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如何对待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一个贯穿始终且不断深化的主题，其中蕴含着一种新的文化观。从这种新的文化观出发，可以对中国文学专业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有更为深入的认识。

　　发挥新的文化观的指导作用

　　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2014年9月，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全面论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和世界历史发展与文明进步曾经发挥过的巨大作用，并重点强调了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的关系，指出“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特别是2023年6月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方面对中华文明的突出特点进行了系统的总结论述，并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

　　近代以来，古老的中国屡受挫折，许多觉醒了的中国人开始思考中国贫穷落后、被动挨打的原因，这种反思逐渐由器物转向制度，进而转向中国的传统文化。之后在很长时间内，经常有人不加区别地把传统文化看成阻碍中国社会文明进步的因素而全盘否定。习近平总书记的上述论断，结合新的国内国际形势，在中华民族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充分肯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体现着一种新的文化观。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强调“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这种新的文化观对推进文学“三大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超越单纯学习外国经验的学术范式

　　从习近平文化思想包含的新的文化观出发，我们可以说，今天的中国文学也应当赓续中华古老文明，体现鲜明的中国特色，与本民族的文学传统保持更加密切的联系。这是新时代党和人民赋予文学的新的历史使命，体现着一种新的文学观念。这一新的文学观念更加强调中国几千年来文学发展史的连续性。

　　一直延续至今的现代白话文学诞生于一百多年前的“新文化运动”之中。在现代白话文学建立之初，“新”与“旧”的对立不仅体现在文学的形式层面，也体现在文学的精神层面与文化层面。因此，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是百余年来中国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一直延续着的重要主题。而伴随中国现代白话文学一起建立起来的中国文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也深受这种文学观念的影响。

　　与大学里的许多专业一样，中国文学这个一级学科及其所包含的各个二级学科——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都是百余年来随着现代大学在中国的出现而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的。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中国文学这一专业蓬勃发展，已经形成了十分完整的学科体系、十分稳定的学术传承，为国家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专门人才，对中国20世纪以来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以及文化建设作出了十分突出的贡献。

　　同时，在此过程中，各种问题也不断暴露出来。比如，当下的白话文学往往被看成与中国传统文学的主流——文言文学决裂之后的产物，而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学的发展，则被认为主要得益于外来文学的影响。正是在这种观念影响下，汉语文学界对以西方为主的外来文学的介绍，尤其是对国外文学新潮作家的介绍，并不仅仅是出于建构外国文学史的需要，还被当成借以引导中国文学不断“超越”自己的必不可少的工作。在从事文艺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的学者眼中，中国古典文学素养、传统文化知识很多时候被认为是可有可无的，即便是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也首先需要熟练掌握一套基于西方理论而形成的学术话语。而且，我们在运用国外的各种文艺理论来观照中国文学现象时，往往会忘掉其所生成的语境与中国语境之间的差异，忽视中国文学自身的特殊性；而离开一个又一个外来的概念，我们几乎无法言说关于中国文学的经验。当然，不能否定外国文学和文艺理论在中国文学创作和研究中发挥的作用，但中国文学创作和研究需要坚守自身的主体性，同时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容纳古今中外的优秀成果，这样才能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建设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学术形态

　　中国文学专业与随着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而在中国大学出现的许多其他专业相比，是有很大不同的。实际上，与文学有关的教学与研究在中国不是通过现代大学体制才孕育出来的。在中国古代教育与古代学术体制内，文学教育与文学研究一直是核心和非常活跃的部分，早在现代大学进入中国之前，就已经形成十分牢固的传统。因此，对中国文学这个专业而言，“新”与“旧”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存在，而且一直在相互角力。一方面，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新的研究范式与话语方式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传统的文学研究方法对新范式的影响乃至于质疑与挑战也一直没有停止过。这一切最初还只是体现在与传统的文学研究无法切割的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中，到了后来，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中也有所体现。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些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出于对“直接引进新的思想观念或研究范式”，或“别无依傍，独创新说”的学术风气的不满，开始提倡学术史的研究方法，希望借助于学术史的爬梳与先辈展开对话，“通过触摸传统、反省传统来思考当今的生存处境与发展策略”。这种思路，近年来已经发展为影响很大的“史料学转向”，并向中国文学的其他各个学科方向扩散。

　　对于以学术史研究、“史料学转向”为代表的学术取向，可以说与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方法，以及来自西方的文化研究范式有关，但要求遵循“史实是第一要素”的治学原则，“不要用推理的方法，而要坚持实证的方法”去接近问题真相，得出自己的结论。这种学术追求与中国古代的“乾嘉学派”之间的渊源关系似乎更加明显。学术史研究思路的产生、史料学转向的发生，其动因正是来自许多学者对现有研究范式的不满，进而向中国古典学术靠拢的愿望。

　　实际上，早在中国文学学科刚刚出现的20世纪初期，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就曾经试图依托“乾嘉学派”的学术史研究传统进行文学研究。只是在当时唯新是求的语境中，这种努力的结果是极其有限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学术史研究虽然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但真正形成影响则是在进入21世纪之后，文学研究的“史料学转向”更是最近十来年才形成声势的。其产生的背景是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华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逐渐增强，人们对传统文化与传统学术的评价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但是，学术史研究也好，“史料学转向”也好，这些变化在中国文学专业整个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还是局部的。况且，中国文学专业学术主体意识的重建，能够真正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文学学科的形成，绝不是靠简单地回归传统就可以完成的，而是必须打破“新”与“旧”的对立，使其共生共融，相互促进，进而形成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学科建制、知识体系与话语方式。习近平文化思想特别是其中包含的新的文化观，则为我们进行中国文学专业的“三大体系”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

　　（作者系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