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征程。“40年众志成城，40年砥砺奋进，40年春风化雨，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恢复和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进入了崭新的发展时期，中国图书馆事业也由此掀开了现代化、国际化发展的新篇章。新一代图书馆人抓住历史机遇，勇立潮头，以“化困难为力量，向必然要自由”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积极解放思想，不断开拓创新，推动中国图书馆事业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现代，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回望四十年来中国图书馆事业走过的不平凡的发展道路，必然使我们怀念起那些具有非凡勇气、魄力、智慧和牺牲精神的改革先锋们，是他们开启了中国图书馆界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时代。时任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馆长的刘季平同志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1973年11月，刘季平同志被国务院任命为北京图书馆馆长，直至1981年2月卸任，任职时间近八年，恰逢中国图书馆事业走向改革开放的关键历史时期。在任期间，刘季平同志带领北京图书馆开展了一系列改革创新，在推动图书馆领域国家政策出台，筹组全国图书馆事业管理机构，筹建北京图书馆新馆，组织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创立中国图书馆学会，学习借鉴国外先进技术经验等方面，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为解决当时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中面临的一系列突出问题，引领中国图书馆事业的改革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解放思想，拨乱反正
没有思想的解放，就没有改革开放。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每个重要关口，都是一次观念突破和思想解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相互激荡、观念创新和实践探索相互促进，充分显示了思想引领的强大力量。”改革开放初期，响应党中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召，全国图书馆界围绕图书馆办馆方针、服务理念等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重新定位图书馆的职能和属性，国家先后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明确事业发展方向，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改革发展之路。
1971年4月,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座谈会明确提出：“图书馆担负着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为三大革命运动服务的重要任务。要加强对图书馆的领导, 充分发挥它的作用。目前许多图书馆停止借阅的状况应当改变。要积极整理藏书，恢复阅读。要根据图书内容、读者对象和工作需要，确定借阅办法，并加强读书指导。[1]”刘季平同志就任北京图书馆馆长后，结合这一要求，针对当时图书馆界普遍存在的过分强调图书馆的阶级性问题，在不同场合多次发表自己的意见。他指出，图书馆事业是有阶级性的, 但同时应该更明确地强调其社会性，要看到它在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还有其特殊的历史任务，并号召图书馆界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
这些主张从认识论的高度，扭转了极左思想对图书馆办馆方向的干扰。1973年5月，国家文物局转发经国务院办公室同意的《关于北京图书馆主要服务对象的请示报告》，明确北京图书馆的主要服务任务是“应以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科研部门、重点生产建设单位为主要服务对象。同时适当地开展一般读者的阅览工作[2]。”1977年8月, 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召开了全国文物、博物馆、图书馆工作学大庆座谈会,明确指出：各级公共图书馆要根据自己的条件和实际需要，在服务对象和工作范围上有所侧重，有所分工；公共图书馆特别是省级以上公共图书馆，要大力加强为生产和科学研究服务的工作；要搞好基础业务，不断提高工作质量和服务水平；要组织各系统图书馆建立全国的和地区的图书馆协作组织；等等[3]。1978年4月, 国务院批准了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关于图书开放问题的请示报告》, 明确规定公开出版的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类图书、各种工具书, 以及“ 文革”期间限制借阅的社会科学和文艺类图书原则上均可公开借阅，同时强调图书馆要加强图书宣传，注意做好对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的指导工作[4]。1978年11月，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颁布了《省、市、自治区图书馆工作条例》(试行草案)，随后《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条例》《中国科学院图书情报工作暂行条例》等相继出台[5]，对新时期各级各类图书馆的办馆方针做出明确规定。中国图书馆事业自此走上了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正确道路。
二、走出国门，交流借鉴
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中国图书馆界开始了与西方国家图书馆界的互访和交流。1973年，应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邀请，以北京图书馆馆长刘季平为团长的中国图书馆界代表团一行8人，于9月至11月参访华盛顿、纽约等地的各种类型图书馆及情报资料出版机构,北京图书馆副馆长鲍正鹄为副团长，团员有陈鸿舜、潘皓平、佟曾功、黄宗忠、周锋、杜克等[6]。期间基辛格在白宫“非正式”接见代表团，这是他就任国务卿后接待的第一个外国代表团。此次出访是我国图书馆界走出国门、学习借鉴，将国外现代化图书馆建设发展理念和实践引入中国的新起点。为了让这次难得的出访机会收到最大的效果，刘季平同志行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他将考察的目的确定为取长补短、洋为中用，并制定了详尽的考察计划，将考察重点放在现代化技术应用中的计算机编目检索和复制缩微技术，以及图书馆工作与情报工作的结合。
考察回国后，他及时向上级部门汇报，向图书馆界介绍美国图书馆现代化的进展情况，图书馆网络的运行模式，图书馆协会的组织形式与管理范围，城市公共图书馆的总馆与分馆的关系，东亚图书馆的咨询能力与资料搜集渠道，图书馆学教育由传统内容向知识组织和情报分析、管理自动化的新领域过渡等大量事例，特别是详细介绍了图书馆计算机技术应用、美国机读目录的应用与发展，与同仁共享信息、评估差距、反思问题、开阔思路、谋求变革[7]。在此期间，他极力主张我国图书馆事业应坚持走社会主义现代化与网络化发展之路，并敏锐地意识到汉字输入问题必须先行解决[8]。
改革开放后，中国图书馆界进一步走出国门，与国外图书馆同行之间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交流活动，一方面认识到了本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水平的差距，学习借鉴了国外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经验成果和技术手段；另一方面也使国际图书馆界加深了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了解。例如：1978年5月，北京图书馆副馆长谭祥金等3人访问澳大利亚国立图书馆及各类专业图书情报机构[9]；1978年10月，刘季平同志率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多家单位一行7人访问英国[10]；1980年6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天津大学、山东大学的图书馆和教育部等单位代表共10人组成的大学图书馆代表团赴美考察[11]。1981年8月，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图书馆副馆长丁志刚率代表团一行6人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莱比锡参加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FLA）第47次大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派出代表团正式参加IFLA的活动[12]，中国图书馆界自此日益活跃在国际图书馆舞台，越来越展现出其独特的中国魅力。
三、顶层设计，谋篇布局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在拨乱反正的大环境下，经过刘季平等老一辈图书馆工作者卓有成效的工作，图书馆事业得以快速恢复，但就整体而言仍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问题：馆舍破旧和严重不足，经费短缺，人员专业素质不高，工作方式落后，几乎完全是传统的手工操作方式，全国图书馆统筹管理机制和协调合作机制亟待建立，迫切需要从国家政策层面统筹规划部署全国图书馆事业发展。
1980年5月26日,受国家文物局党委委托，刘季平同志向中央书记处第23次会议做了图书馆工作汇报。在汇报中，他回顾了新中国图书馆事业30年的历程，说明了事业发展中存在的五个方面主要问题，并结合出访见闻及几年来的业务实践与思考，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五个原则意见。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央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专门听取图书馆工作的汇报，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图书馆工作汇报提纲》，作出了若干促进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要决定，包括在文化部增设图书馆事业管理局，管理全国图书馆事业；以北京图书馆为中心建设全国性的图书馆网；按周恩来总理批准的方案，筹建北京图书馆新馆[13]。《图书馆工作汇报提纲》是我国图书馆事业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总纲领，对恢复和兴办图书馆、改革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的管理体制、加强图书馆之间的协调合作、发展图书馆学教育事业、开展图书馆学研究等方面均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乃至整个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事业的发展[14]。
为贯彻落实《汇报提纲》精神，1980年7月，刘季平同志被任命为图书馆事业管理局筹备领导小组组长。同年11月，图书馆事业管理局正式成立，北京图书馆副馆长丁志刚兼任首任局长[15]。管理局成立后，不断加强对全国图书馆事业的协调与管理，推动出台了一系列图书馆政策，对1978年11月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发布的《省、市、自治区图书馆工作试行条例》进行了修订，明确了省、市、自治区图书馆“是向社会公众提供图书阅读和知识咨询服务的学术性机构，是全省（自治区、市）的藏书、图书目录和图书馆间协作、协调及业务研究、交流的中心”，并对藏书目录、读者服务工作、研究辅导与协作、组织机构、工作人员、经费、馆舍与设备等提出了具体的要求[16]。1982年，该局在湖南长沙组织召开了开创图书馆事业新局面规划座谈会，在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讨论并起草了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划（征求意见稿），初步描绘了我国图书馆事业在“六五”“七五”期间及到20世纪末的发展目标，规划了图书馆事业的基本建设、干部培养及补充、业务建设等方面要点，提出了保障规划实现的各项措施[17]。
1987年3月，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国家教育委员会、中国科学院等四部委院联合下发《关于改进和加强图书馆工作的报告[18]》，这是继《汇报提纲》之后，又一个指导图书馆工作的重要文件，其基本精神是，要进一步发挥图书馆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重要作用。《报告》对改进和加强图书馆工作提出了总体要求，其中特别强调要加强图书馆事业的整体规划，协调各系统的图书馆工作。随后，各系统先后开展了“七五”规划的研制工作，《普通高校图书馆规程》《中国人民解放军院校图书馆工作条例》《党校图书馆工作条例》《中小学图书馆（室）规程》等法规、政策陆续出台，推动全国各系统图书馆事业都取得了长足进步。
以公共图书馆为例，从1980年到1990年短短十年间，我国县以上公共图书馆就增加了795所，达到2527所，增加了45.9%；馆舍面积增加了235万平方米，平均每年约增加20多万平方米；公共图书馆藏书总量增加了近一亿册，达到2.90亿册。刘季平馆长1980年在向党中央书记处汇报图书馆工作时,当时县以上公共图书馆的经费只有0.5亿元,到1990年已达到2.76亿元[19]。
四、规范业务，提升服务
刘季平同志任北京图书馆馆长后，在带领全体员工解放思想的同时，重点着手恢复受到“文革”影响的各项业务工作，并积极建章立制，推动图书馆业务的规范化建设。这一时期，北京图书馆陆续制定出台了《北京图书馆中外文书刊资料采访工作试行条例》《北京图书馆中文图书著录条例（试用本）》《北京图书馆阅览组服务公约（草案）》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并于1980年首次编印《北京图书馆业务工作规章制度汇编》。这些举措，为改革开放初期北京图书馆业务工作的专业化、规范化发展逐步建立起系统完备的制度保障，也为北京图书馆各类型读者服务工作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1980年代，北京图书馆结合社会需要和形势发展，充分挖掘潜力，先后举办了加拿大政府出版物展览、中国古代科技文献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图片图书展、北京地区农业书刊资料展等系列重要展览，同时不断提升专业研究能力，加强参考咨询服务，圆满完成了首钢无料钟炉顶高炉建设、毛主席纪念堂筹建等重要项目参考咨询任务。特别是1987年，北京图书馆新馆（现国家图书馆总馆南区）建成开放，50%以上阅览室采取开架或半开架方式提供服务。
与此同时，全国图书馆业界在图书分类和主题标引等重要业务领域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975年10月，由北京图书馆倡议、36个图书馆和相关单位合作编制的《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由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为开展全国图书的统一分类编目创造了前提条件。1980年，由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和北京图书馆主持、500多家单位参与编辑的《汉语主题词表》第一版正式出版，于1985年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使汉语图书情报资料的自动化检索成为可能。在这一时期发布施行的《文献著录总则》《普通图书著录规则》等国家标准一直沿用至今，对全国图书馆图书编目工作的规范化发挥了重要作用[20]。1977年1月，北京图书馆恢复全国图书联合目录工作的同时，着手恢复图书统编工作，向全国发行统编卡片[21]。1980年3月，受国家文物局委托，北京图书馆组织召开第一次全国联合目录工作会议，成立全国联合目录协调委员会，推选北京图书馆为主任委员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为副主任委员馆，天津市人民图书馆等为常务委员馆[22]。1987年10月，由北京图书馆组织编辑的《中国国家书目（1985）》正式出版，成为登记、报导全国出版物的总目录[23]。
五、馆舍焕新，技术进步
改革开放初期，全国图书馆馆舍空间十分紧张，对此， 1980年《图书馆工作汇报提纲》中曾有详细论述，“目前各级图书馆的空间普遍紧张，馆舍破烂不堪，不少已成为‘危房’，而无钱加固和维修。由于书库和阅览室面积太小，现在全国图书馆中就有3000万册书刊不能整理上架。”《汇报提纲》经中央书记处通过后，对全国图书馆改善馆舍条件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据原图书馆事业管理局局长鲍振西同志1995年所作统计，短短十五年间，全国已有30家省级和计划单列市图书馆进行了新建或改扩建，竣工面积达546448平方米[24]。
在全国广泛兴起的图书馆新建和改扩建工程中，北京图书馆新馆建设工程尤为引人瞩目。该工程由周恩来总理提议，于1975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兴建，1983年9月23日奠基，1987年7月1日竣工，得到了中央和北京市领导、建筑领域专家和全国各地图书馆同仁的关心与支持，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征程中，党和国家推进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全面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战略举措，是国家图书馆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被誉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在新馆建设过程中,刘季平同志从组织领导到研究方案，都亲自过问，而且利用访美期间建立的业务关系，收集图书馆建设方面的资料供专家参考，并派出多批次专业考察团出访，了解国际前沿趋势。调任文化部顾问后，他仍然密切关注和支持工程建设。
这一时期建成的新馆，不仅采用了当时较为先进的建筑技术，同时也融汇了国际一流的图书馆服务理念，引进了大量现代化的图书馆设施设备。例如，北京图书馆新馆楼板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双向密肋板、塑料模壳施工法[25]，国内尚无运用先例，节省了大量建材，大大缩短了施工工期；从德国引进书刊自走台车传送系统，以实现书库至出纳台之间的书刊高效传送，是我国引进的第一套多种不同类型文件的输送设备，一直沿用至今[26]。其他新建馆舍中，不少已打破了图书馆藏、借、阅三个空间分开的传统建筑结构模式，采用统一层高、统一柱网、统一荷载，大开间的框架结构；许多新馆在建筑设计和空间布局上，注意安排应用现代技术的空间，设计了计算机主机房，视听、缩微、复印、摄影翻拍室，部分图书馆还设计了报告厅、多功能厅、会议室。
伴随图书馆新馆的建成开放，全国各地采用自动化系统管理图书馆业务取得了巨大进展。例如，南京图书馆开发研制中国古籍书目机编索引与检索系统，为中国古籍书目的应用、检索、索引编制提供了科学、准确、迅速的全新方法，获1991年文化部文化科技进步四等奖，江苏省1991年度文化科技进步二等奖[27]；1988年，受文化部委托，深圳图书馆组织湖南、湖北等八个省级公共图书馆的技术人员，参考和借鉴了国内外主要系统的功能和特点[28]，开发了一套能适应国内不同层次、多种类型图书馆使用的图书馆自动化集成系统（ILAS）, 包括采访、编目、流通、连续出版物管理、联机检索、参考咨询和视听资料管理等七个子系统, 于1991年11月通过由文化部组织的专家鉴定, 并迅速在北京、上海、天津等15 个省市的40 多个图书情报单位投入运行，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等十多个奖项[29]。
六、整理典籍，传承文明
1975年10月,重病中的周恩来总理指示，“要尽快把全国善本书总目录编出来[30]”。1981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31]》,强调“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这一时期，我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迈入了一个新时期,各地先后建立了本省、市的古籍专业出版社,全国出版古籍单位达到上百家,给古籍的整理出版和利用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书目文献出版社（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也成立于这一时期，这是国内第一个图书馆专业出版社，在整理影印各种稀见历史文献和编辑出版图书馆学和信息管理科学著译作为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据统计, 1978年-1990年间全国共整理出版古籍4360种，各类古籍丛书或成系列的书发展很快,为研究者提供了搜集、利用的便利[32]。
1978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南京召开了“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编辑工作会议[33]”，委托刘季平同志主持。会议决定成立从全国到省的四级领导小组，刘季平同志任全国编委会主任。他认为，我国是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图书馆中的文化典籍浩如烟海，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编辑全国古籍善本书目并进而开展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既是保护优秀文化遗产,又可作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意义十分重大[34]，并对该项工作从酝酿谋划、全国普查、编目著录、汇总编辑、出版发行到多次重要会议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都协调把控。[35]
南京会议后，各省、市、各系统开始了大规模的普查工作。1979年12月，刘季平同志在南昌主持召开“全国古籍善本总目编辑工作会议”。会上他引用诗句“唯有相见胸次广，乃能同心力万钧[36]”，希望所有专家学者从全局着眼，同心协力发奋工作，完成总理交办的工作。1986年10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正式出版，到1995年3月经、史、子、集、丛五大部类全部完成，历时17年，参加单位近千个，收录全国781个图书馆、博物馆、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等机构存藏的古籍善本6万余种，约13万部[37]。
1978年，北京图书馆启动《民国总书目》编制工作，自1986 年开始陆续出版，1995 年全部付梓，按照学科共分17 卷21 册，约2000万字，主要收录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重庆图书馆等收藏的民国图书。1983年，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成立，由其组织实施的重点古籍整理项目“七全一海”(《全宋文》《全元文》《全明文》《清文海》《全唐五代诗》《全宋诗》《全明诗》《全元戏曲》)，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文献整理成果。这些成果的出版，为全国文化教育领域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开展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厚扎实的文献基础。
七、加强研究，合作共享
1978年3月，响应中央关于发展各类型图书馆，组成为科学研究和广大群众服务的图书馆网的号召，北京图书馆提出成立学会的倡议，并推选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12家单位组成筹备委员会，筹委会办公室设在北京图书馆。1979年7月，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大会召开，通过了《中国图书馆学会章程》，选举产生第一届理事会，确定了学术秘书组、国际联络组等工作机构，原则通过学术委员会和编译委员会名单，刘季平任第一届理事长。学会成立后，先后成立了11个专业研究组，各地区、各专业图书馆纷纷响应，成立地方图书馆学会、专业图书馆学会，积极开展图书馆各领域学术研究活动[38]。1979年7月，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一次科学讨论会也在山西省太原市举行。这次讨论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综合性学术讨论会, 内容丰富, 几乎涉及到图书馆学领域的各个方面, 开启了我国图书馆学术研究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新局面[39]。这一时期，各种学术会议次第召开，图书馆学研究学术空气活跃, 硕果累累，发表论文和著作数量直线上升，专业刊物如雨后春笋，1979年《图书馆学通讯》复刊，1989年全国的图书情报学刊物已有上百种[40]，为推动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伴随1977年恢复高考，图书馆学教育也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各大院校纷纷恢复图书馆学招生，或是创办图书馆学专业、设置图书馆学院系，招收并培养了一大批图书馆学方面的专业人才。各图书馆对在职员工的教育培训活动也积极踊跃且富有成效，对提高图书馆干部队伍专业素质，保持图书馆事业的旺盛生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1982年，北京图书馆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职工教育工作的决定》和教育部关于举办业余高等教育条件的规定，开始筹建职工业余大学，同年6月，经北京市工农教育办公室同意，参加当年北京市暑期联合招生，择优录取第一期学员96名。此后，职工业余大学纳入国家成人高等教育体系，成为中央电大图书馆专业分校[41]。
各级各类图书馆在开展业务研究的基础上，积极拓展业务合作。1977年，由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18个单位组成的北京地区图书馆协作组成立，上海、陕西、辽宁、广东等地区的图书馆协作委员会随后陆续成立或恢复，西北、华北等地区高校系统图书馆也纷纷成立各类协作组织，开展文献采访、目录编制、馆际互借等领域业务协作[42]。1985年和1986年，文化部图书馆事业管理局先后两次召开缩微文献复制工作会议，建立全国图书馆文献复制工作协调委员会，在北京图书馆成立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统筹规划全国文献缩微复制工作[43]。这些协作组织的工作，有力推进了全国图书馆事业的统筹协调发展。
四十年沧桑巨变，四十年砥砺奋进。回首往昔，以刘季平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图书馆同仁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继往开来、励精图治，推动全国图书馆事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所做出的发轫性贡献为今天的现代化图书馆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驻足当下，正逢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的新时代，让我们继承和发扬开拓进取、甘为人梯的图书馆职业精神，在新的起点踏上“再出发”的全新征程，推动中国图书馆事业更上层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