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古典哲学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外国哲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在新时代新文科的新格局中，被称为“西方传统哲学第二高峰”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该如何定位？笔者认为或可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进一步加强德国古典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大理论来源”之一的学理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深植于德国当时深厚的哲学思辨土壤中，理解和进入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水平始终都是进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要思想准备和思想先导。此外，挖掘德国古典哲学几大代表人物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影响的具体思想线索和脉络，也是重视德国古典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之一的题中应有之义。近年来，我国学者在这方面做出了许多工作，详细讨论了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等人的具体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产生了良好反响。
第二，理解和反思德国古典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性质，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一些借鉴。康德之后以“体系”为目标的德国古典哲学，诞生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借着威廉·洪堡对现代大学进行改革的东风，塑造了德意志民族的精神品格。在情怀上，德国古典哲学充满爱国主义热情，讲究以“真正的德意志气派”塑造新的时代精神，以思辨的科学和理性塑造民族的新风貌，立志要以新的思想培育新的人民。在学理上，德国古典哲学注重体系，注重不同学科之间的融贯性，注重协调人类各门不同知识，注重关注时代和人民的需求，也注重关注当时自然科学研究的新进展。在教育理念上，德国古典哲学重视哲学作为最基础的思辨学科对各门不同专业学科的协调沟通和“相互翻译”的作用，强调通过哲学对各门学科的沟通，塑造有全局意识、整体意识的人。
第三，以文明互鉴的特质理解德国古典哲学对于东方思想的理解。在当时的德国，不仅古典学研究欣欣向荣，东方学的翻译和研究也有着丰富成果。不仅印度的《吠陀》和小乘佛教经典被翻译为德文，《论语》《老子》《易传》等著作也被翻译为德文。尽管受制于当时的研究水平和不可避免的时代偏见，但德国古典哲学家仍然以开放和求理解的态度去把握东方哲学的经典。比如，谢林就认为，所谓的“易”指的就是“有法则的变化”，中国的神话具有一种不同于西方神话的特殊性。这种文明互鉴的开放品格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第四，理解哲学经典原著翻译和汉语哲学之间的内在关系。德国古典哲学经典原著的汉译，是我国最早进行的外国哲学著作汉译工作之一。从汉译佛经开始，对于外来重要思想的汉译活动就从来不单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拓宽语言边界、内化外来思想、丰富母语资源和思想维度，从而拓展存在与理解空间的根本问题。归根到底，翻译活动本身就是建构汉语哲学的具体实践。好的翻译为我们的母语贡献了许多脍炙人口、已经进入日常语言的词汇，如鸠摩罗什创造的“爱河”“苦海”“大千世界”等。然而，一方面在大学的绩效考核中，经典著作翻译往往不算“成果”；另一方面在一些学者的研究和写作中，不重视汉译著作。只要一种外语著作被准确翻译为汉语，它就应该属于汉语哲学的材料，进而属于广义上中国哲学的材料，不应狭隘地看待这项已经进行了百余年的事业。
第五，重视德国古典哲学作为传统西方哲学“集大成者”的内在思想脉络。德国古典哲学充分吸收了古希腊哲学、中世纪哲学、近代哲学等西方哲学史上的优秀成果。只有在充分吸收理解的前提下，才会产生“集大成”的效应。当前，学术研究日益精细化、文本化和论题化，这固然对严肃和扎实的具体研究产生了非常好的示范和效应，但也容易让人忽视思想的整体性和历史性，忽视体系的综合性，从而让思想研究变成文本研究。但与此形成张力的是，如果忽视应有的文本研究，也容易产生对于思想家的“漫画化”和“脸谱化”，从而忽视具体细节，甚至忽视某一重要、但已经被后世“漫画化”的思想家。
第六，要在旧学新用的意义上理解德国古典哲学的“古典学”性质。德国古典哲学兴起的时代同时也是欧洲古典学研究的鼎盛时代。当时，不仅施莱尔马赫第一次用德语翻译了柏拉图的对话录，而且当时的东方学、圣经学、希腊学研究也欣欣向荣。在黑格尔和谢林的著作中经常能找到许多对古典学原著和当时最新研究著作的引用。这一方面固然在于黑格尔和谢林本人在图宾根神学院受过系统和良好的古典学教育，另一方面更在于他们有着强烈的“古学新用”意识，不为好古而好古，而是通过扎实的古典学研读，把古典思想中核心的东西进行时代性转化。比如，谢林对希腊古典学的研究直接推动了比较神话学的产生。他本人提出的一些思想原则，至今仍然影响着德国的亚述学研究。德国古典哲学能做到这一点的核心在于，这些哲学家的古典学研究不是一种“文物崇拜”的“博物馆学”，而是主动以时代问题为导向，让自己身处其中的悠久古典传统“其命维新”。这是一种更为深刻的对古典的热爱和尊崇。
第七，重视德国古典哲学以“整体”为研究对象的方法论特质。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哲学与其他具体科学的一个显著区别体现在，哲学的研究对象是存在整体，而非个别的、细琐的、区域性存在。唯有以整体为目标，才会去深刻考察历史整体、民族整体、人类整体，乃至宇宙整体，才不会把哲学当作一种特殊学科与其他学科相对立。在世界格局日益变化的今天，重新确立整体性思维和重拾言说整体的话语，具有急迫的时代意义。
尽管我们在这里只能粗略地总结出德国古典哲学的以上几个特点，但仍可以看到其中的内在关系。唯有以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爱国主义情怀，以民族振兴为目标，哲学家才会尽可能地去构造一种关乎整体，或者说“大全一体”的叙事。唯有在这种视野和关怀中，一个民族的自主知识体系才会成为世界的；也唯有在这种深刻的宏大中，才能把“古典”转化为“经典”，才会以系统性的方式吸收历史中产生的思想精华，才会指向一种真正以“整全的人”为目标的理想教育。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都强调“中国”之“中”乃是文明之“中”。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入，德国古典哲学的术语、思维方式已经在百余年间悄悄参与了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在新时期，重新定位德国古典哲学研究，重新挖掘其中活生生的精神实质，既是一项学术工作，也是一项能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的实践工作。
（作者系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哲学系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