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刻文发现与研究
三，研究篇
2、骨刻文字有渊流，史前陶符是源头
  骨刻文是中国早期的一种文字，在历史上长期以来认为汉字是仓颉创造的，汉代的许慎是著名的文字学家，他的代表作《说文解字》是古代研究文字学的巅峰。他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黄帝之史官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许慎总结汉字产生与发展的这段话，是研究文字学乃至国学的经典名句。许慎讲的很清楚：八卦和结绳是汉字产生前的记事符号，是汉字产生的萌芽；黄帝的史官仓颉发明了文字；仓颉创造汉字有一个过程，开始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
  上世纪初中国考古学产生后，对全国许多古文化遗址进行科学发掘，出土了大量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玉石器和骨器等，在这些器物的表面刻划和绘画许多装饰与符号，而其中以陶器符号为多。细分析全国各地陶符的特点，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中国早期文字骨刻文是在陶器符号的基础上逐渐产生的，所以“汉字的起源应该被看成是一种过程。” 〔1〕像仓颉、沮诵和史皇等人可能对文字的改进推广起过一定的作用。细观世界各地的早期文字，如两河流域的文字、古埃及文字和印度河流域的文字都是在当地陶符基础上产生的，这是一个规律。
  我们国家地域辽阔，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众多，各地区的文化都发展较快，文明的起源是多元论的，各地区陶器符号区别较大，这些陶器符号在演变和发展过程中，有些地区就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文字。对新石器时代陶器符号的分析研究，是许多学者都非常感兴趣的问题。但目前他们可能忽视了一个问题，就是对这些符号分地区、分时间类型的研究，以及分类之后与各地区间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国境内的新石器时代根据各地区主要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符分析，大体可首先分为两大系统，即黄河中上游地区系统和东部沿海地区系统：
一，第一大系统是黄河中上游地区的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等陶器符号，大约距今7000至4000年。这一大系统以仰韶文化陶器符号为代表，笔画简单，多取直笔，又基本上是由一至数笔横、竖和斜划交叉组成，很少有超过10笔划的，属几何图形符号〔2〕。（图、1）

图1、仰韶文化陶符
  这些符号有的专家认为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应该说还是一些仅具有一定标志意义的符号，因为它还不具备记录语言的功能。黄亚平等先生也早就指出过：“如果把半坡系刻符作为史前文字的一个源头来看待，那么，可以看出它们与甲骨文、金文基本上没有直接关系，它不是汉字的直接源头。”〔3〕饶宗颐先生认为仰韶文化半坡陶符对腓尼基字母影响很大，并说:新石器时代，陶符对外交流，“引出字母的发明，在人类文化史上更有重大的意义。”〔4〕这一系统的陶符号是否如饶宗颐先生所探讨的那样与字母文字关系密切，作者还没有这方面的深入研究。值得注意的是二里头出土夏代陶器上的刻划符号与这类符号有许多相似之处，〔5〕证明这种符号是这一地区的特殊文化现象，骨刻文和甲骨文不是在这些符号的基础上产生的。
  二，第二大系统是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陶器符号。这一系统又可根据时间前后可分为两大类型，即淮河流域的双墩文化类型与长江下游地区、辽河上游老哈河流域地区和黄河下游地区类型：
  （一），第一个类型是淮河流域的双墩文化陶符，距今8000至5800年。目前已发现600多件有刻划符号的陶器，基本是一件器物刻划一个符号。符号造型复杂多变，用笔随形取姿，直笔弧线皆用，多是对物象直观的描绘，有鱼形、鸟形、树形和器物形等，也有一些几何图形，双墩文化陶符基本应属物象图画符号。〔6〕（图、2）

图2、双墩文化陶符
  因为一件陶器基本都只刻一个符号，只是一种标志符号或装饰符号，还不是具备记录语言功能的文字。
（二），第二个类型是长江下游地区、辽河上游老哈河流域地区和黄河下游地区类型。这些地区出土的陶器符号应该多是物象图画形符号，都可能直接或间接受到双墩文化陶符的影响。长江下游地区、辽河上游老哈河流域地区和黄河下游地区的陶器符号虽有较强的一致性，但也各有特点，对本地区文明的起源与发展都起到了巨大作用。
  1、长江下游地区的类型符号，主要是河姆渡和良渚文化陶器及玉石器上的符号。河姆渡文化距今约7000至5100年，该文化刻划符号发现不多，良渚文化刻划符号非常多，良渚文化距今5300至4300年。201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良渚文化刻画符号》一书，该书比较系统全面介绍了良渚文化的刻画符号。书中统计，截至到2015年底的考古发现，刻划符号共涉及器物554件，其中陶器536件、石器11件、玉器7件。共发现刻划符号656个。此书还附录收集符号100余个，总计各种刻划符号700余个。良渚文化的符号有的是简单两笔或几条短线相交叉符号，有的是图画性较强的符号，计有鹿、鳄鱼、鸟、龟、虎和鱼等图符，（图、3）

图3、良渚文化陶符
  像百亩山遗址出土〔7〕和良渚博物院〔8〕等国内外有关单位所藏的数件玉器上刻划符号，是一器一符号，多是下部刻划钺的形状，上部绝大数刻划一只鸟。我认为这700多个符号绝大多数都还是一种装饰符号和带有一定性质的标志符号，还都不是具有记录语言功能的文字。目前良渚文化发现刻划文字的器物有4件：一件是南湖遗址出土的陶罐上刻划〔9〕的比较复杂图像符号，画面内容较多且前后呼应密切，有的专家称为图画文字；一件是澄湖良渚古井出土刻写四个字符的鱼篓形陶罐，这是典型的记事文字；〔10〕 另外两件是平湖市庄桥坟遗址出土的石钺，其上的刻划是字符与画符相结合的字体组合形式，〔11〕它们都是在良渚符号的基础上产生的。这4件器物都是良渚文化晚期的遗物，上面刻写的都是字无容置疑，但对甲骨文还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
  2、辽河上游老哈河流域地区的类型符号，这一地区比较重要是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红山文化发现的陶器和玉器刻划符号较少，主要是小河沿文化发现的陶器刻划符号比较有代表性，小河沿文化距今5000至4300年。小河沿文化陶符也多是以比较简单几笔直线交叉的符号，也出现一部分比较复杂的符号。1977年发掘内蒙翁牛特旗石棚山小河沿文化墓地时，在五十二号墓出土一件斜腹陶罐，陶罐上刻划了一些非常复杂的图案，发掘者李恭笃先生做过专门的介绍：“一侧刻画有一座圆形尖顶状房子，房前画有方格园田，另一侧刻划有五个图象文字，构成了一幅真实生活的画面。”〔12〕从李恭笃和高美璇临摹的图分析，可知这件陶罐上的符号主要有房屋建筑形、豆形、方格形和万字的复杂变形图等。（图、4）

图4、小河沿文化陶符
  这一地区也发现了许多骨刻文，大多属于小河沿文化晚期和夏家店文化，目前因小河沿文化发现的陶符较少，还不能确定这地区的骨刻文是在小河沿文化陶符基础上产生的。
  3、黄河下游地区类型符号。黄河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陶器符号主要是大汶口文化陶符，大汶口文化距今6300至4600年。谈到大汶口的陶符，人们都津津乐道谈论图像符号。近几十年在山东的莒县陵阳河、大朱家村、杭头和日照尧王城、宁阳堡头村、安徽蒙城县尉迟寺等遗址出土了28个图画符号。这些符号除宁阳堡头村背水壶是朱书画符和滕县大汶口遗址出土的玉器刻符外，其它均是陶器刻符。这些图画符号造型主要有日月形、日月山形、斧形、锛形、盆树形、花形、人面形、镂孔杯形和几何菱形等，（图、5）

图5、大汶口文化陶符
这些符号都属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 。〔13〕
  大汶口文化陶符与黄河中上游地区陶符大不相同，与长江下游地区和赤峰老哈河流域的符号也有一些差别。这近30个图画符号造型复杂多变，用笔随形取姿，直笔弧线皆用，多是对物象直观的描绘和组合指事，应是物象图画符号，应该是受到双墩文化陶符的影响。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近30个图画符号是文字还是符号的问题，近些年产生了一些争论。于省吾、〔14〕唐兰〔15〕和李学勤〔16〕等先生认为是原始文字或文字，邹衡、〔17〕汪宁生〔18〕和王恒杰〔19〕等先生认为是符号不是文字，何崝先生认为大汶口文化陶符和双墩文化等陶符一样，属于和通行文字有别的巫师文字。〔20〕我们认为大汶口文化和双墩文化遗址等出土的陶符，基本都是一器一个符号，所以，只能是一种起标志作用或装饰作用的符号，还不具有记录语言功能的文字性质。
  从现在所掌握的骨刻文各方面资料分析，骨刻文应首先产生自今天的山东中南部地区与苏北和皖北地区，距今已有4700年左右，骨刻文应是在大汶口文化陶器刻划符号基础上产生的。骨刻文以物象图画符号为指导思想，像仓颉这样的聪明者，也可 “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观察吸取周围的树枝造型和万物形象，观象日出日落和日中天的自然规律，又利用普通方便的各种骨料，将刻划淘器的方法移植于刻划骨头，慢慢的产生了中国早期的文字骨刻文，（图、6）

图6、骨刻文
  并逐渐向周围地区传播。在今天的河南、陕西和甘肃以及内蒙赤峰境内也发现骨刻文，但从其字体造型分析，这些地区似乎晚一些，其最早年代可能在距今4000至4500年，显然是从山东中南部地区与苏北和皖北地区发展延续过去的。“现在我们可先粗粗构划出这样一个源流传承关系：双墩大汶口文化陶符与骨刻文、甲骨文、金文属直接的一脉传承关系。”〔21〕
作者简介
刘凤君（山东大学美术考古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书法文化研究所和骨刻文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艺术学院特聘教授，现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博士点通讯评委、国家社科基金同行评议专家、兰州大学兼职教授、中国龙山文化研究会会长等）
注释:
〔1〕、黄亚平、孟华著：《汉字符号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页。
〔2〕、袁广阔、马保春、宋国定著：《河南早期刻画符号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
〔3〕、黄亚平、孟华著：《汉字符号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89页。
〔4〕、饶宗颐著：《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香港，香港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32页。
〔5〕、许宏著：《最早的中国》，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46—147页。
〔6〕、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省蚌埠市博物馆：《安徽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考古学报》2007年第1期。
〔7〕、张炳火主编、良渚博物院编著：《良渚文化刻画符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710-711页。
〔8〕、张炳火主编、良渚博物院编著：《良渚文化刻画符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696—701页。
〔9〕、张炳火主编、良渚博物院编著：《良渚文化刻画符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00—611页。
〔10〕、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澄湖古井群的发掘》，载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资料丛刊》（9），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22页；余杭县文管会：《余杭县出土的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的陶器刻画符号》，《东南文化》1991年第5期；李学勤：《试论余杭南湖良渚文化黑陶罐的刻划符号》，《浙江学刊》1992年第4期；张敏：《从史前陶文谈中国文字的起源》，《东南文化》1998年第1期；张炳火主编、良渚博物院编著：《良渚文化刻画符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92—595页。
〔11〕、张炳火主编、良渚博物院编著：《良渚文化刻画符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674—687页。
〔12〕、李恭笃、高美璇：《试论小河沿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
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149页。
〔13〕、高广仁、栾丰实著：《大汶口文化》，文物出版社，2004年；王吉怀：《尉迟寺聚落遗址的初步试掘》，《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4期。
〔14〕、于省吾：《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物》1973年第2期。
〔15〕、唐兰：《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化的时代》，《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81年。
〔16〕、李学勤：《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人文杂志增刊》1982年。
〔17〕、邹衡：《中国文明的诞生》，《文物》1987年第12期。
〔18〕、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
〔19〕、王恒杰：《从民族学发现的新材料看大汶口文化陶尊的“文字”》，《考古》1991年第12期。
〔20〕、何崝著：《中国文字起源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11年。
〔21〕、刘凤君著：《骨刻文发现与研究丛书·龙山骨刻文》，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年，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