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对《山海经》的关注与近代启蒙运动息息相关，启蒙思想奠定了自然主义的宇宙观，促使欧洲知识界开始探寻其他文化中的非神性中心主义知识资源，这部东方古书由此步入西方视野。

从宗教隐喻到生物学“祛魅”

19世纪初，西方对《山海经》的认知仍笼罩在宗教阐释的迷雾中。1839年，法国学者巴赞在节译《山海经》时，将帝江、英招等神怪形象附在文中，视之为道家思想的反映，东方学家柯恒儒亦在其私人藏书目录中将该书归为“宗教哲学”类目。

然而，到了19世纪80年代，英国博物学家古尔德将《山海经》视为最早的自然史记载，这一认识的转变与法国东方学者的知识型译介密不可分。此前，印度学家伯努夫曾以“西山经”为例发表演讲，呼吁学术界从中获取有益于了解中国古代的知识，从而使这部“曾被东方学家所不屑”的书脱离了神奇与荒诞，重新进入知识界的视野。法国日本学家罗尼完成了“山经”全译，他参考《日本大百科全书》等20余部中外文献，为《山海经》中的怪兽“祛魅”。在注释中，他以猩猩解释“南山经”的“狌狌”，以八带鱼和狐狸分别解释“北山经”的“何罗之鱼”和“榴榴”，认为“人鱼”类似于蝾螈，首次建立起神怪与现实生物的对应关系，以博物学话语还原怪异形象。该译本荣获当年的法国汉学“儒莲奖”，推动了《山海经》以世界自然史文献的身份进入西方知识体系。

从怪物传说到民族迁徙

如果说洞察怪物的真相是自然科学的旨趣，那么研究怪物的发生则是人文科学的范畴。早在1590年左右，西班牙出版的《谟区查抄本》中就出现了《山海经》的神怪绘图，与《职贡图》中的异族形象一同传入了欧洲。1858年，法国《奇闻画报》发文《中国文献中的奇异民族》，将强良、飞头蛮、龟人等形象视为古代民族志记录，开启了神怪与周边族群的文化关联思考。在欧洲人种学的发展下，《山海经》之“海经”部分被视作“中国人书写的最早民族志”，有学者认为，其价值堪与《创世纪》的民族史价值媲美。

荷兰东方学家施古德曾系统考证了“海经”二十国的民族渊源，认定“玄股国”属于吉利亚克人，“白民国”是东亚白种人残余等，首次通过《山海经》构建东方民族迁徙图谱。但施古德的研究局限于北方族群且停留在文献层面。雷米·马修引入考古成果佐证，不但提出中国与北亚族群在鸟、熊、犬等动物崇拜上的相似，还在食卵、卵占、黑齿等习俗或特征上将中原文化与南亚联系起来，甚至把中国新疆的骑马射箭习俗与越南渔民捕鱼方式关联起来，分析“一目国”“长臂国”的命名起源。在马修眼里，《山海经》《吕氏春秋》《淮南子》这样的著作是“民族志宝库”，可以用来追寻信仰和习俗的足迹。这种“从怪到俗”的溯源方法，与民族学家莫斯的观点形成呼应。

从神域空间到权力话语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汉学界对《山海经》的解读转向政治话语分析。葛兰言将宗教社会学理论引入阐释，指出神怪形象是上古统治者建立时空秩序的仪式符号——被放逐的“四方怪物”构成了臣服新秩序的蛮族隐喻，而黄帝战蚩尤神话中“风伯雨师”与“应龙旱魃”的博弈，本质上是仪式性的权力争斗；鹤舞、熊舞等仪式舞蹈则通过形象扮演，完成了君王权威的符号化建构。

法国学者魏德理将“山经”和“海经”分别视为以山脉祭祀圣地为核心的地方守护神系统以及四方位的神灵体系，二者共同说明大禹治水的力量为地方神灵所赋予，由此产生的空间结构遵循了神灵力量在地理空间的分配。这种“神域空间秩序”分析将《山海经》解读为权力建构的神圣地图，体现了中国古代君王权威与神明力量的复杂交织。

神怪图像的文化象征

比利时艺术史家亨茨突破了传统汉学局限，以出土艺术品为研究对象，从文化象征维度入手，构建早期中国以月亮崇拜为核心的生命循环观念体系。这一视角颠覆了“中国古代文明为原始宗教”的认知，揭示了古老中国已拥有高度成熟的信仰体系与艺术成就，并且在与自然共生的认知中形成了生命循环观念——中国古代神话与器物共同构建的象征体系，正是这一观念的具象化呈现。

亨茨发现，出土器物上的图像符号往往以“符号组”的形式出现。例如，猫头鹰与蛇的组合强化黑暗意象，蛇与鸟相连则展现光明与黑暗的辩证统一。以青铜礼器典型装饰“饕餮吞人”纹样为例，他指出，饕餮象征人类从黑暗中诞生的循环信仰，且其形象融合了良渚文化兽面纹、北方熊虎崇拜等多元元素，下颌分裂的造型与远古巫术披兽皮的传统相关，是“创造光明与生命的黑暗之魔”。此外，夔的单足与双螺旋的装饰组合指向月亮盈亏与雨水丰饶，蛇与菱形图案的组合代表两性生育与历法秩序等。这些洞见以器物符号为关键，突破了对中国神怪的传统解释范式。

综而观之，欧洲汉学对《山海经》的阐释始终依托近现代科学范式，在两个世纪的学术演进中，他们以各种科学范式对其中的神怪进行“祛魅”，在跨文化语境中重新定义了《山海经》的世界文明史价值。这一过程表明，文明对话的价值不仅在于发现差异，更在于通过差异认知共同的人性根基。当法国学者用生物学观察“狌狌”的动物原型、用民族学追寻“毛民国”的迁徙轨迹、用政治学解析“怪物叙事”的权力逻辑、用符号学阐释“饕餮”的生命象征时，他们实际上是通过《山海经》这面镜子，重新审视人类面对未知世界的认知方式。这些有益的探索，既为中国学术界提供了外部参照，也为世界文明史研究增添了东方维度。

（作者系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