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等为代表的众多国际观察家，深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进行实地考察，留下了大量历史资料。作为“旁观者”，国际观察家以客观中立的视角向世界呈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真实形象和先进性，有力佐证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近日，山东省历史学会理事长、山东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赵兴胜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就相关问题进行了系统解读。

近距离描述领导人优秀品质

《中国社会科学报》：抗战时期，国际观察家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形成了哪些认识？从哪些角度和层面进行了分析？

赵兴胜：国际观察家基于近距离考察，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优秀品质有非常多的描述，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

一是生活上简朴亲民，甘苦与共。在他们看来，毛泽东是延安公认的领袖，却没有个人财富，平易近人；朱德朴实得就像“中国北方的一堵泥巴墙”，对部下的爱护闻名天下；周恩来和大家亲如一家，不论多忙都会挤出时间关心下属的学习和生活。这些例子不胜枚举。二是思想上求真务实。观察家们有许多精彩的评论，例如，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称，中国共产党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和实践精神”，会毫不犹豫地改变甚至取消不合实际的政策。三是政治上信仰坚定，富有团结牺牲精神。埃德加·斯诺称中国共产党具有“不屈不挠精神”。四是工作上吃苦耐劳，身先士卒。美国驻华外交官约翰·佩顿·戴维斯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对人民具有号召力的组织；英国学者林迈可则称，中国共产党在任何场合下“实践和作风都是第一流的”；等等。五是博学多识，胸怀世界。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对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现实有着深刻了解，对世界发展形势也极为熟悉，渴望对外交流合作。

这些思想认识的形成，源自观察家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日常生活习惯、工作和精神状态、专业知识背景、家庭出身、思想信仰等问题的多角度考察分析，对于正确理解和准确预判其历史底蕴、现实政治能力和未来发展潜力有很大帮助。例如，基于社会背景的分析，他们发现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很多来自小农或手工业家庭，同情和信任基层民众，懂得如何使其疾苦“转化为行动”，因此也成为中国第一个“敢于武装人民”的领导者。

生动判断经得起历史检验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些国际观察家的判断是否准确？他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以及相关的系统访谈中，运用了哪些调查研究方法？

赵兴胜：总体上看是比较准确的。例如，在关于战后中国政治重建的讨论中，他们几乎普遍一致地看好中国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尤其是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在给政府的报告中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不可战胜的，且将在很短时间内成为“中国唯一的主导力量”；约翰·佩顿·戴维斯也表示，中国的命运是中国共产党的。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曾感叹，观察家们对人物的描述和形势的判断经受住了时间考验，数十年后依然是生动而准确的。

这些国际观察家的准确预判，得益于其调查方法的多样性，其中有三点令人印象深刻。首先是面对面的访谈。这些访谈对象广泛、重点突出、内容全面，特别是紧紧围绕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层展开。其次是重视实地考察，“百闻不如一见”。观察家们考察了中国共产党所有抗日根据地，访谈党政军民、观察工作生活、亲历其抗日作战，感受自然非同一般。最后是比较分析。尤其是对国共两党的对比分析，涉及最高领袖，各自领导干部的信仰、能力与作风、党群关系等诸多方面，得出一系列结论。这些调查研究方法，现在看来也不落伍。

具有世界传播效果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当时的国际舆论环境下，这种近距离考察具有怎样的意义和影响？

赵兴胜：国际观察家对此的系统性整理、记录和研究，甚至让一些抱有偏见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水平“出类拔萃”。从传播效果来看，它让中国共产党走向了世界。观察家们的成果大多是在英美首先出版、发表的，有的则是面向政府的专题报告，改变了所在国家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抗战形势的认识，在世界人民面前展示了一个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形象。其中，有三方面记录尤为突出。

第一，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其领导层，是一群具有高度知行合一能力的现代知识分子。在国际观察家看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接受的正式教育“极惊人”，思想观点更符合“现代人”的特点，而且有很强的理论提升能力和思想传播能力。

第二，中国共产党是抗战的中流砥柱。观察家们在亲历中国共产党抗日游击作战后，对其在抗战中的贡献给予极高赞誉。有的说中国共产党军队的作战效率“已打破一切纪录”；有的强调，他们是全中国“最有纪律、最有秩序的军队”，是掌握打败日军正确方法的“唯一的军队”；等等。

第三，中国共产党是一批坚定的爱国主义者。观察家们认为，中国共产党没有照搬照抄苏联经验，“马克思主义已经中国化了”；认为其纲领政策的核心是争取老百姓的民主自由，中国共产党人是坚定的爱国者，“坚信自己的理论是立足中国大地的”。

第三方史料鲜明的唯一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这些第三方史料对于丰富抗战史研究，特别是深化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历史贡献的认识有何独特价值？

赵兴胜：首先，身份和立场的特殊性决定资料的客观与真实。俗话说“旁观者清”。整体上看，进入抗日根据地的观察家们，虽然时间有先后、渠道有多种、目的也不尽相同，但此前都与中国共产党没什么瓜葛，部分人甚至对中国共产党抱有成见。这种独立身份，使其能以更加客观的立场观察和思考问题。正因如此，经过实地考察，他们的立场和认识发生了巨大转变，不但给予中国共产党充分肯定，甚至还主动撰写文章、组织座谈会、记者招待会，宣传其见闻，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成就。由此反映的历史必然更接近真实。

其次，这些资料的珍稀性和丰富性，有助于充实抗战史研究，突破一些瓶颈乃至痼疾。长期以来，相关研究主要依托官方文献进行，价值与意义固然毋庸置疑。但资料来源的相对单一，无形中限制了其学术性作用的发挥。同时，战时敌后游击战小规模、流动性和分散性的特点，以及抗日军民文化水平较低、设备器材缺乏等原因，使得其作战历程、作战场景，特别是战争的残酷性与重要性无法得到充分记录，留存下来的资料有限。国际观察家的调查资料规模大、内容丰富、覆盖面广，更重要的是他们大多是专业人士，当时配置了专业化的技术设备，记录形式更加多样，特别是现场抢抓的信息具有鲜明的唯一性，其学术价值乃至政治意义毋庸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