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竞争的危险

裴宜理（哈佛燕京学社社长）

　　国际化教育带来学术竞争

　　在全球化时代，国际贸易和高等教育本身的联系日益紧密，这在中国似乎更为明显。从上海纽约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到西安交通利物浦大学等中国国际学校来看其目的不仅仅是教育创新，更是追求经济方面的收获。

　　在高等教育全球化中，尽管过去和现在的动机、机制和规模不同，但我相信两者一定有相似之处，最重要的是国家和大学之间都努力提高学术竞争，但其意图和结果却值得质疑。

　　国际关系专家们经常讨论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和平或战争影响的可能性，但我认为也应考虑国际化教育对国际化合作或冲突是否有影响。

　　大多数人可能认为全球竞争中有冲突是不好的，合作对于教育进步是好的、应该鼓励的甚至是值得欢迎的。毕竟，大学之间的竞争是为了吸引最好的学生，通过国家之间的竞争就是为了成为世界上最好的研究型大学，这似乎更符合大众利益。在教育全球化中，至关重要的是世界公民和公民知识的培养。但实践证明，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高等教育全球化下的学术竞争都有不良的一面。无意义的学术或教学标准，即使再卓越，也会在高等教育的竞争中导致资源浪费，甚至引起高校间的冲突。让我用一个过去的例子和目前的例子来说明这一命题。

　　齐鲁大学的遭遇

　　齐鲁大学（英语中称作山东基督教大学）是上世纪初由美、英等基督教教会组织联合创办的中国十三所教会大学之一。美国鼓励中国基督教大学分工协作，但在中国这不是一个真正平等的安排。因为在哈佛燕京学社眼中，燕京大学耸立在金字塔的顶端，其他基督教大学只能去羡慕和效仿它。当哈佛燕京学社请求其他基督教大学提交年度报告给燕京大学校园里的燕京学社办公室，而不是直接给在剑桥的哈佛大学总部时，对此解释是：“（分工后）学院之间的嫉妒完全消失了，即使是在中国，我们所有的学院要学会找到自己的特色专业领域，比如南京大学是农业方面的主导，齐鲁大学在医学方面，燕京大学则致力于中国文化研究。”这听起来像一个合理、公平的分工，但由于资金来源于哈佛燕京学社，且是为了支持中国的文化研究，所以燕京大学在其内部的排名系统中被视为该领域的主导者。

　　可以肯定的是，所有的基督教大学都认识到进行中国研究的价值，可以提高他们在当地社会的认可度并获得人们的尊重。齐鲁大学的国学研究所由哈佛燕京学社资助成立后，开展了与山东省图书馆的重要合作，成立了山东考古学会，中国科学院也派出了山东代表，其核心主要集中在山东省的历史和地理研究，以及齐鲁文化和中国文明起源的贡献。如此一来，大学在中国公众心目中的位置就提高了，学校可以用现代最好的方法训练学生、欣赏学生，也更能赢得教育界的批准。

　　在明义士这样的传教士学者看来，研究中国先进文化也是征服地方精英的一种手段，毕竟山东的义和团起义还记忆犹新。但根据哈佛燕京学社的排名系统，燕京大学的国学研究一枝独秀，齐鲁大学并不是一个中国文化研究的领导者，因此必须专注于本科教学，而不是进行先进的国学研究。

　　事实上，当时的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搞得非常好，战争期间，国学研究所搬迁到成都，聘请了三位中国最著名的国学大师顾颉刚、钱穆和吕思勉。顾颉刚以前是燕京大学研究室的一员，后来在成都成为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但这并没有改变哈佛燕京学社的观点，仍然认为燕京大学是中国学研究最好的地方。

　　在哈佛燕京学社的评价下，齐鲁大学的遭遇比其他大学都惨。叶理绥1945年时坚称齐鲁的国学研究无法实现哈佛燕京学社对资源的充分利用，以质量差和基础教学费用高等原因停掉了对文科的资金支持。接下来的几年中，齐鲁减少了自己擅长的国学教学研究活动。1950年，在齐鲁的外国教授德雷克写信给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叶理绥，“我们特别希望哈佛燕京学社考虑继续在中国搞国学研究。我认为几乎没有什么事情比目前勤奋学习国学更为重要”。德雷克和在他之前的明义士在基督教高校推进国学研究的目的是明确的：在社会上赢得对传教士的尊敬和事业的开拓。但希望蒸发了，1952年所有的基督教大学因被谴责为西方帝国主义文化的代理人而被关闭了。又一个三十年之后，当哈佛燕京学社再次回到中国，回到山东大学，已时过境迁，与早期的合作完全不同了。

　　评价标准的不合理

　　哈佛燕京学社早期高等教育全球化的实践给我们提供的教训是什么？哈佛燕京学社重视本科教学和学术质量值得肯定，但关键是要摆脱高校评判标准的模糊性和随意性，自以为是地极度自信地用最现代、最野蛮和最优秀的标准来对待中国学研究，甚至不需要事实解释，用判断涤荡了现实基础。

　　在今天的学术竞争中，任意性的危险性会更大，涉及的由公共和私人赞助的钱财也更多。一个当代的例子是，北京大学正在筹建燕京学堂，清华大学在筹建苏世民书院，舆论普遍认为北大在与清华竞争。清华大学已经收到3亿美元捐赠建设苏世民书院，而燕京学堂的选址和资金来源等引起了校内外广泛的议论甚至反对。我认为，这是一件大好事。在高等教育全球化中激烈的竞争和巨额投资项目能否带来真正的学术利益就应该引起公众的关注和严肃讨论。不仅北大清华这样，其他像昆山杜克大学、上海纽约大学以及其他新兴的“大学城”等在基础设施建设和设备采购等方面都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

　　真不知道“世界一流大学”或“世界一流中国学研究”的标准到底是什么。为了登上世界高校学术排名榜，不同国家的不同大学之间展开了疯狂的抹杀个性的同质竞争，而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成功保障恰恰是不同大学的丰富多彩和学者的研究热情。

中国现代教育起源性大学的建设

山东大学校长　张　荣

　　探讨登州文会馆作为中国现代教育起源性大学对中国教育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对于深化当前中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加快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登州文会馆在中国率先确立了先进的办学制度。1891年，文会馆监督在上海美华书馆出版《登郡文会馆典章》，设二十条，涉及办学宗旨、学制、管理等诸多方面。1901年，袁世凯向清廷上折，奏请山东大学堂拟聘文会馆监督赫士为总教习。后来“各地书院改学堂所效仿的榜样”——山东大学堂章程即是赫士以登州文会馆办学章程《登郡文会馆典章》作为底本而与“袁抚”商议拟定的，可见《登郡文会馆典章》为《山东省城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的制定起到了基石作用。鉴于山东大学堂章程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典范和开创意义，清政府通饬各省要求参照办理。可见，依法治理、以章程办学是登州文会馆留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示范。

　　登州文会馆确立了分科制教学。在清代，学宫和书院等旧式学校缺少递升式学制，以培养“通儒”为目标，对学生不进行专业区分。在登州文会馆“添设高等科”后，首次将欧洲近代大学的教学组织形式——班级授课制引进中国，按学生进度、年龄区分授课。1880年左右，递升性、分课类的教学体制基本成熟。文会馆分设正斋、备斋两部分，正斋为代表的六年递升分课型学制，前四年的教学内容相当于同时代的美国大学“预科”，后两年的教学内容相当于美国大学一二年级水平。这符合晚清高等教育从传统学宫书院向现代新式大学的转型，一定程度可以视之为分科型大学的雏形，为我国现代高等教育提供了范例。

　　登州文会馆人才培养的专业化，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输送了优秀人才。1898年，受命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上任伊始即一次性聘任登州文会馆的毕业生12人担任教习，整个的西学教习，“只有一名”不是登州文会馆的毕业生。在从1876年到1904年的登州文会馆毕业生中，到教会学校担任过教习的人数达103人。

　　登州文会馆在办学传统、办学体制、文化交流、人才培养方面对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尤其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来说，具有重要的启示：

　　第一，登州文会馆是山东大学最早的文化源头，也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文化源头，启示我们要深入发掘办学传统，认真总结、充分遵守前人的办学经验，凝练大学独特的文化品格。人们对世界一流大学的认同感源于她的文化，源于她对时代价值观形成的贡献，源于她对社会转型进步所发挥的引领作用。

　　第二，登州文会馆推动了高等教育国际化与中国化的融合，启示我们要注重发扬文化传统，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加快大学国际化步伐。高校要处理好中国文化和世界先进文明的关系，既要传承中华文化，又要学习世界先进文明，坚持取长补短，讲求兼容并蓄，成为和谐共生的文化交流平台。

　　第三，登州文会馆从创建之初就有完备的办学体制，启示我们要不断深化教育改革创新，实现依法办学。依法治校不仅是学校实现自主办学的手段，是体现办学水平的标志，同时也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所追求的目标和境界。

　　第四，登州文会馆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启示我们要回归大学之本，创新培养模式，培养卓越人才。立德树人是大学的核心任务，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独立意识、开拓意识，造就一批具备影响世界、改变世界的卓越的优秀毕业生。

现代大学的四个维度

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 朱庆葆

　　在我看来，衡量大学是否是现代大学，主要依据四个方面：能否摆脱宗教的束缚；是否传承和讲授现代科学知识；有没有强调为社会服务、为社会培养合格的公民；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包括大学章程建设方面，有没有做得很好。

　　第一，大学有没有摆脱传统经学、神学的束缚。如果一所大学办学，完全围绕着中国传统文化，完全培养精英人才，完全为神学服务，就不能算现代意义的大学。因为它是神学和经学的附庸，没有严格的学科上的划分，没有一个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更没有现代科学知识的传承和创新。从1864年创办开始，文会馆经历了很多坎坷和变化，但它在传播西方宗教、基督教的同时，也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传授，而且更重视现代科学知识的传授。外国传教士到中国来办教育，根本的使命是传播上帝，但到中国来传道，不能采取简单的方式强迫大家接受基督教文化，而是从看病、办医学、办传统文化的东西、少吃鸦片、不要裹小脚、做善事好事这些角度慢慢切入，然后再扩大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教会办大学都有这样的作用。狄考文自己也曾说他们办一所学校，不是单纯的神学学校，而是一所世俗的学校。他建设的是现代意义的大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其特色，即增加了现代科学知识的教授。

　　第二，划分传统意义的大学和现代意义的大学的一个标志，就是看课程，即课程有没有开设、传授或者说研究现代科学知识。这在登州文会馆里面体现得很充分。狄考文曾说，他们教学生，不能仅仅把他培养成为一个学生，要让他看得更远，要让他成为社会化和教会当中有影响的人，成为一般人民的教师和其他方面的领袖。登州文会馆与课程的专业化有很大关系，说明文会馆具有现代大学课程的划分。

　　第三，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强调为社会服务。西方的传统大学基本上培养传教士，并不重视远大的社会服务。中国传统的书院培养官员，也不是一般的大学。登州文会馆在早期就强调培养学生更好地服务社会。比如在课程期间准备了很多辩论会等，强调大学的宗旨就是为社会服务，这样学生将来能够更好地走向社会。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进步，唤醒了现代国家的公民意识或者说国民意识。因此，文会馆强调社会服务，这是区分传统意义上的大学还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的很重要的标志。

　　第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方面也非常重要。文会馆及其分馆的办学和办学体制，对后来全国的学科递升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对大学章程的建设，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这也是现代大学很重要的一个标志。

　　因此，从上述四个方面来衡量，登州文会馆是一所现代意义的大学。它对山东大学乃至全国现代高等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发挥了引领作用。

　　背景

　　1864年1月，狄考文夫妇和郭显德夫妇抵达登州。同年9月，狄考文夫妇在观音堂创办一所男童寄宿学校，即登州蒙养学堂，学制六年。

　　1867年，他将观音堂正殿改为校舍。1869年，寄宿学生增至30名。

　　1873年，学堂“添设高等科”。登州蒙养学堂发展为“登州男子高等学堂”，学制改为12年。

　　1877年1月，狄考文将高等学堂更名为登州文会馆，“取以文会友之意”，拟“将天下至要之学会聚于兹”。

　　1881年2月，美国长老会山东差会致函美国本部，请将登州文会馆更名为“山东书院”。

　　1882年，美国认可登州文会馆为大学。1884年，美国北长老会授权登州文会馆为大学，英文名称“Tengchow College”。

　　1895年，赫士接任文会馆馆主。

　　1901年，山东巡抚袁世凯奉谕创办山东大学堂，聘任登州文会馆馆主赫士担任总教习。《山东省城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主要条款均仿照《登州文会馆典章》。

　　1902年，美国北长老会与英国浸礼会达成协议，合办山东基督教大学，中文名曰“合会学局”。

　　1904年秋，文会馆连同所有大学教学及实验设施，全部搬迁至潍县。

　　1909年，学校理事会决定，山东基督教大学改称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

　　1917年，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三所学院合并，迁至济南新建校区，校名改称“齐鲁大学”。

　　1931年，齐鲁大学在南京国民政府正式立案。齐鲁大学与燕京大学齐名，时有“南齐北燕”之称，是当时国内最著名的大学之一。

　　声音

　　美国雪城大学劳太瑞：

　　“反向传教士”

　　登州文会馆之前，教会大学是以向中国学生传播西学而闻名于世的，但这些学校同样也致力于研究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语言和文学。传教士被称为“文化帝国主义者”，但其中不乏“反向传教士”，即中学西传者。路思义（1868-1941）作为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于1897年来到登州，在书院教授一二年级学生的物理而非劝戒布道。路思义花费大量时间向美国人介绍中国，而非向中国学生教授西学知识，他强调两种文明的相似性。路思义与其他传教士意识到，西方知识必须与中国儒家传统相结合，教会大学不是单一的移植，而是中西方教育的混合产物。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刘家峰：

　　国际化的大学治理

　　全球化带来很多问题，特别是大学治理。具体从齐鲁大学的发展史上来看，第一，关于教学语言，到底用英语还是用汉语的问题。这不光是语言的问题，也是一个办学导向的问题，对一个大学品格的形成有重要影响。第二，关于校长问题。一校之长对学校的办学方向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第三，国际化背景下各方该如何协商合作。齐鲁大学和哈佛燕京学社的合作就遇到了很大问题。第四，关于文理学院的发展。作为一所国际化的大学，齐鲁大学的发展方向受到了教会、政府、基金会、教职员、校友等各方因素的影响。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本土化的大学应如何立足于中国，走向国际。文会馆、齐鲁大学的历史仍然可以给今天的高等教育作一些参考。

　　河北大学教育学院吴洪成：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端

　　教会学校作为近代中国的一个教育系统，它和洋务派开启的西学教育以及中国传统的书院、私塾这样的传统教育机构曾经一起并存。教会学校是鼎立三足之一，对中国的传统教育和近代西化的西方教育体制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观照或者说引领了中国教育的发展，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登州文会馆是教会在华办学第一个阶段的杰出代表，其范围和历史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基督教办学本身。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崔华杰：

　　登州文会馆与山东大学的学缘关联

　　登州文会馆在中国近代教育上最大的特点及其贡献，即是率先实践以分科学制教授新知、设置现代知识体系课程，并培养新式人才。因此，袁世凯借鉴其办学章程《登郡文会馆典章》之相关规定，上折倡导教育革新，又延请该校监督赫士等人赶赴济南创办山东大学堂。受时代变迁影响，该校的文史、医学课程与山东大学堂的今身山东大学亦有着多重学缘关联。

　　韦尔斯利大学魏爱莲：

　　中国基督教学校的国际背景

　　从1911年清朝覆亡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基督教大学中的金陵、华南以及燕京大学之女子分部在资金上从美国七姐妹学校获得了不少资助，深受其影响。中国女子高等教育受国内政治影响更大。中国的基督教女子学校表现出与在华基督教学校整体的不同。在家政课和体育课教育上，女子大学同女性立足于世界的视角保持着紧密联系，这点与在中国的其他基督教大学有着很大不同。但在语言、音乐和科学教育上，可能这三所女子大学就与中国其他新教大学有着相似点。上述与美国女子大学的相异之处，可以视为中国高等教育乃至亚洲高等教育的创新之处。（1435期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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