太平御览》。林先生对宋本《太平御览》引《文心雕龙》的校勘和整理，从总体上具有开创之功，可以说在《文心雕龙》唐写本之后挖掘出了一个可与唐写本媲美的《文心雕龙》的较早文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唐写本残卷的不足，为我们进行《文心雕龙》文本的还原做出了重要贡献。笔者以为，这一工作的意义不亚于对唐写本的校勘。

　　元至正本。林先生对元至正本《文心雕龙》的校勘和整理，同样具有开创之功。学术界都知道元至正本之于《文心雕龙》的重要意义，但对这个本子的大规模的整理和研究却远远不够。可以说，元至正本的意义有多大，林先生对这个本子的汇校之功就有多大。
林先生从上述三个本子开展《文心雕龙》的文本整理，可以说抓住了关键和要害；从而《文心雕龙集校合编》一书，成为“龙学”史上当之无愧的集大成校本，开创了《文心雕龙》校勘学的新时代。林先生在此基础上所作的《新校白文文心雕龙》（张光年《骈体语译文心雕龙》附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出版），不仅已经引起“龙学”家的广泛关注，而且实际上已经进入《文心雕龙》研究的应用领域。如张长青先生的《文心雕龙新释》（湖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即以林先生的成果作底本，这实际上改变了清末以来以黄叔琳辑注本做通行本的历史。因此，说林、陈二位先生的《增订文心雕龙集校合编》竖起一座龙学丰碑，当不为过。

（新闻原标题：“刘子”功臣，“龙学”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