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好像是同类，却相互憎恨。——加缪《局外人》

　　《局外人》并不是一本让人热血澎湃的书，相反，它的存在使我的思想战栗许久。

　　作为加缪的代表作之一，《局外人》将读者引入了一个冷漠荒诞的文学世界。故事的主角（我姑且称他为主角）——默尔索是一个三十来岁的未婚男人，一个普通的公司职员，一个对任何事都淡漠的局外人。

　　我对默尔索主角的身份十分怀疑，原因是加缪并未让默尔索主宰他的一生。这是一个对什么都很无所谓的男人，最常说的两句话是“怎么样都行”和“出路是没有的”。

　　默尔索的母亲——他唯一的亲人，住在养老院里，离他很远。默尔索几乎从来没有去看过她。别人认为他不孝顺，但他觉得，母亲和他在一块，反而会让母亲无聊至极。

　　他交了女友，却对结婚不置可否，当女友问他爱不爱时，他诚实地说：不爱。一个混混邻居要他做伪证，他答应了，只因为觉得没有拒绝的理由。他失手杀人，在法庭上面对质控，却沉默不语。他被人说成是恶魔，但是他没有反驳，反驳无趣。

　　当他面对断头台，脑袋里闪过的是断头台的构造，与想象中的有所不同。

　　“什么样的生活都差不多，人们永远无法改变生活。”他置身事外地过完了自己的一生。

　　这仿佛是加缪的黑色幽默，他用第一人称写作，却让默尔索用第三人称生活。在默尔索的世界里，人们的喧嚣和煞有其事，只是在生命舞台上的扮丑。人们无法互相理解，也无法感同身受，但都挣扎着戴上面具，用社会通用的代码行走。这些代码并没有被写进任何一部法律，但却像烙铁一样，烙在每个人的脸上。

　　默尔索始终觉得这些代码无趣。他从始至终都认为：人生在世，永远也不该演戏作假。

　　于是，在庄重严肃的葬礼上，默尔索没有哭泣，在守灵的时候还抽烟喝咖啡，参加完葬礼感觉到“能够连睡十二个小时的喜悦”，葬礼第二天就勾搭女人一起看滑稽电影，后来还告诉律师每个心智健全的人，多多少少都曾盼望自己所爱的人死去。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我想，如果默尔索看到这句话，一定会点点头，但绝不会表现地过于惊喜：只不过有人恰好说中了他的想法而已，没什么的。

　　我彷佛看到了，鼓盆而歌的庄子，但庄子是快乐或悲伤的，默尔索则是无所谓。

　　默尔索最大的错误也许并不是他无意之中杀了人，或许书中的法官也是这么觉得。在他接受审判时，检察官和律师都是围绕他在母亲死的那天的表现在辩论，根本不涉及他杀人的事实，检查官说他“怀着一颗杀人犯的心埋葬了母亲”。

　　审判的诡谲之处就在于此。死刑罪名的成立源于道德伦理上的“缺陷”，而非杀人的事实。法官在判案时，结合了默尔索的生平，结合了他在母亲丧礼上没有哭泣，结合了他的淡漠，说他是个妖魔，要处置以绞刑。

　　默尔索因为和别人不一样，成为了社会局的外人，成为了众矢之的。最终，这种不一样把他送上了断头台。

　　曾经听过一种说法：事实建立在共识之上。而共识，来源于社会规范的确立。我始终对这种说法抱有怀疑：事实难道不该建立在事实本身之上吗？若大多数人基于自身的认知达成了共识，共识造就了事实，那么少数人的权利——如默尔索置身事外的权利，是否就要被剥夺，就要被处以极刑呢？

　　“我们活在社会，必须接受传统的价值观，如感情、爱情、事业、金钱等等。我们不能不遵守约定的风俗习惯，譬如母亲下葬时要恸哭，娶一个女人时候要说“我爱你”，在法庭上为自己辩解。但是，如果你觉得自己可以背离这一切，那么无疑就成为社会这个‘局’外面的人，最终被社会抛弃”。

　　当代社会似乎也是一个剧场，每个人要按照程式化的套路走一遭，遵循着规则与秩序，对待他人似乎有一套称得上刻薄的道德标准。没有携带违禁物品、没有袒胸露乳，却要被禁止于地铁之外，因为她的装扮因为“会吓到老人和小孩”。有趣的是，说这话的人，并不是老人小孩。人们挥舞着道德的大棒，利用所谓的社会共识来鞭挞他人，说到底，都是努力维护皇帝的新衣。

　　默尔索死了，因为他的存在扰乱了社会共识的安宁，他是一个另类，而另类是不能立足于社会的。但在我来看，默尔索是幸福的，他是一个死囚，却是一个反抗的死囚，他也许并无意戳破泡沫，但他的行为已经变成了一根细细的针，在泡沫试图吞并一切时，他还坚定地立在那里。这本身，就是一种勇敢。

　　我总在想，上帝为阻止人类制造巴别塔，不仅仅在语言上为人类制造障碍，还在每个人的心中建立了一堵无法互相理解的高墙，但相比语言，存在于心中的墙似乎更容易倒塌，当我们可以用一种更宽容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人和事，不再使用单一的审美标准，这座高墙可能就会消失。对“默尔索”们的判决少一些，人类的巴别塔建造得也许就会快一些。

　　（甘凌博 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