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华民族的神圣意识, 在春节期间有着特别集中而突出的展示与培育, 并以多样化的民间生活叙事为支撑。春节是我国传统农业社会中以年度为周期的神圣起点, 春节的进入与结束体现出神圣与世俗的二度转换。春节所延续下来的神圣意识需要尊重, 其神圣传统需要以种种方式促进在当今社会中的传承;应遵循现代民俗学理念, 尽快完成对于各地春节节俗的田野调查工作;还应积极关注春节文化的现代性转换, 使之在当代和谐社会建设中继续发挥作用。

　　作者简介： 张士闪 (1964—) , 男, 山东淄博人,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民俗学研究所所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 民俗研究编辑部主编, 山东省民俗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主要从事民俗学、艺术民俗学研究等。

　　一个民族国家是不可能没有神圣意识的, 当某种神圣意识经过较长时段的传承凝结为全社会的传统之后, 它就必然会在民众日常生活中有所体现, 并进一步对该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社会凝聚等方面起到特别的作用。中华民族的神圣意识并非只在春节中才有体现, 然而它却在春节期间有着特别集中而突出的展示与培育, 并以多样化的民间生活叙事为支撑。各地民间流传的“岁暮神仙多”一说, 正是对春节这一神圣时段的形象化说法。春节的神圣传统, 体现于诸多年俗之中, 多以家庭、家族为单元而进行, 并在向周边地缘社区的灵活延伸中连带起整个社会。作为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产物, 春节几千年来在民众的生活中传承、发展, 积淀了极为丰富的文化意蕴, 它既有普遍的节庆意义, 又在不同区域呈现丰富的地域色彩, 对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凝聚各族民众情感等具有重要意义。

　　一、从历史上看, 春节的神圣传统是在数千年中华文明史上不断层累而成的, 并在近现代社会中经历了一个失落与重塑的过程

　　甲骨文中的“年”字, 是果实丰收的形象, 不难理解, “年”与农作物之间的确具有密切关系。许慎在《说文解字》中, 即认为年的初始含义是“谷熟也”。《梁传》记载:“五谷皆熟为有年, 五谷皆大熟为大有年。”这里所谓“有年”便是指农业有收成, “大有年”意即农业大丰收。在“大有年”的时候, 人们往往会有“庆丰收”的冲动。据载, 早在西周初年人们就开始了一年一度的庆丰收活动。而“年”字的频繁使用也正是始于周代。《尔雅》对“年”的注解是:“夏曰岁, 商曰祀, 周曰年。”此时, “年”指的是指谷物生长的周期, 一年之分为四季, 是根据农作物的生、长、收、藏的循环规律而定型。谷物一年一熟, 年节一年一次。

　　当农作物收藏之后, 田间农活暂告结束, 人们用新米做饭、酿酒以酬谢神灵、祖先, 祈求来年再获丰收, 久而久之形成了一年一度的规律, 这就是一年一度的“腊祭”。周代这种欢庆丰年的祭祀活动, 并没有固定之期, 因此还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节日, 但由于每年在寒冬时节都有收获后的庆祝仪式, 这就为以后一年一度的春节的定型奠定了基础。直到汉代, 社会较为稳定, 经济日趋繁荣, 而“观象授时”的经验越来越丰富, 司马迁创造“太初历”, 确定以夏历正月为岁首, 正月初一为新年, 把二十四节气纳入历法。此后, 农历年的习俗就一直流传下来, 正月初一这天因为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 逐渐有了“上日”、“元日”、“朔旦”、“元正”、“正日”、“正旦”、“正朝”、“开年”、“开岁”、“芳岁”、“华岁”、“三元” (岁、月、日之元) 、“三朝” (岁、月、日之朝) 等种种说法, 其中以“元旦”之说影响最大。《说文解字》中对“旦”字的解释为“从日见一上;一, 地也”, 表示太阳刚刚从地平线上升起, 即早晨之意。因为它同时还表示一年的第一个早晨, 正月的第一个早晨, 所以新年也被称为“元旦”和“正旦”。农历“元旦” (即今之所谓春节) 的神圣色彩与它作为年度时间的起始密切关联, 所以后来它成为人们心目中自然与社会的最重要、最神秘的节点, 并非偶然。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 清朝统治被推翻, “中华民国”建立, 南京临时政府决定采用公元纪年, 并将公历的1月1日定为“新年”, 将农历正月初一称作“春节”。按照政府规定, 机关、学校在公历“新年”时照例放假。1949年9月27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使用“公历纪年法”, 同时规定春节放假三天[1]。然而时至今日, 民众仍未将公历元旦 (即“阳历年”) 视为重要节日, 该节对于民间日常生活没有多大影响。在人们心目中, 唯有农历元旦即“春节”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过年”。

　　总的说来, 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农历节日,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处境尴尬, 常被视作阻碍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旧文化的一部分。很多节日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冷落、轻视甚至批判, 只有春节、清明等极少数节日在被有计划地予以“革命化”改造之后, 允许在现代生活中具有一席之地。然而, 从更长时段看来, 中国文化毕竟具有相沿成俗的品格, 民俗则是其永恒的母体, 传承数千年的传统节俗如温厚的地母一样培育着中国文化一脉绵延不息, 即使在最“革命”的时段亦然 (1) 。

　　依此看来, 自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掀起的“民俗热”, 正是绵延数千载的民间传统真力显现的必然结果, 其高温不退自在情理之中。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 非物质文化保护的热潮在我国日益风起云涌, 直至2008年国务院对国家法定节假日的调整、2009年文化部重大调研项目“中国节日志”的启动等, 其实都是我国政府日渐鲜明的文化自觉意识所致, 也是上述“民俗热”日益走向深化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