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硕先生在97岁的高龄，又出版了《水浒丛考》和《袁世硕古典文学讲习录》两部著作。后一部著作是对其上课讲稿的精选和整理，意欲总结其学术思想与教学方式之意甚明。那么他何以对《水浒传》念念不忘，单单将其拎出来重点加以考辨？我以为这起因于经典的感召力量，因而重点谈一谈阅读此书的个人体会。

本书由14篇论文组成，其中有10篇是最近几年的新作，4篇是上个世纪的论文。无论是旧文还是新作，均集中于对《水浒传》作者的考辨和对金圣叹评点的讨论。袁先生在本书序言《伟大也要有人懂》中直接交待，近年来何以会忽然萌生研究《水浒传》的兴致，“缘于这个领域里突发了一股激烈批判这部盛传数百年、社会影响极为深远的经典名著的舆论倾向”，所以要重加研究以维护其经典的地位。也就是说维护经典的责任感激发起他研究的活力。关于《水浒传》的作者及成书过程，学界一直就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至今也没有定论，要想继续有所推进难度极大。袁先生经过认真搜罗梳理宋元相关文献，依然具有重要的学术发现。尤其是结合《录鬼簿续编》和《门人祭赵宝峰先生文》等元末文献，发现了罗本（即罗贯中）的活动踪迹，并由此推测罗贯中入幕张士诚政权的相关情况，从而使得有关罗贯中的生平状况研究有了新的进展。袁先生在研究施耐庵、罗贯中的状况时还使用了“反推”考辨方式，即通过分析作品相关内容推知作者生平，比如通过考察该书前半部分的语言习惯及说书人口吻，以推断施耐庵乃是由宋入元的“说书大师”；还有结合《水浒传》中对于东平府的描写与罗贯中为东平人的相关记载，考察其生平状况等等，都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也开创了通俗小说作者生平研究的新角度。由于小说在旧时代始终难登大雅之堂，其作者或为化名，或为无名氏，文献真伪夹杂或缺失严重都是常态，因此对其生平的研究难以像诗文作家那样作年谱编纂与作品系年。像袁先生这样通过笔记、杂录、别集以及作品内证展开综合考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通过不同书写方式的考察，对于《水浒传》的文本结构也带来了新的认知。《〈水浒传〉结构解析》一文认为，“《水浒传》前七十回大半部分，多有说话口气的非叙事话语，正是宋元话本的基本特征，其中若干话语，也多见于宋元话本中”。因此，该部分应属“说书大师”施耐庵所作。“下面近二十回更罕有‘看官听说’冒头的话语，也少有早期话本韵散相间的叙事特征”，这部分应该是罗贯中根据元杂剧水浒戏的相关内容所撰写。当然，这些推断能否成为学术定论仍有待学界进一步的检验，但其意义已不限于作者生平的考察，而是具有更为重要的研究价值。因为这种前后相异的文本结构形成了《水浒传》格调不同的三部曲：“先是英雄的颂歌，再是变了调的颂歌，最后是困惑的挽歌。”由此便引申出另一个重要问题，即金圣叹砍去后三十回征辽征方腊及招降悲剧的合理性的讨论。在《金批〈水浒〉举世超前的小说叙事美学》一文中，袁先生从分析文本结构出发，完全认可金圣叹对《水浒传》文本的调整，并认为他在“因文生事”虚构思维、“格物”体悟的经验感知、“人有其性情”的性格塑造等小说理论与批评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小说美学体系。由此，从作者生平考察，到文本结构分析，再到小说批评理论，全方位地肯定了这部文学经典的价值与地位。

其实，对于《水浒传》的评价自其产生之日起便有诸多争议，从明清时期的“忠义”与”诲盗“的分歧，到现代学术史上的“为市井细民写心”“强盗书写”“表彰江湖游民”“反抗压迫”“宣扬投降”的种种争议，都曾被不同学者站在不同立场提出，并进行反复讨论与争鸣。这固然说明了《水浒传》文本的复杂性，同时也充分体现了这部经典的丰富内涵与巨大影响力。其实，其描写技术之高超、人物性格之鲜明、白话语言之纯熟，无疑都达到了少有的高度。朱自清曾指出，在整个中国古代戏曲小说的系列中，真正达到雅俗共赏品格者，就只有《西厢记》和《水浒传》这两部作品，朱先生认为“‘男女’是 ‘人之大欲’，‘官逼民反’也是人之常情”，“这两部书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所以能够成为雅俗共赏的经典之作（《雅俗共赏》）。我想，袁世硕先生之所以在耄耋之年依然集中关注这部作品，说明了他对维护《水浒传》这部经典的高度责任感，通过对这部作品的系统研究，也体现了他的高超鉴赏水平与深厚学术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