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曾怡文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于 2025 年 4 月出版，共十卷，收方言学著作16种，凡470余万言。

钱曾怡教授（1932～），女，著名方言学家，浙江嵊州人。1956 年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先后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1993 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博士生导师。曾兼任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理事。2024年获得山东大学育才功勋荣誉称号。

钱曾怡教授从1956年参加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举办的普通话语音研究班、1957 年参加全国汉语方言普查的山东方言普查开始，踏上了方言调查研究之路，迄今已近 70 年。她是山东方言调查研究和官话方言比较研究的开拓者和引领者，其著作曾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山东省社科一等奖等多项奖励。

她是一位纯粹的学者，以潜心方言研究为唯一追求。年过九旬仍耳聪如常，她很认真地认为是受益于长期的方言调查锻炼了听力。她是一位朴实而勤勉的学者，坚持以事实为根基，提倡重视方言事实。前几年仍带领学生下乡调查方言。她又是一位富于开拓和探索精神的学者，她长期思考方言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并尝试把现代方言与古代方言和远古文化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她不断拓宽研究领域：由早期的胶东方言到全省方言进而到官话方言。她倡议并主持了首届官话方言国际学术讨论会。她主编的《汉语官话方言研究》是迄今官话方言综合研究的最具代表性著作。早在1985年，她就主持设立了山东大学语音实验室，这是当时国内高校中少有的语音实验室。她更是一位优异的教师，以慈母胸怀和严师要求，培养了国内外一大批方言学界著名学者，“钱门”之盛，为学界称颂。她总是谦逊地说：“我运气好，遇到了一批好学生。”“学生使我出名。”而学生们都知道老师所付出的心血。

《钱曾怡文集》是钱曾怡教授60多年方言调查研究的结晶，记录了山东方言和官话方言的宝贵资料，闪耀着钱曾怡方言研究思想的光辉，同时也是新中国方言学事业不断前行的见证，其学术价值和历史性价值自不待言。

《钱曾怡文集》为“山东大学中文专刊”项目资助的18家文集之一。汇编工作始于2019从收录的内容到编排以及订正，均在钱曾怡教授亲自指导下进行。

2025年4月20日，《钱曾怡文集》出版发布会在山东大学隆重举行。会后来自国内外的四十多名学者进行了座谈。下面是部分与会专家的发言。

脚踏实地著华章

■曹志耘(北京语言大学教授)

钱曾怡先生 1956-1957年在北京“普通话语音研究班”学习，受教于丁声树、李荣等先生，得到了方言调查的良好训练。在研究班学习结束回到山东大学后，她便与其他几位先生一起，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完成了山东全省109个县方言点的普查任务，整理编写了《山东方吉语音概况》等成果。自那以后，钱先生展开了长达六十多年的方言调查和研究工作。她的足迹遍及山东省各地以及河北等省部分地区。她的研究成果例如《烟台方言报告》《济南方言词典》《博山方言研究》《潍坊方言志》《莱州方言志》《诸城方言志》《长岛方言志》等都是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撰写出来的。可以说钱先生的学术研究一直深深扎根于祖国大地，她是一位“行走的”语言学家。

我是 1982年考上钱先生的硕士研究生的。1983年春天，钱先生就带领我们去山东诸城进行方言调查。那时我们住在诸城县政府招待所里，每天到一位姓逢的老大爷家里去调查诸城话，逢大爷就坐在坑上发音，我们几个坐在炕下的小板凳上记录。诸城调查结束后，我们还去了五莲，潍坊、平度、海阳等县，在胶东地区连续调查了一个多月。1984年四五月间，钱先生又带着我们去了福州、厦门、广州、金华、绍兴、苏州、上海等地，一路边访学边调查方言。1984年底，又带我们去河北省东南部，一气调查了那里39个县市的方言。我们的调查能力就是在这种高密度的田野调查实践中逐渐锻炼出来的，更重要的是，这使我们养成了一种深人实地的工作习惯，一种脚踏实地做研究的学风。如今钱先生的学生中，差不多都是以调查为本，以语料见长，原因在此。

当然，说重视调查、重视语料并不高味着不重视分析和研究，而是强调方言研究者要亲自接触方言文化，亲身感悟语言事实，要尽是使用第一手材料做研究。方言调查得越多，对方言现象的认识就越准确，领悟也会更加深入；方言语料掌握得越多，研究起来思路就会越开阔，结论也会更加可靠。钱先生正是在无数次走进方言，无数遍记录、整理、核实方言语料的基础上，才写出了一系列开创性，经典性的研究论著，才提炼出了一系列具有指导意义的研究方法和科学结论。源浚者流长，根深者叶茂，钱先生的皇皇巨著、锦绣华章正是她几十年如一日脚踏实地辛勤耕耘的结果。

推动官话方言研究的旗手

■罗福腾（新加坡社科大学教授）

翻阅《钱曾怡文集》，禁不住 感慨业师一生研究方言的巨大成就。当年跟随老师进行田野调查和写作的情景，顿时浮现眼前。我从 1978 年秋季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开始跟老师研习语言学，直至成为同一个教研室的同事，达47年之久。我从一个方言学的门外汉到成为大学的专职语言文 字工作者，老师的引领和栽培之，永铭于心。

钱老师的方言研究，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调查胶东话，历经八九十年代的山东方言的全面探讨，再到二十一世纪的官话方言研究，领域不断拓宽，贡献越来越多。尤其是在官话方言领域的所作所为，广受学界赞誉。说两件事情，足显钱老师对官话方言研究的用力之勤。

一是倡导、主办了北方地区“首届官话方言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事情。钱老师有感于官话大区缺乏一个学术平台，官话方言研究者缺乏面对面交流研究心得的机会，于是，从 1996年初开始，便联络河北、四川、北京等地方言学者，决心搭起第一座官话方言学术研讨的平台。那时候，经费缺乏，人力不足，互联网也不普及，跟各国代表沟通起来困难重重。钱老师硬是克服种种艰难，终于在1997年7月22日至24日，于青岛举办了首届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海内外八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百多位学者，聚首齐鲁海滨，共同切磋学习，效果甚好。露水珠引来大河的水！现在，官话方言国际研讨会已经轮流在七个省市举办过七届了。抚今追昔，钦佩钱老师当年的魄力和远见。

二是，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官方方言比较研究”，并出版大型著作《汉语官话方言研究》。那是本世纪初的事情，钱老师已经六十七八岁了，还坚持带领众弟子一起参与这个项目。这一课题跨越二十六个省市区，囊括八个次方言区，包括北京官话、东北官话、兰银官话、冀鲁官话、中原官话、胶辽官话、江淮官话、西南官话。工

程浩大，人员众多。我负担的是“胶辽官话”一章的写作，从头至尾，见证了老师付出的汗水与贡献。成果于 2010 年付梓出版后，已获得多项奖励，包括：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2012），国家教育部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2013），最近又获得山东大学“杨振声学术贡献”奖。

钱老师是当之无愧的官话方言研究的旗手、先驱。

钱先生对山东方言研究的历史性贡献

■张树铮（山东大学教授）

钱先生是山东方言研究的开拓者、引领者、培育者。《钱曾怡文集》以有关山东方言或以山东方言为中心的研究为主要内容，集中呈现了不同时期的代表性成果，反映了山东方言研究近七十年来从开创到蓬勃发展的历史进程。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开展山东方言普查时，钱先生是主要的调查人之一和全省普查资料的主要整理人之一。全省 104 个调查点，她负责了其中 57 个点的调查。钱先生为主编写的《山东方言语音概况》（油印本，1960）是最早的山东方言语音全貌的记录，也是其后三十多年间研究山东方言的最重要参考文献。方言普查结束之后，当时的众多参与者“各奔前程”，只有钱先生在山东方言调查研究之路上继续前行。

改革开放之后，钱先生最早恢复了对山东方言的调查研究。她于1979年重新调查烟台方言，编著出版了《烟台方言报告》（1982）。其后她开始招收方言学方向研究生，并指导了若干名方言学方向进修生（其中有国外学者），并带领他们开展了省内多地的方言调查。后来调查范围又扩展到河北省毗邻山东的地区。钱先生此时也在长期思考和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山东方言分区的意见，将山东方言划分为两区四片。这是一种更符合山东方言实际的分区观点。此后，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为准备编写《山东省志·方言志》，钱先生主持了该项目的试点调查（德州），并具体组织了全省36个点的方言语音词汇语法调查。同时，为配合地方史志的编写，钱先生和她的学生还为十多地县市志编写了其中的方言篇，收入《文集》的有钱先生亲自撰写的三种。在钱先生的带动下，山东方言研究迅速进入国内方言学研究的前列。

在《山东省志·方言志》编写完成之后的九十年代，钱先生开始筹划编辑出版《山东方言志丛书》。从 1991年开始至今已出 27 种，其中钱先生和学生合作完成、由钱先生执笔的有三种（已收入文集）。这些单点的方言志，篇幅自十多万字到五六十万字不等，记录了更为详实的方言语音词汇语法事实，反映了山东方言调查研究的新的深度和高度。

在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钱先生对山东方言的研究重点在于综合研究。她主编的《山东方言研究》（2001）首次对山东方言的现状和历史进行了全面的描写和分析，从以往《山东方言语音概况》和《山东省志·方言志》的材料为主提升至比较分析为主，并结合了近代山东方言的梳理。主编的《汉语官话方言研究》（2010）则是承续官话方言研究的路线并结合国家社科项目完成的，首次对普通话的基础方言进行了综合性的比较研究。

在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除了继续撰写有关山东方言的论文（如很有影响的《扬雄“蝇，东齐谓之羊”古今考》）之外，钱先生对山东方言研究的更重要贡献是作为首席专家具体指导了山东省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的建设和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中的山东方言调查。

钱先生的山东方言研究有着很清晰的发展脉络：由普查到重点调查、由胶东到山东、由山东方言到官话方言、由现代方言到历史方言、从记录事实到理论探索。基于山东而眼界不限于山东、基于方言事实的调查而又不断进行理论思考，既埋头拉车又抬头看路，正是这种坚韧的苦干实干精神加上开阔的视野和长远的目标，使她对山东方言的研究不断深入、扩展、出新。

正是在钱先生的带动和引领下，山东方言研究成为官话方言研究中的先行者。钱曾怡的名字已经历史性地与山东方言研究密不可分。

方言学方法论的“五观”及其意义

■邢向东（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李荣先生提出的“摆事实、讲道理”是方言研究方法论的总纲。钱曾怡先生在《汉语方言学方法论初探》（1987）和《方言研究中的几种辩证关系》（2004）提出的方言研究的“五观”和“七对关系”，则是对如何进行事实描写、理论提升的具体阐释。

钱曾怡先生开宗明义，首先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观对语言研究的指导作用，提出方言研究方法论的“五观”：1.求实观，2.系统观，3.地域观，4.动静观，5.更新观。关于“求实观”，钱先生指出：“方言是客观存在的某地区人们共同使用的语言实体。……方言的实体意义比起共同语来要大得多，而人的能动作用相对来说又比共同语要小得多。”这一关于共同语和方言关系的认识，对于今天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语言资源文化保护都有重要价值。“地域观”从自然地理、行政地理、移民的角度讨论各种相关因素对方言及其演变的影响。关于河流的作用，钱先生指出：“可见水域固然隔开了两岸的陆地，却往往是沟通两边方言的桥梁。”这一观点成为我们在《秦晋两省沿河方言比较研究》（2012）中考察秦晋两省黄河沿岸方言关系的出发点，并为同类现象的考察所一再证实。关于移民对方言特点和方言分化的影响，钱先生持辩证的态度：“有间隔地区方言间某些相同形式的存在，并非都是移民的原因，其中有许多是平行发展的结果。”这个观点深化了梅耶《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中有关“原始共同语和后代语言”关系的论述，对于简单化地用移民来解释方言之间存在类似、平行现象的做法，具有警醒作用，也得到了不少方言事实的证明。

钱曾怡先生《方言研究中的几种辩证关系》（2004）讨论了方言及其研究中的七对关系。提出“新的历史时期使汉语方言经历着急剧的发展变化，‘抢救方言’尤为迫切”。关于创新与继承的关系，钱文指出：“但是创新不是一蹴而就，说创新就能创新的。先进文化要有传统文化作为基石，我国传统语言学有许多值得继承发扬的东西，不能一概摒弃，例如扬雄所开创的古典方言学的求实精神、明代陈第‘时有古今、地有南北’的时空观，至今仍不能说已经过时。”

钱先生的“五观”和“七对关系”，不仅阐明了她对方言学方法论中求实观、系统性和时代性的认识，而且从正面论述了方言学学术体系的继承性与原创性的辩证关系，在汉语方言学三个体系建设中具有重要价值。

重读《济南话的变调和轻声》

■李蓝（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南方科技大学教授）

钱老师皇皇四百七十万言的《钱曾怡文集》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作为学生，文集中全部的文章和著作大略都读过，里面多种著作还承老师亲笔题赠。但是，读过并不等于读通读透。时移世易，自己在汉语方言学领域亦粗有涉猎，近年来调查甘青一带的方言，对连读变调问题尤为关注。此次重读钱师文集，不觉又细读《济南话的变调和轻声》一过，深感钱师此文实有重新研读、重新介绍的必要。

《济南话的变调和轻声》1963年发表发表于山东大学学报第1期。文章分四节讨论济南话的变调与轻声。第一节简略介绍济南话的阴平[213]、阳平[42]、上声[55]和去声[21]四个单字调及其古音来源。第二节讨论济南话的两字组变调。第三节讨论三字组变调。第四节讨论济南话的轻声。

《济南话的变调和轻声》在汉语连读变调研究领域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地位。陈忠敏认为（1993），此前虽有一些汉语连读变调的零星研究成果，但学术界主要关注南方汉语方言，除了北京话之外，北方官话方言的连读变调研究基本是一片空白，《济南话的变调和轻声》是第一篇专题研究山东方言和北方官话连读变调的论文，开创了调查研究北方官话方言连读变调的先河。

《济南话的变调和轻声》真正做到了守正创新。赵元任对连读变调有先于时代的认识。在《现代吴语的研究》中，赵元任根据多数吴语的八个声调，构造出用来调查吴语连读变调的“非成词”和“成词”的两字组三字组连读调组。这显然是一种高效、科学而且简便的方法，调查者可以在短时间内得以了解一个方言连读变调的基本面貌。从此，依据单字调来设计连读变调组已成为现代汉语方言变调和轻声的标准方法。《济南话的变调和轻声》也遵循了这个传统。同时，《济南话的变调和轻声》也有因地制宜的创新。因为济南话的连读变调字组没有吴语那样成词与不成词的词语边界，所以，在《济南话的变调和轻声》中，钱老师取消了赵元任成词和非成词的分类。此外，济南话的四个调在轻声前都变调，而且是一种转圈式的错位变调模式。这是首次在北方官话中发现和厦门话（李如龙1962）类似的变调模式，这在变调类型对比研究方面有重要意义。

钱先生方言研究的三个特性

■赵日新（北京语言大学教授）

钱曾怡先生是中国著名的汉语方言学家，尤其在山东方言研究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从早年的《烟台方言报告》到主编《山东方言志丛书》，再到《山东方言研究》《汉语官话方言研究》，从单点的细致描写，到多点调查研究成果的陆续出版，再到对山东方言系统的多维度立体化阶段性总结，由点及面，由面而体，逐级推进，步步深入，将山东方言研究不断提升到新的高度，为汉语方言学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其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笔者追随先生求道问学多年，回顾求学历程，对先生的治学理念方法感佩于心。

一为实践性。先生长期致力于山东方言的实地调查工作，带领团队深入山东各地，深耕山东方言，对山东各地方言进行全面、细致的田野调查，获取最真实、最鲜活的方言资料，为研究奠定坚实基础；主持编纂《山东方言志丛书》，系统整理和描写山东方言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的特点，为汉语方言的研究提供丰富而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二为系统性。对山东方言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形成了完整的研究体系。通过大量语言材料的分析，揭示山东方言的演变规律和特点，对于汉语史的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

三为创新性。深入挖掘山东方言特点，如知庄章声母二分、分尖团的多种类型、日母和儿化、文登荣成方言全浊声母的今读，等等，提出许多有重要价值的学术观点和方法；将考古文化与方言分区相结合，开拓了方言研究的新视角。

“上士闻道”

■高晓虹（北京语言大学教授）

李荣先生在《方言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方言》1983年第2期）中说：“研究语言，研究方言，跟研究其他事物一样，无非是六个字：摆事实，讲道理。”而“事实”来源于材料。钱曾怡老师的治学之道，由此可以归结为三点：扎扎实实做材料，清清楚楚摆事实，明明白白讲道理。

扎扎实实做材料。方言研究的材料，一是来自田野调查，一是来自文献。她非常重视田野调查，很多研究成果都是基于调查所得的材料。在做山东有声资源数据库时，钱老师已是80 多岁的高龄，还亲自带大家进行调查。钱老师做文献的功力也非常深厚，这从《〈中国语言学要籍解题〉前言》《扬雄〈方言〉解题》《〈商子汇校汇注〉原稿问题及处理意见》等可以看出。

清清楚楚摆事实。李荣先生说：“摆事实，讲道理，六个字能做到三个字，这已经很不错了。”钱老师无疑六个字都做到了。她在摆事实时特别讲究。从她的声韵调表的排列法跟例字的选择，能看出方言的语音系统和主要规律。她对山东方言知庄章声母的甲乙两类的说明，已经是研究汉语方言知庄章声母演变的经典分类。她尤其善于设计并利用各种表格来展示方言现象，如《官话方言》就用了大量表格来展示官话方言的整体面貌和特点。

明明白白讲道理。钱老师在长期的方言研究实践中，对方言学的理论方法深有体悟，这些可以从第八卷《汉语方言研究的方法与实践》中的论文以及第九卷的一些文章如《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及山东方言分区》看出来，反映了她从“更高层次总结探索汉语方言学理论和方法的追求”（张树铮《〈钱曾怡文集〉简介》）。

大道至简。但如《道德经》所言：“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钱老师的治学之道，简单明了，但她能够几十年如一日，践行此道，堪为“上士”。太极宗师王宗岳在《太极拳论》中说到太极拳修炼的三个阶段：“由着熟而渐悟懂劲，由懂劲而阶及神明。”由此来看钱老师的方言研究，可以说已经进入“阶及神明”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