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马瑞芳，1942年生于山东青州，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古代文学学科学术带头人。1965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1978年起在山东大学任教，长期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主攻《聊斋志异》《红楼梦》。学术著作有《幻由人生：蒲松龄传》《马瑞芳新校新评聊斋志异》《马瑞芳点评导读红楼梦》《中国古代小说构思学》等40余种。2005年至2007年，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马瑞芳说聊斋》系列，是《百家讲坛》标志性主讲人之一。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熊维西

记者：这次中国国家博物馆“心游万仞——蒲松龄与《聊斋志异》”展览展出了240余件展品，您认为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另外，您最期待看到什么展品？

马瑞芳：这次展览把蒲松龄最重要的文物都展出了。最重要的是让全国观众在首都看到人称“世界短篇小说之王”的真实画像，看到《聊斋志异》半部手稿，看到曾经被八国联军抢走的聊斋画卷。我最期待看到另外半部手稿，以及现在还在私人收藏家中的清代宫廷聊斋画卷。

记者：您曾说过：“蒲松龄的天才和灵性尤其表现在他为闺阁立传。”在您看来，蒲松龄笔下的女性最独特的地方是什么？

马瑞芳：女人的名字是弱者，在古代几乎成为传统观念，但《聊斋》里的女性，尤其是狐女，多有独立人格，有很强的能力，既能自立于世，也能拯救男人和家庭于水火之中。她们的三观很有前瞻性。

记者：蒲松龄生活在明清之际，那是一个对女性有着很多束缚的时代。您认为，他为什么能够写出那么多智慧、勇敢、独立的女性？

马瑞芳：蒲松龄非常注意广泛收集资料，有许多人物和故事，都是他的朋友“邮筒相寄”告诉他。但主要靠幻想，靠理想建立空中楼阁。

记者：您曾把狐女叫作“阳光女孩”，还把狐女视为男性的“人生导师”，比如《凤仙》中用镜子激励丈夫读书的狐女。在您看来，为什么蒲松龄笔下的狐女如此光彩照人？

马瑞芳：其实很容易理解，狐女来自大自然，不受封建礼教的羁绊，“三从四德”的那套规训对她们来说没有用，就像“东风吹马耳”。

记者：您还说过“从来没有一个人像蒲松龄这样能够把女鬼写得如此美丽、如此有学问、如此令人爱怜”。在您看来，蒲松龄笔下的神仙、女鬼、狐女、花妖，有什么不同的用意？

马瑞芳：六朝小说里的女鬼基本谈不上什么思想意蕴，唐传奇好一点儿，蒲松龄笔下的女鬼则具有“冷、弱、美、愁、诗”的特点。在他笔下，女仙是正人君子，不苟言笑；女鬼向往爱情，希望在读书人的帮助下回归人间；狐女开放且能干，花妖是爱的最美表达。大自然有什么生灵，《聊斋》就有什么妖精，而且恰好蕴含人世的林林总总，我研究半个世纪，仍然在琢磨，蒲松龄怎么能这么独立物表。

记者：您曾说《聊斋志异》“相当多的作品却是以男权话语创造出情爱乌托邦”。您既赞美蒲松龄“为闺阁立传”，又批评他“以男权话语扭曲女性”。在您看来，蒲松龄的女性观中最矛盾的地方是什么？

马瑞芳：既追求爱情，又接受嫡庶相安、二美一夫，这是蒲松龄赋予她们的“美德”，还好，有的女性坚决不接受。

记者：蒲松龄一生科举失意，却在笔下创造出那么多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您觉得他是否在借这些女性，来安放自己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抱负呢？

马瑞芳：这个说法不对，蒲松龄有专门写科举的名作，如《叶生》《司文郎》《于去恶》《贾奉雉》《三生》等，写女性的不少也涉及科举，特别是《凤仙》。但蒲松龄的科举话题，是放到男性身上描写。

记者：您认为当代读者了解蒲松龄、阅读《聊斋志异》，会得到什么启发？女性读者又会从中读出什么？

马瑞芳：我母亲当年看《聊斋》，后来对我家七兄妹经常说“自在不成才，成才不自在”。但我认为，读者现在看《聊斋》首先是看有趣的小说，其次是从中学习传统文化甚至写作方法，最后不妨从《聊斋》里独立自主、乐观向上的女性身上得点教益。如果哪个读者想从雨果的《九三年》弄懂法国历史，不如干脆看《法兰西内战》算了。

记者：您曾说自己对蒲松龄“爱之愈深、厌之愈深”。这种既爱又厌的矛盾，是否也是我们今天重读《聊斋》时应该保持的态度，既欣赏文本的美，也清醒地看到它的时代局限？

马瑞芳：这是一个研究《聊斋》40年的学者的想法，读者对《聊斋》可以随意看，这是一本开卷有益的书，既有寄寓深微之作，也有近于游戏笔墨者，从任何一篇入手，所得或深或浅，均可各得其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