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就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致贺信。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充分肯定了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的重要意义。100年的中国现代考古学，“延伸了历史轴线”，揭开了五千多年前中华文明的起源过程；“增强了历史信度”，理清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揭示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而且，中国现代考古学还用更多的实物资料证明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1921年，河南渑池仰韶遗址的发掘，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1926年，清华国学研究院讲师李济主持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开始对河南安阳殷墟遗址进行了为期10年的科学发掘。这些标志了中国人自己主持现代考古学的开始。100年来，中国现代考古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各种考古学文化年代序列的建立，考古学区系类型说与考古学聚落形态说的广泛实践与理论总结，都标志着中国特色的考古学派已初步形成。考古学家们已就此做了很好的总结。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河南安阳殷墟甲骨文、甘肃敦煌经卷、西北汉晋简牍的发现，引起了一批著名学者的高度重视。1917年，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发表了他著名的论文《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该文用甲骨卜辞证明了《史记·殷本纪》所记世系基本可靠，又纠正了其中个别世系的错误，还补充了缺漏的世系。1925年，王国维先生应聘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任导师，作的第一场学术演讲便是《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提出了“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的著名论断。同年，他编上课讲义《古史新证》，又提出他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时隔5年，到了1930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另一位导师陈寅恪先生在给他的学生陈垣所作的《敦煌劫余录》作序时进一步强调了考古材料对古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
考古发现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又一扇新的门窗，让我们看到了从未见过的具体生动的古代历史文化和艺术文学新图景，改变了一系列传统的观念。100年来的考古发现与考古研究，不仅促进了中国考古学本身的发展进步，而且也带动了中国古史学、语言学、民族学、文化学、宗教学等学科的大发展。
历史学方面。考古学从时间上打破了历史学上的“上古无史论”片面认识，建立起了绵延发展、从未中断的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考古学又从空间上改变了“中原文化一元论”的传统观念，展示了中华文明在黄河上下、长江南北、长城内外多个区域同时独立并起，犹如满天星斗的灿烂图景。不仅如此，考古学还为我们揭示了中华文明从五千多年前起源后，在五帝时代表现为“多元并行”发展格局、夏商周表现为“多元一体”发展格局、秦汉以后表现为“多元一统”发展格局的总趋势。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我们在本科教学中深切地感受到“中国通史”必须重新改写了。
文字学方面。考古学揭开了《说文解字》以前的战国秦汉简牍帛书、商周青铜铭文、商周甲骨文、夏商以前直至五帝时代的玉器刻文、陶器刻文。考古发现不仅使我们认识到了汉字从五帝时代萌芽、夏商发展、商周成熟、周秦转化的发展脉络，而且还让我们看到了汉字系统以外的东夷古文字、巴蜀古文字的实物片段。从学科角度看，考古学使传统的“《说文》学”、“小学”发展出了新时代的“甲骨学”“金文学”“简帛学”以及“战国文字”等新分支。
文学方面。考古学提供的地下文学文本，不仅可以解释地上传世文学文本的一些疑难问题，而且还揭开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文学新现象。如，“志怪小说”在先秦时期已经产生，而不是以往文学史教材所说的产生于魏晋南北朝；“橘颂体”“发问体”在屈原之前已经出现，并盛行于战国时代，而不是既有文学史教材所说的为屈原所独创；周秦汉魏时期在社会底层曾经盛行过“民间俗体赋”，与汉代“贵族文人赋”并行发展，而以前文学史教材对俗体赋却是茫然不知。又如，现行流传《诗经》只是孔子整理的一种删节本，在西周时期“诗”的面貌更丰富，数量更多，流传系统更复杂；《九歌》也并非屈原仅仅对长江流域楚地民歌的加工整理，而是屈原对黄河流域东夷部族、华夏部族与长江流域楚部族及土著部族等众多远古部族史诗、颂诗的传承整理、加工润色，再附以自己的创作综合而成。总之，考古学颠覆了许多古代文学史的传统认识。
文献学方面。考古发掘出土的商周甲骨文、青铜铭文与战国秦汉时期的简牍帛书，为我们全面整理研究先秦秦汉文献典籍开创了新局面。利用这些出土文字资料、文本资料，我们可以辨别古书的真伪与成书年代，梳理古书的源流与体例，校勘传世文献的错误，填补传世文献的空白。一个“重建中国古典学”的新时代已经到来。
考古学对文史学科的推动是多方面的，影响是极其深广的。事实证明，凡是有理想有抱负，而且能作出重要成就的文史学者，都高度重视考古发掘新材料，紧跟考古学的步伐。上个世纪，一代又一代从事先秦文史的大家名师，都极其重视考古。他们从方法论到学科建设，都为我们开拓了新境界，留下了丰富的宝贵遗产，为我们作出了很好的榜样。
2020年，教育部发布了《新文科建设宣言》，其宗旨就是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顺应新时代发展趋势，推动中国高校内涵式发展。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加强多学科交叉，推动人文学科融通发展。我们相信，中国考古学必将在其中发挥独特的优势作用。
（作者系山东大学教授江林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