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有了高校统招

民国时期，大学都是自行招生的，考生到学校所在城市或设有考场的城市去考。像上海、北京、南京等大城市里，大学多，外地大学也会到这里来设点招生。所以考生们难免要背井离乡，外出应考，而且为了获取经验，增加录取机会，只要考试日期不冲突，都会多考几个学校，从这个城市考到另一个城市。成绩好的，几个学校都录取了，挑一个去上。所以各个学校在“正取生”之外，还有一批按分数排序的“备取生”，准备填补那些未来报到的空缺。

从1951年起，政府组织高校统一招考，延续至今，大家都已习以为常了。但在当时，至少在我们这些学生和家长心中，就是一件很大的德政，由衷感到太平盛世、祖国统一的幸福。因为有了统招，一次就能报考很多学校，不用从这个城市考到那个城市，从这个学校考到那个学校了。

不过真正的全国统考，是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开始的，1951年是试办大区一级的统考，只限公立大学，没把私立学校如教会大学等包括在内。考试方法和过去一样：不分文理科，中学学过的课程都考（加了一门政治），统分时再按报考专业，作相应的加权处理。比如考理工的，数理化加权大；考文史的，文史类科目加权大。还有一点：不是各县市都有考场，只在省会以上城市设考场，因为那时高中还不普及，很多县还没有高中。我是九江人，九江的高中毕业生要到南昌去参加统考，但更多是到上海、南京、武汉等周边大城市去考。好在报名和录取是没有地域限制的。招生是在暑假期间，考生除了投亲靠友，也可以免费入住高校的学生宿舍。考完回家。录取名单先以广告形式在主要媒体上公布。比如在上海投考的，就登在《解放日报》《文汇报》等媒体上。从上海到武汉的班轮，每天是晚上七八点钟到达九江，带来三天前的上海报纸，这也是当时上海媒体送到九江的邮发通道。预定载有统考录取名单的报纸水运到达本城的那天，同学们心急火燎地早早守候在江轮码头，等候船到。我们班有位同学的父亲是邮局职工，报纸刚一卸下，就抽出两份给我们，跑到一边，就着昏暗的路灯，寻找自己的名字，不时传出狂热的欢呼声。十天半月后，还会收到学校寄来的录取通知书。应该说，这才是最确切的录取凭证。

图 | 位于山东青岛的山东大学校园正门，山大迁至济南后现址为中国海洋大学

我的情况还有点特殊：1951年春，我正要读高三下时，团市委要我去设在武汉的中南团校学习(当时江西属于中南区)。学完回省，已到了暑假，团市委要我参加工作。那时高校统考已经考过了，我还是想升学。虽然高三下未读，但剩下的课程内容不多，沒有高中文凭，可用“同等学力”报考。我终于决定辞职升学。在这之前，我的初恋女友在“参干”运动(就是动员青年学生“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运动)中报名参军，分到青岛某海校，我忽然听说山东大学医学院还要单独招生，真是喜出望外，决定辞职升学。虽然我从未想过学医，但现在别无选择，只能学医了（否则就要再等一年）。

如沐春风

我顺利考入山大。这是个包括文、理、工、农、医等学院的综合性大学。医学院和农学院的水产系都在鱼山路的校本部。从鱼山路大门进来，去教室或回宿舍，都要经过校部的办公大楼。过道上挂着一叠校报（四开四版的《新山大》），用夹子夹着，挂在墙上，旁边有个朝上开口的小木箱，大约两三张A4纸的大小，写有“无人售报”几个字。读者自己取报，把钱投进箱里。我们来来往往，不时走过报箱，眼见报纸渐渐变少了，没有了。我新来学校，还没订上校报时，也是在这个报箱买报的。有一次买报时，正遇上校报编辑室的同志添报，就好奇地问：有少钱的时候吗？那位倒有点奇怪：怎么会少？只有多的：零钱找不开，就多投了。

学生是“包伙”，交一样的钱，吃一样的菜(也就是一人一瓢的大烩菜)，那时还没有粮食定量和粮票，主食吃多少自便(但不能带走)。大约是考虑到同学们的不易，伙食费不是每年或每学期交一次，而是每月交一次，记得是每月75，000元（旧币，就是7.5元）。我记得这个数，因为家里每月给我寄的生活费是10万元（10元）。不过即便这样，有些同学有时还会犯难。交不上伙食费，这个月就不能进食堂。同学们也很自觉，没有混吃或强吃的。

从医学院学生宿舍去文学院那边的途中，有个铁皮屋，门口挂着“大众餐厅”的牌子，是个小饭店。一时凑不齐钱，交不出伙食费的同学，可以到这里来应下急。当然也有约上三朋两友，来这里浅斟慢酌的。我始终不知这饭店的来头，是个什么“性质”的：校办乎？私办乎？好在也无关宏旨。记得进门右手边是张大方桌，放着稀饭、米饭和馒头，还有一碟碟盛好的廉价小菜：芹菜酱干、肉皮冻、煮花生之类，明码标价，一般两三百元(两三分钱)，不会超过500元（5分钱）。完全自助式：顾客自取饭菜，自己付钱。这里更简便，连收钱的木箱都没有，完全开放式：钱就放在桌上。找零也是自取。尤有甚者，钱不趁手时，可以“挂账”。所以桌上除了钱，还有欠条，比如“某系学生XXX欠洋多少，改日奉还。”下面是签名。服务员收拾碗筷时，也不以为意，随手放过一边，夹在一起。改天有钱了就来“奉还”。也不必找人，放上钱，找出自己的欠条撕掉就是了。服务员说，欠条常在变，旧的去了，新的又来，倒也不绝如缕。过了这“自助区”，再往里才是点菜吃饭的“正式”餐馆。那里是不是也能这样“挂账”，就不清楚了，我没去过。

现在看来好像有点不可思议。但在当时，这就是发生在校园里很稀松平常的事。没人特为关注，也没成为日常言谈中的话题，好像生活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

莘莘学子

1951年入学时，学费是40斤小米，按市价折合现金缴纳。那时小米牌价低于大米，更低于面粉，只能说是象征性收费(手头有条资料：1949年10月北京小米牌价是每斤旧币195元，不到2分钱)。因此当时大学虽说难考，考上了，好像不存在交不起学费读不了书的问题。公办大学大抵如此。当时还有私立大学，该是另种情况。我没上过私立大学，收费情况不详。私立中学是上过的，我在江西上的那个教会中学就是私立的，每学期学费是大米一石八斗，杂费七斗，共为两石五斗，约合大米310斤。中学如此，私立大学肯定还要贵得多，不是一般人家负担得起的。

所以那个年代大学入学门槛虽高（1951年以前，大学总录取率约5%），但考上了公立大学，学费是不用愁的，有困难还可申请减免。住宿是免费的，倒是有个生活费问题：每月要交一次饭费。虽说收钱不多，但对有些同学来说，有时也要犯难。这也使我想到山大校园里可能与这有关的另一道“风景线”：到处贴着大学生们卖东西的小广告。卖的东西五花八门：读过、看过的书，玩过的乐器（提琴、胡琴、吉他之类），以及钢笔、衣帽、生活和学习用品等。我实习时用的白大褂和听诊器，就是在校园里买的二手货。

随处可见这样的广告，如卖书的：“某君急售《XXXX》（书名），市价5000元（旧币），六成新，五折出让。有意者请与XX宿舍XX号X君联系”。

可以讨价还价。如在那广告空白处写上“四折如何”，卖主如写上“同意”，就可登门付钱取物了。我在工学院那边，还见过一次集体卖场，楼前摆放着形形色色要卖的东西，卖主也很多，好像是毕业班同学离校前的“清仓甩卖”。那情形就有点像我后来在美国看到的“跳蚤市场”(flea  market)了。

校园里的勤工俭学

卖东西是一时应急，勤工俭学或打工才是更好的出路。这方面的路子也不少，如做家教。那时大学生还是“珍稀品种”，全国大学生在校人数也就10万左右，比现在的博士生要少。

校园里也有事做。比如到总务处登记，分配你打扫一两间教室或实验室，也能挣钱（酬金多少我没问过）。我想是因为教室和实验室不是固定某系某班使用的，所以不便安排学生轮值打扫吧。还可以为教材科刻讲义。大约两张A4纸那么大小的一页蜡纸，刻一张是2000元（0.2元）。我们都做过这事，但那已不是打工挣钱，而是为“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记得当时山大全校认捐一架战斗机，明码标价，也就是要给国家上缴15亿（15万）元。所以人人想方设法赚钱。各系用其所长，竞显神通：水产系同学兜售自制的简装海鲜罐头；物理系学生给人洗像片；我们刻蜡纸也是为“抗美援朝”效劳。还有很多其他挣钱捐献的门路。集腋成裘，终于完成任务，捐上了一架飞机。

图 | 1951年6月，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推广捐献飞机大炮活动的号召后，社会各界开展“爱国增产捐献飞机大炮”

说到打工挣钱，我总会想起一位同班同学高君。他是温州人，比我大几岁，因为他高中毕业后，在小学教过两年书，才考进山大。此君中等身材，长年穿件黑布（夏季是灰布）长衫。皮肤白净，但很瘦，虽不能说骨瘦如柴，也是瘦骨嶙峋，堪称“骨感”了。总是背着他那做工拙劣（自己缝制）的黑布大书包，往来于宿舍、教室和图书馆之间。他不但要设法维持自己的生活，还要供养老家双目失明的母亲，困难可知。我和他住在一个宿舍，也难见到他，因为他总是很早就起来，背着他的黑书包到图书馆去了，晚上回来很迟，总是在我们都已睡下后，他才悄悄进屋，摸黑脱衣上床。有一天下午，没有课，忽然发现他在宿舍里，口里喃喃有声。我问他做什么，他说备课。他找了个家教的职务，辅导一个四年级小男生，也就是讲点数学、语文吧。四年级的课程，还用这么下功夫备课吗？他可是惜时如金的。他说他是练“口语”。那时还没大力推广普通话，大家说普通话的能力都很差。高君的温州普通话，北方孩子是很难听懂的。所以他要先练一下，就“最大公约数”“最小公倍数”两个词，就很叫他为难，反复练了多次，又说给我听，问能听懂么。他说这份工作对他很重要，做好了，老娘和他就生活无忧了 。

他每天下午4时到小学门口去接他的“小东人”放学（“小东人”是高君原话，至今记忆犹新），护送回府。路上要讲个故事给他听。回到家，开始做功课。不懂的，他再讲一下。5点半钟，佣人开饭，他陪小东人吃。饭后学生自由活动，他总是鼓励学生看故事书，他也可以看自己的书。八点钟女主人回来（有时是从楼上下来），他就可以走了。那女人长得很好看，对他很客气，但也透着冷漠。他很奇怪：自己在家时，怎么也不陪孩子吃饭，倒要他陪着吃。后来才知道，那是后妈。他没见过孩子的父亲。据说先生要很晚才能回来，还常常不在青岛。

做这个家教，还有意外之喜：他可以把吃剩的饭菜带走。他说不带也浪费了，都会倒掉。那时还没有粮票、油票之类的东西，钱还是真正意义上的“通货”，有钱都能买到，所以有钱人不用很珍惜。

这以后，高君就不用每月交饭费，也不进学生饭堂了。每天早晨和中午，他就用这带回来的饭菜度日。家教的薪酬虽薄（我没问过多少钱），但也能养活老娘了。他自己几乎没什么花销：不抽烟，不喝酒，也没什么休闲或娱乐花销。他说在校期间，只看过两次电影，就是纪录片《抗美援朝》第一部和《抗美援朝》第二部，学校组织的免费电影。

毕业后，他分配回浙江。1957年前后，我在《中华外科杂志》上看到他写的一篇短文：《尿道排出蛔虫一例报告》，工作单位好像是温州一家医院。我不免为他高兴：终于回到双目失明的母亲身边了。

1952年秋季开学以后，国家对大学生釆取全包的政策：学费全免；伙食费也不用交了，国家买单（自己开伙或在家吃饭的，还可把伙食费领出）；贫困生每月另发零用钱；病了有公费医疗。彻底解决了大学生们的后顾之忧。

图 | 50年代政治运动很多，大学也不例外。这是作者的学长乐兴祥同学1955年山大医学院毕业证。当时深受师生爱戴的著名学者华岗校长因“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蒙冤遭受错误批评，1955年7月毕业生文凭上出现了一个奇特现象：只有两位副校长和医学院院长署名，没有校长署名（华岗现已彻底平反）

苏联影响无所不在

我在大学时，正是“中苏蜜月”期间，国家实行 “一边倒”的政策，各行各业都要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教育界也不例外，甚至抓得更紧，到了亦步亦趋的程度。1952年的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就是学苏联的大动作，可说伤筋动骨。

从此直到改革开放前，再没有理、工、农、医等各科齐全的综合性大学。山大的工学院和农学院都分出去了，医学院也应独立出去，但因校舍困难，延至1956年才正式分出，算是特例。这是宏观上的改变。微观上，就从我们普通学生的视角，苏联影响也是无处不在。比如医学院的教学组织原来是叫“科”的，如解剖科、病理科、寄生虫科等，但苏联是叫“教研组”“教研室”，我们也随之跟进，沿用至今。以考试来说，我们一直是百分制，学习苏联，改成“5分制”，当然也是作为先进经验引进的（不过我们这些1951年和更早入学的人，因为是从百分制过来的，未便中途改制，所以仍维持百分制）。设立“课代表”，也是学苏联才有的。苏联高校还有所谓“6时一贯制”，就是上午安排6节课，把课都集中在上午，下午时间全给学生自己支配。我们也搬来了。但是这条学得有点困难，因为贯彻不久就发现：4节课后，同学们已饿得饥肠辘辘，无心听课。所以这条“先进经验”持续不久，就在全国高校悄悄废止了(多年后得知，苏联大学生和我们有个很大的不同：他们以走读为主，不住校，所以上午把课上完对他们很方便。我们的大学生都是住校的，实在没有必要把课都排在上午)。

对医学院校来说，还有个全局性的大动作：学习苏联巴甫洛夫先进学说。巴甫洛夫（1849- 1936）是俄国的杰出生理学家，因发现条件反射曾获1904年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苏联认为不仅生理学，整个医学都应在巴甫洛夫学说指导下。校领导专门作了学习巴甫洛夫学说的动员报告。

记得我在山大时，曾听过一位来华讲学的苏联专家的报告。专家姓名和报告题目都不记得了，反正是讲条件反射学说的。他说条件反射广泛存在，意义重大，举了很多例证。其中一条是：给蚕添加食料（桑叶）时让蓝灯闪亮，就能建立“条件反射”，以后只要蓝灯亮起，所有的蚕都会把头昂起，期待新料。

讲演结束后，同我们一起听课的老师，著名解剖学家沈福彭教授从比较解剖学的角度提问说，按巴甫洛夫学说，条件反射是在高级神经系统也就是大脑皮层建立的。但蚕是比较低级的蚕蛾科动物，没有大脑皮层，也能建立条件反射吗？或者说，它们这个反应是属于条件反射吗？

会场一下哄然，议论纷纷。苏联专家大概也很意外。他没有正面回答沈先生的问题，但态度不错，说沈教授的意见很好。

这事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也对我一生产生了很大影响。因为在这之后，我常常提起这事，说至少有些苏联专家是不如我们教授的。1958年我因这类“反苏”言论被补定为“右派”。后来听说沈先生也被打成了“右派”。那时我已毕业离校，不知道他那几句即兴式发言，对他后来划右有沒有影响。

图 | 原山大医学院男生宿舍（现为中国海洋大学办公室）

突击学俄语

既要全面学苏联，学俄语当然是应有之义。所以上世纪50年代也掀起了学俄语的高潮。1953年前后，各地办起了各种形式的俄语学习班。卫生部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医学院校组织专业俄语学习，集中精力，突击15-30天，达到能在词典帮助下阅读本专业俄文资料的目的。除了教师有脱产或半脱产的突击学习班外，也为学生办了班，自愿参加。那时英语人才比比皆是，俄语人才则很稀缺。如何满足群众中已被激起的学习热情，也不是很容易的。好在青岛这个地方还能另辟蹊径：十月革命时，不少白俄贵族仓皇出逃，到中国来的，除东北外，青岛也是这些白俄的集居城市之一。这些人在华多年，生儿育女，中青年以下，就是在中国出生和成长的，能说一口流利汉语，但在家里和他们那个圈子里，俄语仍是他们的母语。所以从这些人中遴选俄语教师，不失为解决师资缺乏的好路子。

我也报名参加业余的突击学习。不过我的学习动机很不高尚，是看到从苏联进口的俄文书，无论政治的、文学的还是科技方面的，都很便宜，印刷和装订都比当时我们的图书好，而定价只相当于我们的1/3甚至更低。所以就连来华工作的苏联专家都从中国大量购书带回国去。

给我们讲课的俄语老师是在青岛出生的第二代白俄，二十多岁，细高个，长得很帅。名字忘了，口才不错。记得第一天上课时，开场白就很精彩。他说俄语里有个卷舌音“p”(相当于英语中的“r”)，发音时舌头要打卷。有人不会，怕学不了俄语。其实不用担心，能学会。学不会也不要紧。列宁就不会发卷舌音。俄国还有位大文豪(好像是说托尔斯泰，记不甚清了)也不会发卷舌音，但并不影响他们掌握高超、精准的俄语。学了俄语，就能直接阅读普希金、高尔基、托尔斯泰的伟大名著，特别是直接学习列宁、斯大林的伟大著作，也就是能直接听到他们的教导了！

这样的动员是很有力的，记得当时就激起了热情的掌声。其实稍加思索，也能知道这远不是15天突击学习所能达到的。

不过俄语是真正的拼音文字，学会字母，懂不懂都能哇哇“读”出来，比英文简单多了。突击单词有点难度，好在没有硬性要求，而且在专业术语上，与我们比较熟悉的英语词汇还很相似。难的是俄语文法，那要比英语复杂得多。最后给我们几百字的俄文资料，开卷考试，让我们查词典译成中文，就算达到学习目的了。教师们的突击学习时间比我们长1周。记得山大医院内科有位主治医师(黃洵杭)，因为学习成绩优秀，得到加薪一级的奖励，传为美谈。

校园里的“反细菌战”

1952年2月，朝鲜战争期间，我国媒体揭露美国在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进行了细菌战，这个骇人听闻的反人类罪行，立即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应。不久就听说，青岛一些山头和远郊，也发现了异常昆虫和物件，可能是美国为细菌战空投的携带病菌的载体。青岛地处海防前沿，与东北隔内海相望，相距不远，高空投掷物飘落到青岛来，也是可能的，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大约在这年的三四月间，学校突然宣布：全校停课半月，接受反细菌战的紧急训练。华岗校长的动员报告里，有句话至今不忘。他说：“学校停课和工厂停工停产一样，都是非常严重的事。”我们也就感到停课的意义非同一般了。

医学院学生是集中在校体育馆上大课，讲课内容就是鼠疫、霍乱、斑疹伤寒等可能用作细菌战手段的那些传染病。没有教材，也来不及编写讲义，就是听课记笔记。

除了听课，我们还被分到外院外系做“技术指导”。我被分到工学院，哪个系已记不起来了。我到时，已有二三十人集合在那里。他们就要出发，到野外寻找可疑昆虫和物件，先请医学院同学“指导”一下。我受命而来，讲的也就是刚被灌输的一些知识，“现买现卖”，当“二传手”吧。现在只记得两点：一是进入现场前，一定要把袖口和裤脚都捆扎好；二是遇到空中飞来的昆虫，扑打前先要抢占有利方位，也就是关注当时风向，站在上风头再出手扑打，这样才能保护自己。

医学院和理学院的植物系(山大当时是动物和植物分系，后来才合为生物系) 都已抽调老师做技术鉴定工作，接受市里和学生们送来的可疑标本。有位1946年入学，当时已留校在病理科当助教，后来成为我好友的学长周惠民先生，当时就被抽调到这个组；植物系王祖农教授负责指导。周先生说他们大约做了两三个月就悄悄结束了，没有什么重要发现。

现在看来，“细菌战”大约是场虚惊。

图 | 作者60多年前偷做“游戏”拍下的“真毕业的‘假毕业照’”

离校前的“毕业游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取消学位制，不拍毕业照，虽然遗憾，但大势所趋，也无话可说。同学们大约都是这个心态。但在毕业离校前的政治学习期间，忽然发现同学们三三两两地传看一种神秘的个人半身照，竟是大家昼思夜想、心心念念的那种毕业照，戴“方帽子”的！原来有个照相馆，不知怎么弄到（或者是存有）这样的“行头”，到学校来，找了个地方，悄悄给同学拍这样的“毕业照”。一些同学就在学习中间溜去拍了。

这事很快被班干部发现，提出批评，说是造假行为，歪风邪气，要不得！可是到了这个时候，班干部说话也不灵光了，没人搭理。大约诱惑实在太大，难以抵御，有个班干部自己也偷偷跑去照了。后来几个班干部都去拍了，拿着相片左看右看，开心得很，还自我解嘲说：“其实也不算什么，就是做个毕业游戏吧。”

“毕业游戏”的“说法”就此传开，很快成为大家的“共识”。

这事我知道得有点晚，因为那些日子我忙着为班上一个与我最铁的哥们办“好事”。那哥们正抓紧毕业离校前的宝贵时间，追一位相识不久的小女生：刚从师范毕业出来的小学教师，而她曾是我实习时的病人，与我比较熟。这忙我当然要帮（后来天遂人愿，真的成就了这对美满姻缘）。等到我知道有这“毕业游戏”时，已公布了分配方案，就要离校，提供服务的照相馆也从学校悄悄撤离了。

正在郁闷、懊恼时，有位同学却来邀我去做“毕业游戏”。他不知为什么也耽误了。我说学校规定明天晚车全部离校，照了也取不上了。他说没关系，请他寄到家里。好主意！我怎么没想到呢？那天本来是要去理发的，不理了，做“游戏”去！

已问清那家照相馆在中山路。老板经验丰富，见我们两个神情诡秘：足将进而趑趄，口欲言而嗫嚅(不知怎么措辞)，就明白了，笑眯眯地迎着说，你们是要做“游戏”的吧？

哎呀，他也知道毕业“游戏”的话！不知这话的“发明权”是这老板还是我们的班干部？当然这也不重要了。我们立刻点头称是。

老板把我们领到后面的一间小摄影室，那边椅子上就放着服装和“方帽子”。

我们就在这里穿衣戴帽，做完“游戏”，前后也就几分钟。在柜台交上钱，写好信封，再留下两角钱的挂号信邮资。相片洗出后，直接寄到家里。也亏了是寄到家里，不在我身边，躲过了那场浩劫，保存了下来。

撰文：王贤才（原全国政协委员、江西省政协常委、江西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原文载于《世纪》杂志2019年第2期，责任编辑：周峥嵘，新媒体实习编辑 ：钟凯月。本文为《世纪》杂志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