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万华教授简介
浙江上虞人，1948年6月生于上海。1980年开始高校教学和研究，历任中文专业讲师、副教授。1996年调入山东大学，1999年评为教授。2001年起招收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海外华人文学研究方向博士生。曾为山东省十一五、十二五重点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带头人，山东省级教学团队（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负责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2004年评为山东大学关键岗教授，2009年评为山东大学二级教授，2015—2020年为山东大学威海校区特聘教授，现为山东大学文学院特约研究员。获国务院特殊津贴，多次评为省市级劳动模范、优秀教师、教学名师。教学9000多课时，主持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世界华文文学课程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和多项国家、省级教学成果奖，指导的博士生多次获山东省优秀博士论文。教学之余，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项、一般项目3项、重大项目子课题3项，国家出版基金项目2项，出版独著17种，主编10余种。发表论文400余篇，70余篇被转载，成果获省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二等奖7项，首届泰山文艺奖、首届齐鲁文学奖等。多次入选“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最有影响力学者”和“中国高贡献学者”。曾兼任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小说学会和中华文学史料学会常务理事和多家学术刊物编委。现兼任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监事长。
黄万华先生的学术使命：
垦荒地，走僻径，建构世界视野中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李永东（西南大学教授）
一、勤耕不辍：学术丰产的秘密
黄万华先生是名副其实著作等身的杰出学者，授课9千多学时之余，出版学术著作20余种，发表论文400余篇。我曾向黄先生请教其中秘籍，他向我描述：每天坚持阅读与思考，随时在小纸条上记录那些灵光乍现的想法，写完后塞进信封——他书房摆有许多牛皮纸大信封，根据学术问题分门别类贴有标签。当其中的牛皮纸信封装满小纸条时，他就会倒出来整理，有的就成了论文。他说，假如你一天写三百字，一个月就能写九千字。黄先生的解答，揭示了他的学术丰产并非“斗酒百篇”，而是几十年如一日的“集腋成裘”。多年以来，我不时会想起黄先生不断往牛皮纸信封塞进小纸条的画面。
自1981年12月发表《“我欲乘风归去”——谈台湾当代文学的回归》，黄万华先生的学术生涯，已走过了四十多个春秋。他在抗战文学、华文文学、文学史整合等多个研究领域，都留下了作为“拓荒者”的独立身影。
二、拓荒与越界：抗战文学与华文文学研究的开创
黄万华先生是抗战文学研究领域的拓荒者。1980年代初，学界普遍认为抗战时期文学一片荒芜，沦陷区文学更是难以进入文学史家的法眼。黄先生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开辟了抗战文学研究领地。他最初曾关注延安文学，但考虑到自己在东北工作，资料收集不具备陕西、北京地区学者那样得天独厚的条件，于是他从延安文学研究领域抽身出来，钻进了东北沦陷区文学研究的“荒地”。在沦陷区文学研究的初期，黄先生采取合作研究的方式，先后与申殿和、徐迺翔、钱理群、封世辉、孙中田、张毓茂、逄增玉等学者合作，出版了《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史论》《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东北现代文学大系》《镣铐下的缪斯：东北沦陷区文学史纲》等著作，这一研究，持续到了20世纪末。黄先生的沦陷区文学研究，致力于打通不同区域，由东北沦陷区而华北、华东沦陷区，对战时中国沦陷区文学展开了整体考察。到了独立完成《史述和史论：战时中国文学研究》（2005）时，黄先生已形成了抗战文学研究的整体视野，尤其是世界性的视野。他的研究把战时的延安、国统区、沦陷区和海外文学都囊括在内，以世界性的眼光考察了二战格局中的战时中国文学，从民族文化认同、人性复苏、人类劫难、文明危机、命运共同体等观念立场审视抗战文学。正如他所说：“抗日战争使中华民族全面觉醒，第一次以民族共同的语言表达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怀”，“中国作家乃至中国民众第一次强烈感受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命运休戚相关，从而拓展了抗战时期中国文学的世界性视野”。
黄万华先生的抗战文学研究，在空间与时间上不断拓展：由沦陷区到国统区再到抗战中国，由战时而延展到战后。黄先生发现日据时期的台湾与大陆的沦陷区有着相似的语境，在考察沦陷区文学时便涉猎了同时期的台湾文学以及香港文学创作。正是在抗战文学的区域联动中，黄先生发现了中国大陆与中国港台、东南亚甚至美洲、欧洲的文学联系，率先打破了把抗战文学封闭在大陆内部来谈论的局限性，形成了抗战文学研究的“越界”视野，进而理清了战后中国文学分流发展的脉络。
在华文文学研究领域，黄万华先生同样是先行者。他公开发表的首篇学术论文就属于华文文学研究范畴。1982年黄先生给本科生开设了台湾文学选修课，是最早把该课程搬上大学讲堂的学者之一。那时，华文文学研究属于“冷门”和“偏门”，大量的“荒地”有待开发。在新马华文文学、美国华文文学、欧洲华文文学的研究上，黄先生筚路蓝缕，有开先之功绩。他撰写了国内首部新马华文小说史和美国华文文学史论，他也是国内最早关注“新移民作家”并出版相关专著的学者。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以港台文学为原点，不断向东南亚、欧洲、美洲、澳洲等区域扩充而走向丰盈成熟。黄先生的华文文学研究，亦经历了版图扩充的过程。世纪之交，黄先生的《新马百年华文小说史》《美国华文文学论》《文化转换中的世界华文文学》等“二十世纪华文文学史研究”系列著作推出，初步建构了华文文学研究的整体格局。他在华文文学史研究上的集大成之作，则是合称为“三史”的《多源多流：双甲子台湾文学（史）》（2014）、《百年香港文学史》（2017）和《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上下册）》（2022）。“三史”是他近十年以一己之力，对世界华文文学的史学建构。王艳芳称誉黄先生“于华文文学史研究的学术建树独树一帜且国内至今无人能出其右”。
黄万华先生研究世界华文文学，立足于文化共同体的视野，勘探中华文化血脉的“在地性”与“流动性”如何生成世界各地华文文学的丰富形态，在《传统在海外：中华文化传统和海外华人文学》（2006）、《在旅行中拒绝旅行：华人新生代和新华侨华人作家的比较研究》（2008）、《跨越1949：战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文学转型研究》（2019）等著作中，他都致力于同研究对象进行生命、心灵的对话，由此碰撞出“文化的诗意”。
三、宏阔格局：建构“世界中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学术开拓有各种路径。黄万华先生看似走僻径支路，却真正把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引向了整体、宏阔、纵深，赋予文学史以世界性、结构性的时空属性，拓展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版图。正如孔范今先生所言：“万华先生一向习惯于在流行性文学史视野之外作扩展式开拓，并以其原生性的对象发现和原创性的观念建构回过头来影响和改变现有的文学史认识。”
很长一段时间，在许多人印象中，黄万华先生的主要学术建树为华文文学研究。现在回过头来看，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疆域和观念的开拓，贡献尤著。实际上，黄先生一直没有脱离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领地，只是他眼中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版图，比一般人的认知要宏阔得多，向着台港澳、海外敞开，进而加以整合，构设了“世界中”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发展脉络。他发现了中国新文学的海外传统，打通了各沦陷区文学的研究，把中国抗战文学的考察视域向世界敞开，提出战时八年与战后二十年的文学史观念，以“跨越”思维探究1949年中国文学的转型，“把此期间中国大陆由解放区文学‘扩展’为共和国的历史进程和国统区文学‘萎缩’至台湾以及香港接纳现代文学各种传统在一起考察”……
黄先生所作的一系列开创性的探索，重新理解、定义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展开、空间分布和性质呈现。他通过寻找海内外现代中国汉语文学发生发展的同源分流、文化基因的“公约数”和价值诉求的“共同体”，实际上建构了世界文学整体格局中的20世纪汉语文学图景，而不是囿于中国内部视野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这个意义上，黄先生在潮流之外建构了另一种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为文学史研究开辟了新方向。这是黄先生毕其四十余年功力，完成的学术使命。
同仁眼中的黄万华
（按发表时间排序）
贾植芳（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学科组建者）：
徐迺翔、黄万华合著的《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的诸多不同凡响之处。首先，该书的探讨范围覆盖了东北、华北、华东等多个沦陷区，这较之已面世的一些囿于个别沦陷区的有关论著，堪称首创。其次，作者对沦陷区文学进行探讨时，并非独立地研究，而是放在整个抗战文艺的背景上进行全面地、系统地描述和品评，既清晰地勾勒出了沦陷区文学的整体框架，也客观地再现了各个沦陷区文学诸多复杂的历史现象。再次，在对沦陷区文学这一新拓的文学史阐释空间进行解析时，作者能以历史主义的治学态度、开放的文化心态，客观而公允地衡估其特殊的历史地位、文学蕴涵和审美价值。另外，作者搜集资料之丰富、甄别史料之细致，也堪称独到。……黄万华同志自1986年开始着手东北沦陷区文学研究之初，就全力搜集有关资料，后来，他又跑遍了东北、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图书馆，查阅了大量的报刊图书。而在广泛掌握资料的基础上，两位作者又做了认真的研读，从而使该书成为一本资料详实、涉猎广泛的佳构。
（摘录自贾植芳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课题成果《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所作《序》，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页。）
陈鹏翔（马华著名诗人，比较文学博士，时任台北世新大学英语系主任、教授）：
我注意到万华兄的论著已有好几年历史了，先是在大马的报章杂志上，后来是在他过去服务过的华侨大学的学报上，我拜读其论著之余，还向学生和朋友推荐他，这样大马留台联总1992年杪在吉隆坡联邦酒店召开第一届马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时，我们就邀请了万华兄来马发表论文。
依据我过去拜读万华兄的著作的理解，他的谦虚使得他远较其他圈内学者能及时汲取资讯以纳入其著作中，据此推论，我相信他必能突破我们这个学术圈中许多歌功颂德的陋规，这也是为什么乐于为他写这么一篇短序的原因了。
（摘自陈鹏翔为黄万华《新马百年华文小说史》所作《序》，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2页）
王德威（美籍华人学者，时任哈佛大学东亚系讲席教授）：
更引人注目的是晚近年轻一辈学者的加入研究，像在大陆的黄万华，在台湾的黄锦树、张锦忠、林建国，在新马的朱崇科、许文荣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黄万华人在大陆，却能观照新马……这些学者所构成的复杂旅行路线及对话网路适足以成为马华文学史的重要资源……正为另一种史观——游动的、多重的、跨国的史观——作准备。
（摘自王德威《序朱崇科<本土性的纠葛>》，台北唐山出版社，2004年，II页）
像山东大学的黄万华，他其实做得相当不错。他还是以那种铺天盖地的文学史方式做的。……文学史这样做已经很好了……。
（摘自吕周聚《美国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现状与展望——王德威教授访谈》，《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2期）
孔范今（山东大学文学院原院长，山东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原学术带头人）：
我早就知道，数年前万华先生就已确立了一个十分宏伟而且诱人的学术建构目标，那就是对20世纪华文文学史的整合和编撰。我深知完成这一巨型课题所必将面对的困难会有多大，但同时对万华先生的必定成功又深信不疑。试想，有谁会怀疑一个把学术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终日焚膏继晷，在学术上精进不已的学者的成功呢？他做学问，稳扎稳打，不激不随，总能保持一种独立、有序而且有效的状态，再繁杂的材料经他咀嚼消化，一定会产生清晰、鲜明而又独到的认识。
早在80年代中前期，他就率先开始了对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的勘探与全面开发，成果迭出，成了这方面研究的知名专家。嗣后，当各种新的文学史在“重写”过程中已将“沦陷区文学”纳入时，万华先生的学术视野又由沦陷区而台港澳，再至东南亚、欧美澳，自觉扩大到20世纪世界华文文学领域，从中窥视其多种样态。他来山东大学工作也已经几年了，教学、科研好评盈耳，但名利场中难见他的影子。我为有这样一位淡泊名利、志在宏远的学者而庆幸。
（摘自孔范今为黄万华主编、主笔的《美国华文文学论》所作《序》，山东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4页）
张福贵（吉林大学文学院资深教授，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原会长）：
读黄万华的书，感觉像他的讲课、报告一样，温文尔雅，娓娓道来；更像他的为人：深邃、诚恳而内敛。他的这部《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依然保持了这种品格，洋洋80万字，纵横捭阖，分离结合，作者用心去触摸文字所记载的那些已经过去的历史脉动，串联起百年漂泊的海外华文文学篇章，构成一部经典的史论结合的文学史著作。
（摘自张福贵《<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与“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相关话题》，《当代文坛》2023年3期）
黄万华的《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有许多开拓性的学术建树，既是他自己多年来研究世界华文文学的学术总结，也是对学界相关研究的一种丰富和启示。他在书中提出了一个未曾被人高度注意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将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从民族文学视角提升到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层面。
（摘自张福贵《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比较文化新视野——黄万华<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启示》，《中国比较文学》2024年1期）
温儒敏（北京大学中文系原系主任、山东大学人文一级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原会长）：
山大的现当代文学研究有深厚的历史积淀，闻一多、老舍、沈从文、梁实秋都曾在山大（或者前身国立青岛大学）任教，20世纪50年代又有刘泮溪先生开设新文学课程，还专门讲授过“鲁迅研究”。后来又有孙昌熙、孔范今、黄万华等先生，在现代文学、鲁迅研究和海外华文文学方面都做出过重大贡献。
和我交集较多的是黄万华教授，我和他都住南院。深夜小区安静，从我的窗口望去，还能见到黄老师住室的灯光。他总是辛劳钻研，说他是文学院的“劳动模范”，恰如其分。黄老师当过知青，经历过苦难，后来在泉州华侨大学当老师。他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作为主业，做学问很扎实，尽可能靠第一手资料说话，就成年累月浸泡在史料查找中，甚至自费去国外查找资料。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这一块，黄万华教授掌握的资料最多，也最权威。20世纪80年代后期，山大有位老师到上海图书馆查找资料未果，工作人员对他说，你可以找黄万华，他的资料多。这位老师联系了黄万华，得到帮助。后来山大现当代学科决定调动黄万华来，孔范今教授退休后，他就成为学科带头人。
（摘自温儒敏《我在山东大学的这些年》，2024年7月14日《大众日报》）
章妮（黄万华教授的“老”学生）：
1996年黄先生调入山东大学文学院，同年我成为山大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名本科生。1999年秋季学期黄先生开设台港海外华文文学选修课，我有幸选修这门课，从此与这个领域结缘，并于2003年拜入先生门下修读博士学位。
先生从沦陷区文学研究介入台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致力于史料建设与华文文学的文化诗学研究。作为华文文学研究界勤勉而低调的“建筑师”，先生的研究底色始终是全球视野和世界眼光、生命共同体意识和“第三元”立场、空间参差与经典化。这也是先生对华文文学研究的突出贡献。师从先生学习期间，无论是课堂上的文本细读，还是平日讨论中的旁征博引，先生都将这种宏阔架构和深邃思考自然注入其中，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进入到“学术场”中。这种不着痕迹的引导如盐入水，漫漫渗透，终见清明。这是先生将前沿洞见转化为治学路径的深厚功力，也构成我们这些学生最宝贵的学术血脉：以文学为本、以问题为轴、以世界为筑，摒弃区域/地理界限，走近并走进华文文学的复杂生命整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