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书法的“尚法”时代，唐人尚法又主要通过楷书体现出来。由于唐代吏部铨选中有“身言书判”四个方面的要求，而对书法的要求中又只强调“楷法遒美”而不涉及其他书体，加之“行卷”风气等其他诸多方面的历史与现实原因，致使唐朝几乎无人不善楷书，且涌现出一大批如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等里程碑式的书法巨擘。即使以草书闻名天下的张旭，也能写出一手极为工整的楷书。可以说，唐人对楷法的建构已达到了壁垒森严、无以复加的程度。

　　既然如此，唐楷为何又面临着尴尬呢？尴尬又在何处呢？我认为，唐楷之尴尬恰恰就是源自其谨严的法度，而法度严谨的直接后果就是令学习者易进难出。法度严谨就有规律可循，所以易进；反过来讲，法度严谨就束手束脚，所以难出。且不管书法界如何看，我一直有一种观点，就是中国书法的第一个“尚法”时代应是秦朝，而非梁巘等人所谓的唐朝，秦人对小篆法度的构建，丝毫不让唐人。只不过较之唐代，在时间上太短而已。

　　后人临习前人碑帖，目的不是为了复制前人，而是通过学习发展出自己的风格。这就是书法上讲的“入帖”与“出帖”或“无我”与“有我”的问题。“入帖”、“无我”是手段，也是必经阶段；而“出帖”、“有我”才是目的。所谓艺术是“戴着镣铐跳舞”，镣铐就是法，舞得自由与否，要看书法家的本事。如果明知出不来，即使入门再容易，恐怕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学习唐楷面临的最大问题正在于此。

　　绝大多数人学习唐楷的后果，是除越写越像之外，很难有所突破。拿李邕的话说，叫“似我者死”。颜真卿楷书是唐楷的代表之一，北宋的蔡襄、苏轼都曾先学颜楷而后转学他人；而清代的钱灃，民国的华世奎、谭延闿、谭延泽兄弟等则是忠实的颜门“信徒”，虽穷其一生,然最终亦无一人出鲁公之右。大家尚且如此，常人又何以堪？

　　这个问题宋人就注意到了。米芾说柳公权是“丑怪恶札之祖”，并说：“丁道护、欧、虞笔始匀，古法亡矣。柳公权师欧，不及远甚，而为丑怪恶札之祖。自柳氏始有俗书……欧、虞、褚、柳、颜皆一笔书也。安排费工，岂能传世……颜鲁公行字可教，真便入俗品。”在米芾看来，欧、虞、褚、柳、颜都是一笔书，这个一笔书，与王献之一行字连绵到底的“一笔书”不同，而是指笔画的程式化，后来的雕版字体多脱胎于唐楷的事实，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唐楷的程式化程度。米芾所说的“匀”就是指此。所以，尽管对颜真卿的行书，米芾认为“可教”，而对其楷书，则认为是俗品了。

　　此后，元代书法是赵孟頫的天下，主要以二王为宗；明清人虽多善楷书，但从唐楷入手并成名者却寥寥无几。尤其是清末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等对魏碑书法的推重，更是让唐楷的尴尬愈演愈烈。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一书中专列“卑唐”一节，其中说：

　　“至于有唐……不复能变，专讲结构，几若算子。截鹤续凫，整齐过甚。欧、虞、褚、薛，笔法虽未尽亡，然浇淳散朴，古意已漓，而颜、柳迭奏，澌灭尽矣……唐人解讲结构……若从唐人入手，则终身浅薄，无复有窥见古人之日……学者若欲学书，亦请严画界限，无从唐人入也。”

　　今人学书法，唐楷依旧不可或缺，一个最大的原因还是好入门，即易进。然书法创作中，唐楷较之其他书体似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冷落。这不能不说是手段与目的之间的脱节。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近年来的褚遂良楷书热，似乎能成为反驳唐楷尴尬的微薄论据，然褚书热的原因，也无非是其尚有些许变化的余地而已。

　　像所有的艺术门类一样，书法中的任何一种书体，一旦臻于完美，就很难被超越，且法度越完美，发展的路子就越窄。面临这种尴尬，硬着头皮往前走固然不失为一种态度，但更常见的方式往往是敬而远之。这有些类似于唐诗发展到顶峰后，宋人就不得不转而发展宋词一样。无论是印刷术盛行后的古代，还是电脑打字的今天，写唐楷都似乎与书法的艺术性渐行渐远。今天，如何正确对待唐楷这一优秀的文化遗产，已经成为当今书坛的重要话题。张旭光先生提出的“激活唐楷”观点，无疑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其中所反映的深层背景，也正是唐楷的尴尬。

作者：杨加深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副院长,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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