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袭深色长袍，一身儒雅风度。
侃侃而谈，儒雅而不失犀利。在当代著名学者、思想家龚鹏程眼里，发扬本民族学问、精神之国学理应提倡，而种种借国学之名而生的乱相则需清理，新时代的国学，应以“重新理解古人”为起点，以介入日常生活为旨归，让真正体现民族精神的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生机。
“国学”研究不能忽略民族精神
4月24日下午，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在中心校区学人大厦会见了龚鹏程教授，对其来校任教表示欢迎。龚鹏程此次前来就任的，是山大讲席教授一职。4月25日晚，龚鹏程就做客山大文学院“新杏坛”，作了以“新时代的国学”为主题的学术讲座。山东大学师生及国学爱好者100余人到场听讲，是为龚鹏程山大“第一课”。
讲座上，龚鹏程教授详细介绍了近百年来国学复杂曲折的发展历程以及其背后的深层次社会文化原因，梳理了国学与日本、欧美的学术思想渊源，并对今日国学之现状进行了深入分析，对国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发表了独到见解。
从上世纪90年代北大等设立国学研究机构以来，慢慢地，社会上出现了国学班、读经运动等现象，国学热持续升温，而争议也随之而来，从未消失。龚鹏程认为，面对国学热及其引发的争议，我们首先需要从“国学”这两个字进行理解，清理“国学”出现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因缘，他说，“现在人们说起国学，一般都认定其为传统文化。事实上在中国古代，‘国学’最早指的是国子监，也就是国家的大学，如今我们说国学是指传统文化的这个意思，其实是从近代日本学来的，这和‘政治’‘经济’‘社会’等词语和概念的情况一样。而‘国学’这个词之所以会在日本出现，是因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发现不能只学西方，还需在学西方的同时，同时发扬自己的民族精神、注重自己的传统文化，所以他们强调保存国学、发扬国粹。这个词汇与观念，后来被‘革命的’章太炎、‘维新的’梁启超等人沿用到中国，用来发扬我们自己的文化，寻找中国的民族精神。”
事实上，受日本影响的不仅是“国学”这个词，还有与之有关的治学方法等等，比如中国史学发达，《史记》之后又有二十五史，但却没有一部《中国通史》，近代中国开始出现的通史，其写作方法，也是学的日本。此外，西方人参与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成果，“无论数量和质量都很惊人”，西方人对中国敦煌学、考古学、语言学等等，研究成果极为丰富，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龚鹏程因此认为，国学作为我们的民族学问，其实是国际性的，“现在更是如此”，因此我们研究国学，绝不能固步自封，要找到自己的独特视角，“我们现在越来越注重材料、文献，注重‘动手动脚找材料’，这当然没错，但我们同样要注重民族精神，强调研究的主观性。研究国学不能没有情感，越突出客观研究，离文化的主体性就越远”。重新理解古人重新整理传统脉络
就任山大讲席教授之前，龚鹏程的经历可谓丰富。祖籍江西吉安的他，1956年出生于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毕业，历任淡江大学文学院院长、佛光大学创校校长、南华大学创校校长、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北京大学特聘教授等。多年来，龚鹏程致力于中国文学、历史、哲学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兼通儒释道，学贯东西方，著述宏富，出版著作多达百余种。此外，他还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己任，担任多家学会会长及书院山长，讲学经历遍及大江南北、海内海外，是享有盛誉的杰出学者。
正是因为讲学经历遍及各地，龚鹏程见多识广，对一度流行的“鸡汤式”“说书式”的所谓国学也十分了然，他觉得这些讲述国学的方式和将国学玄谈式、世俗化一样，均可谓国学热之乱相。因此，“重新整理国学的主流脉络，特别是国学的精神和灵魂”，殊为重要。
而重新整理传统的脉络，就需要我们重新去理解古人，“这不是一种知识性的理解，而是一种文化上、情感上的理解和体认”。龚鹏程认为，重新理解古人会纠正我们很多习焉不察的认知错误，比如，为了把传统文化中神圣的东西拉下神坛，几十年来我们硬把《诗经》说成是民歌，把“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解释成民间的谈恋爱行为，但是放回到历史情境，“君子”理应是王孙公子，钟鼓、琴瑟也唯有他们才有，因此《关雎》写的显然是王孙公子在“发乎情止乎礼”地谈恋爱。
此外，重新理解古人也意味着要对古代社会有整体性的理解，比如人们常因竹林七贤而把魏晋理解成一个有着破坏礼法的勇气、有着人的自觉的时代，这显然是因为对魏晋缺乏整体性理解而产生的误解。——魏晋恰恰是一个礼法社会，累世官宦，多以经学礼法传家，《世说新语》首篇即是“德行”，所录竹林七贤行状，当时恐怕只是被人当作八卦和笑谈。而所谓“清谈”，也只是一种谈话方式，而不是说他们谈的都是“老庄”。让传统文化“介入”当代生活
龚鹏程不仅勤于著述，而且擅写诗文，所谓知行合一，道器兼备。擅写古诗文与他求学时的经历有关，“先秦文、唐宋文，诗选、词选、曲选，学完之后都要写习作，老师还要批改。如今这些古诗文都被装进了理论的筐子里，从小学讲到大学，很多篇目我们都会背，但是都不会写了”。
就跟会写古诗文一样，龚鹏程认为，国学的振兴还需要让我们的传统文化介入生活，“文化不是嘴皮子上的事，文化是要能够与当代生活结合”。
在这方面，龚鹏程觉得，反而韩国在很多方面都值得我们学习。韩国有正式的儒林，其中有大学，有儒教，也有教团。在韩国的安东，人口只有十八万，却有七万人到青少年儒家礼仪学校培训。当地家族议事，也往往在孔庙内举行。穿古袍、行大礼、念乡约等更会如期举行。龚鹏程说，“虽然现在韩国最主要的信仰是基督教信仰，但传统文化依然保持得很好，儒学在韩国真正介入了生活，很多影视剧涉及中医、风水、伦理等传统文化，雕版、书院亦在复兴。这些方面，确实值得我们学习。”
《济南时报》2019年5月18日A1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