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1959年毕业留校开始讲授中国近代文学算起，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郭延礼已扎根中国近代文学研究50余年，这位当年的学界“拓荒者”称，自己如今已是学术队伍中的一个“老兵”。

　　半个世纪的赤子情怀

　　金秋10月的一个午后，郭延礼在家中接受了记者的来访。老先生身着干净整洁的衬衫西裤，显得十分正式；桌上摆放着为会客而准备的水果盘；在稿纸上手写的访谈提示，工整详细。

　　三个多小时的访谈中，讲到自己的学术心得，郭延礼的肢体语言丰富，80年的中国近代文学史在他的心目中有着无尽的魅力；讲到自己曾遭遇的人生坎坷时，他却常常一带而过。

　　“与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研究相比，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郭延礼看来，文学是时代的镜子，应以唯物主义历史观来评价某一时期文学的价值。中国近代文学是中国文学由古典走向现代的转型期，既反映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革命性、进步性，也应承认其没有达到“五四”之后现代文学的艺术与思想水准。

　　在中国近代文学史领域，郭延礼是学界熟知的秋瑾研究专家，先后写过7部有关秋瑾的著作。“我非常敬佩秋瑾献身革命的精神，她的诗歌伴随我度过人生中艰难的时光。”老先生吟诵起秋瑾的诗，声调慷慨高亢：“漫云女子不英雄，万里乘风独向东……铜驼已陷悲回首，汗马终惭未有功。如许伤心家国恨，那堪客里度春风。”治学的严谨与赤子的情怀在郭延礼选择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中形成微妙的相得益彰。

　　“既不重复别人，

　　也不重复自己”

　　50多年的学术生涯，郭延礼最感欣慰的不是写了多少本著作、获得过多少奖项，而是一句问心无愧的“在学术研究上，我既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郭延礼将“创新”看作学术研究的生命。

　　“这或许是天性使然吧。”年轻时的郭延礼就表现出不甘于人云亦云的学术个性。学生时代，他有着强烈的求知欲，除了在课堂上认真听老师的讲授外，还在课外阅读了大量书籍，关注学术动态，善于独立思考。就读大学期间，他已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五六篇文章。

　　工作之后，郭延礼在自己研究领域中提出的若干创见和观点在当时的学术界曾引起较大反响。1963年，郭延礼在复旦大学进修结束后，发表《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分期问题——兼与几部〈中国文学史〉的编者商榷》一文，是他在中国近代文学这块处女地上夯下的第一块基石。

　　80年代，文学界针对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分期问题先后组织四次全国性讨论会，郭延礼在参与数次讨论中，强调以“五四”运动在中国思想、文化、学术史上的重大转折意义为依据，作为划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分期界限，得到学术界广泛认可。在此后不断深化的研究与著述中，郭延礼充分论证了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这80年间文学发展历史为相对独立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学科合理性。

　　新世纪以来，郭延礼又集中研究20世纪初的中国近代女性文学，于百年前发黄发脆的报刊上发现了被历史尘封的一批女性作家，2007年5月在复旦大学演讲时首次提出了“20世纪第一个二十年（1900—1919年）中国女性文学四大作家群体”这一文学史概念，明确指出20世纪第一个二十年是中国女性文学由古典走向现代的转型期。

　　新创见有赖于扎实的研究

　　80年代初，中国近代文学史学科初建，却苦于没有教材和参考书，为了填补这一学科建设空白，郭延礼决定着手编写中国近代文学史，他多次前往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地的图书馆，收集资料。“当初选择了，就抱定再困难也要坚持做下去的决心。”经过七年的努力，他终于完成了这部三卷本、165万字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

　　对史料的重视是郭延礼治中国近代文学的特色。在他看来，学术上的理论突破首先依赖于新史料的发现。而新史料的发现必须靠个人长期的、艰苦的、有目的、有计划的积累。中国近代文学、中国近代翻译文学、中国近代女性文学……郭延礼在他每一项开拓性研究中都付出了非常艰辛的努力，受到学界赞誉。

　　目前，郭延礼正为其编著的修订版《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的完稿付梓而做最后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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