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背景
1413年,贵州设立布政使司,成为全国第13个行省。细微可成卷,点滴能穿空,那些曾经闪烁在贵州历史长河中的人物,为我们留下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掩映在历史的风景深处,值得我们尊敬和景仰,他们是我们最不能忘记的人。在实现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贵州奋力前行,后发赶超,努力与全国同步进入小康社会,在这个重大的时空节点上,构筑精神高地、冲出经济洼地,对于每个贵州人来说,意义深刻。开展“600年贵州不能忘记的人”主题文化活动,显然是传播正能量的一次绝好机会。
记忆是传承历史的一个重要方式,换句话说,记忆就是历史,而人是历史的主角。由省文史馆、省文联、贵州日报报业集团、贵州广播电视台、省档案局、贵阳孔学堂、贵阳美术馆联合主办的“600年贵州不能忘记的人”主题文化活动,通过讲座、展览、网络互动、电视等方式,立体呈现贵州建省600年历史长河中那些散发着贵州精神光辉的英杰才俊,以构筑通往未来的精神桥梁。
今年4月1日,“600年贵州不能忘记的人”主题文化活动在贵阳孔学堂明伦大讲堂正式启开大幕,活动官网同日在金黔在线网站上线。根据自身的优势,各支持单位分别承担各个子项目:贵州日报《27°黔地标”》文化周刊将推出专栏“黔人”栏目,展示贵州600年来的人物传奇；金黔在线网站正推出“大家说‘贵州不能忘记的人’”、“我与贵州的故事”征文大赛等活动,集合公众的600年贵州记忆；贵州广播电视台以影像的形式展现贵州人物风采；贵阳孔学堂举办“600年贵州不能忘记的人”主题系列讲座及展览。作为活动的第一场讲座,“600年贵州星辰璀璨”由省文史馆馆长、省文联主席顾久,省政府参事室参事、省文史馆特聘研究员、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院长张新民,省文史馆馆员、著名作家、文化学者何光渝,省文史馆馆员、省社科院研究员、历史学者熊宗仁4位专家学者会讲,300多位市民和学生参与现场互动。4位专家学者从精英人物、平凡人物、抗战人物等角度,向现场观众讲述了声名赫赫、鲜为人知的贵州人物传奇,如心系教育的成启宇、龙场悟道的王阳明、“冲勇巴鲁图”罗大春,在娓娓道来的讲述中,鲜活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讲述
顾久:不能忘记身边那些可敬的人物
成启宇伯伯是我父亲的老朋友,但我注意他却是在读大学时。那天,他朗声叫我小名:“久久,你应该准备继续读研究生啊!”我问为什么,他像是在石头上雕刻文字般用力地说:“你的教育还没接受完嘛!”
这就真刻在我心上了,大学毕业就到山东大学念硕士,每个假期都到贵州大学拜望他。那栋两层的旧木楼早已拆除,当时他只身住在楼底梯子转角处一间小屋内,除了四壁的书籍,只有一间小床、一张旧写字台和两把破藤椅,引人注目的,是进门处那张告示:“图书概不外借”。架上主要是历史学和民族学方面的,都用牛皮纸精心包着,书脊和封面用瘦劲的楷书题写书名和作者。
听说他每天提前到馆,开馆时准时立于门口守候,凡迟到工作人员均罚站十分钟,就连书记也不放过。冬天他在古籍书库,有人见老头可怜,为他烧一盆炭火送上。成伯伯勃然大怒,严厉批评他:“难道不晓得一氧化碳会损坏古书吗?与其如此拍马,不如读点书去!”到外文书库时,凡有人来借,他要用外语提问,答上来者,不光这本,他还热心介绍相关的；答不上来者,就严肃拒绝:“你不要糟蹋书了,这是国家用外币买来的!”
听说一九二五年成伯伯在贵阳读师范,当时外国人在上海杀中国学生,贵州学生就组成“学生沪案后援会”,成伯伯是贵阳“五校学生联合会”发起人之一,因此与我父亲顾光中、舅舅萧家驹结识。后来他们相约到北京读书,毕业后就遇上“九一八事变”,当时知识分子相信教育能救国,于是父亲受聘到湄潭任教,舅舅在贵阳办学,成伯伯则回到家乡石阡县。他每年从家中拿出三万斤谷子,十年共付出三十五万斤,办起一所行健小学。贫困学子,不光免费,还在他家吃饭。1940年代,风雨如晦,据说成校长常于白日打着个灯笼行走,逢人问,则答道:“暗无天日!”新中国成立后,他当选石阡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他的小屋平时是冷清的,他孑然一人,生活简单,缺乏照顾。另一方面,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逝世,他每个月都要从工资里拿出钱来寄往他的行健小学,资助农家困难的孩子。
一次我问他,您的孩子们都不是读书人,为什么一本书都不外借?他含笑轻声说,他死后要把这些书送给他办的行健学校。临终前,或许因为这些书不适合农村小学的孩子们,就立嘱全部赠给家乡石阡县档案馆了,共一万多册,这是他惟一的家产。
他逝世的时候,县政府送了副挽联:“一生正气贯日月,成公哪里会死?呕心沥血为乡梓,先生无愧永生!”乡民们为纪念他,捐资为他塑了座像。忘记了他,我怕会丧失知识分子的风骨。
张新民:王阳明的悟道犹如惊雷
王阳明是外地人,但他来到贵州后,创建了影响甚大的心学。为了探寻真实的存在与存在的真实,他曾经尝试过各种各样的体证工夫和施教方法。静坐即是他继“知行合一”学说之后,针对学者实存状况提出的一种证道入手工夫。静定工夫既需要“事上磨练”即社会人生的具体实践作补充,但其本身也可在默一澄心与省察克治等诸多方面同时双管齐下,以达到扫除私欲,直契形上本体的目的。
为了使自己的立论更有经典的权威依据,他还重新诠释了《大学》的有关章句或辞语,认为诚意乃是“圣门教人用功第一义”,井将颇有认识论特点的向外格物逆转为更具道德形上学意义的向内“正心”。他最终的理想都是亲证亲历形上道德理境,使每一个体及人类整体的生命获得真实可靠的永久安顿。
王阳明的龙场悟道犹如思想史上破空而来的一声惊雷,为官学笼罩下沉闷单调的士大夫社会吹来阵阵清风。它不仅说明王阳明个人已突破了生命磨试的大关大隘,实现了人生旅途质的大跨度飞跃,使自己的心学思想有了生死智慧的哲理奠基,而且也象征着与朱子学不尽相同的另一条成德之学,已获得了历史与实践的双重肯定,是儒家重新调整内在发展理路所作出的一种新尝试,代表了孔孟程朱以来思想发展史的又一高峰,在贵州学术史乃至整个中国思想上也有巨大的历史象征意义。
龙场悟道,使王阳明置身于边际体验中,他把成圣成贤的工夫,扭转为向内领悟终极意义,从而最终发现了生命存在的本体依据,了解到人之所以为人的究竟真实,主动地以儒家精神价值为本位建构自己的心学体系,使成圣成贤之学真正有了亲证亲历的内明性心性体验,获得了生死智慧的超越性经验奠基。故龙场悟道以后,王阳明的学问宗旨才发生了关键性的转变,他的精神蕲向已从毁灭性的存在威胁中超越出来,并重新找到了生命发展的津度航向,获得了生命提升的最终归宿。
何光渝:贵州籍官员在台湾多有建树
据不完全统计,清代二百六十多年中,至少曾有27位贵州人在台湾为官,文武皆有。其中,政绩卓著的有周钟瑄、蒋允焄、李嗣邺和罗大春等。在台湾的开发史上,镌刻着他们的姓名。
周钟瑄是贵州贵筑(今贵阳市)青岩骑龙寨人,是清代初期在台湾最热心积极规划兴筑水利的官员,为兴修水利,他自己捐谷1870石,助民修筑25个；捐俸银共一百两,助民修筑7个。康熙五十三年他到台湾诸罗县(今嘉定)担任知县,管理着台湾三分之二的地盘,一上任就积极倡修水利。在5年的任期里,共修筑有“陂”35个、“涸死陂”35个、“圳”5个,诸罗县的农田水利及稻谷生产因此有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有的现在还在使用。他将当地以往耕作不定、粗放的方式,转变为定耕、集约的方式；稻作一年一熟渐增为一年两熟,产量渐增。
周钟瑄秉持“富民,安民,教民”的儒家为政之道,妥善处理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关系,对当地的少数民族采取平等相待的态度；减轻渔民负担；主动捐资修复文庙,在县城修义学一所,在“番社”新设社学4所；由他主修的《诸罗县志》,是台湾第一部县志。
李嗣邺是贵州贵筑县(今贵阳市)人,是嘉庆十四年(1809)的进士。道光九年,他出任台湾府淡水厅同知。到任后,积极追捕盗贼,平息纠纷,设隘拓垦。道光十四年,他命令广东客家人姜秀銮,组织福建、广东两籍移民共同招股,合组成“金广福垦号”,台湾第一代垦民组织就此诞生,首开闽、粤先民合作开垦之例,代表闽、粤汉人族群在北埔消弭对峙,和平相处。道光十七年他回到故乡,捐资助建贵阳尚节堂,助推家乡兴办义墊、修筑道路。
清朝的罗大春是贵州施秉人,他一生三落三起,坎坷跌宕:8岁时辍学在家；11岁时母亲病逝,为了安葬母亲,父亲卖掉了家里的所有田产；13岁孤身一人上贵阳、下四川、闯云南、去缅甸；16岁回到家时无家可归,为了生存踏上了当兵吃粮的路,随左宗棠驰骋沙场,参加过一千多次战斗,累建战功,被清廷授予“冲勇巴图鲁”称号,任福建陆路提督、福建船政轮船统领、代理福建水师提督,官至从一品,为中国近代海军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被晚清国学大师俞樾誉为晚清“卓然中兴名将”。
除无从查证蒋允焄少年时代的状况外,其余三人的少儿时代都充满了腥风苦雨,正所谓“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或许,这也印证了陈法在《黔论》所说的“黔人之本色”。
熊宗仁:不能忘却那些曾被忽略的英雄
历史是客观的存在,也是主观的认知。世易时移,今是昨非、今非昨是,不绝于史。
立足今天,为了明天,我们应该拂去历史的尘埃,走近历史的真实。摈弃绝对肯定和绝对否定的思维模式,分时段、分方面,用不同的视角去评价那些是非功罪交织的人物,我们定会寻找到曾经被历史误写误读,或有意无意掩埋了的我们不该忘记的人。
如果对历史人物的褒贬我们不能实事求是,我们可能在现实利益的纠葛、价值判断的纠葛中去实现实事求是吗?
有一种人,曾经被线性思维否定过。但回望民族伟大复兴的来路,谁也无法抹去他们曾经留下的、依然闪光的足迹。我们能忘记他们吗?
在贵州摆脱贫穷落后、追求近代化的历程中,他们为我们铺过路、搭过桥,创造过许多贵州历史第一的人物,我们能忘记他们吗?
贵阳现在的护国路,是有历史由来的。上世纪初叶发生的护国运动,贵州议员王伯群、其弟王文华,曾担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后担任云南巡按使的任可澄,护国军营长袁祖铭,这几个在护国运动中作出巨大贡献的人,都曾住在会文路。为纪念护国运动,会文路后来被改名为护国路。
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那些有名的、无名的,牺牲在正面战场或敌后战场的贵州籍将士,他们用血肉筑起我们民族的长城,我们能忘记他们吗?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承认他们是烈士,都是我们民族的英雄!
历史最终是由人民来写的,检验历史的真伪,最终是实践和人民。这是寻找“600年贵州不能忘记的人”所应该追求的标准。
gzrb.gog.com.cn/system/2013/08/09/012569323.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