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上山东大学《永乐大典》整理工作项目组的楼梯，走廊上展满的一幅幅流落在世界各地的《永乐大典》图像让人心生震撼。承载着厚重历史和灿烂文化、被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百科全书”的《永乐大典》，散佚于过去五六百年的岁月风雨中。然而，中华文化具有生生不息的内在力量，在我们这个时代，随着我国对文献古籍抢救保护和整理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持续开展，《永乐大典》光彩重耀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规模之大，版式之美，编排之巧，书写之秀
文有脉，行必远。中国古代先贤很早就认识到文献典籍编纂对于文明传承具有的重大意义，所谓“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大型图书文献的编修，是盛世修典的重头。比如，唐太宗就组织纂修了多部正史，宋代也编纂了很多大型图书。明清时期，出现了官修《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恢宏的图书编纂工程。
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类书，明朝的《永乐大典》是最负盛名的鸿篇巨制之一。《永乐大典》编撰之初，明成祖朱棣就定下规则，“毋厌浩繁”。即不怕部头大，只要有书都收进来。永乐二年（1404年），《文献集成》修成，但朱棣认为“所纂尚多未备”，于是下令重修。在此期间，上至太子少保姚广孝、大学士解缙，下至无官无品之儒士陈济等，朝野上下共两千余人参与编纂，并设监修、总裁、副总裁、纂修、缮写等行使专门职责。永乐五年（1407年），新稿编定进呈，朱棣阅后十分满意并将之命名为《永乐大典》。
在2024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永乐大典》存卷综合整理研究”主持人杜泽逊看来，“我们祖祖辈辈留下来的典籍，记载了古人的社会理想、家国情怀、精神追求、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以“门”一字为例，《永乐大典》就涵盖了当时可查的所有字典的释义、古文字字形、书法家字体、各种典籍中文化意义的“门”等，涉及各个学科，各个门类，各个角落，不做解释，全部抄录。杜泽逊说 ：“我们是多元一体的国家，它既表现在各民族的多元一体，历史的多元一体，也表现为文化的多元一体。《永乐大典》把我们国家的知识、历史全部整合起来，做了一个极为系统的编纂，这做的就是‘多元一体’中‘一体’的工作。”
从规模上来说，《永乐大典》汇集了上至先秦、下迄明永乐年间的图书七八千种，其《凡例》有云：“是书之作，上自古初，下及近代，经史子集，与凡道释、医卜、杂家之书，靡不收采……凡天文、地理、人伦、国统、道德、政治、制度、名物，以至奇闻异见、谀词轶事，悉皆随字收载。”可见其搜辑资料之宏富。据记载，《永乐大典》共缮写22937卷（含目录和凡例60卷），成书11095册，约3.7亿字，规模是前代《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书的5倍不止。
一部体量如此巨大的书，怎么编排是个大问题。《永乐大典》不囿经史子集，巧妙地采用了“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的编排方式以方便查找，做到了“开卷而古今之事一览可见”。其中，韵以《洪武正韵》为准，融合古人作诗押韵母之韵的用语习
惯，其下以字为纲目。比如，“一东”一页，指的是“东”韵，它用“东”韵来统“颂”字，然后解释“颂”的读音、意义。接下来是“事目”，即“词条”。接着再引书，即把当时所能找到的七八千种古今书籍中出现这个事目的内容抄录下来放进去，编成一部大书。
从版式上来看，《永乐大典》开本宏大，单册高50.3厘米、宽30厘米，大多二卷一册。四周双边，大红口、红鱼尾、朱丝栏，皆系手绘。《永乐大典》 采用“包背装”，书衣用多层宣纸硬裱，外用黄绢连脑包过，格外庄重。装裱后在书皮左上方贴长条黄绢镶蓝边书签，题“永乐大典 ××× 卷”，右上方贴一小方块黄绢边签，题书目及本册次等。
从书写来看，《永乐大典》用当时的台阁体写就， 除标题首字用篆、隶、草体书写外，正文都是书手们用明代官用楷体——“台阁体”一笔一画抄写出来的。由于明清时期对科举试卷文字要求行字整齐、乌黑端正、大小一致，因此年轻的生员和经过科考任命的馆阁、翰林院官员们都擅长书写这种规矩的字。整部大典字体端正整齐，又不乏洒脱精神。
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紫禁城大火。当时《永乐大典》只有一套正本，因怕大火殃及大典，嘉靖皇帝曾一夜之间传谕三四次下令搬迁 ；为防止不测，嘉靖皇帝于1562年下令开启了这部旷世宏编的重录工作。自此，大典有了“永乐正本”和“嘉靖副本”之分。令人痛心的是，《永乐大典》副本录毕之后，文献中几乎再难寻到有关大典正本的记述， 正本至今下落不明，副本更是经战乱、火灾、盗匪等而星散飘零，百存一二。据专家统计，《永乐大典》 副本仅发现有413册，即便是这400多册，也散落在世界各地。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高度重视《永乐大典》的回归。一代代读书人、藏书人、护书人显示担当。 1951年，在张元济先生的倡议下，商务印书馆将历经抗日战争烽火幸存下来的21册《永乐大典》捐献给了国家。郑振铎先生一贯重视《永乐大典》的收集，他担任新中国第一任文物局局长以后，竭心尽力为国家征集大典、保存大典。目前，中国国家图 书馆是世界上《永乐大典》馆藏最多的地方，现存 224册，堪称“镇馆之宝”，只字片纸都弥足珍贵。
珠还合浦，历劫重光，盛世修文，再谱华章
“重视典册文章的修治，是我们的文化传统。”杜泽逊向记者介绍。但没有国家繁荣、社会平安稳定，能保护好典籍就是难题，修文更是奢望。杜泽逊慨叹，《永乐大典》文化高峰的背后，还有“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历史。而今天的中国，国力蒸蒸日上，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修文修典，做好传承民族文化这件大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文化支撑。
“盛世修文”就像一根“引线”，目的就是“点燃”文化繁荣，终极使命是要将文化传承、文化发展、文化弘扬的主动权牢牢握在我们手中。通过系统整理中华典籍，梳理那些散乱的版本，使之条理清晰 ；校勘那些错乱的文本，使之接近原貌 ；阐释那些艰涩的文字，使之通俗易懂。让这些历经沧桑存留下来的文化遗产更好传承下去，赓续文化传承，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把分散在《永乐大典》各个角落的“隐书”辑出来，让它们重现人间，是传递到杜泽逊等学者们手中的“接力棒”。《永乐大典》规模宏大，即使现存不足全本的4%，也有400多册、800余卷，高质量完成整理研究任务，是一项极大的挑战，也是一项艰巨的考验。
第一步要解决“看不懂”的问题。“看不懂怎么办，那就加标点。”杜泽逊说，“标点、注释是为了现代人更好地理解和阅读。阅读没有障碍，才能够接续传承，就像宝物一样，只有接在手上才能传 给后人。”《永乐大典》旧式句读标点比较粗糙，平均每卷有15处标点讹误。说起存卷点校工作，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古典文献研究所教授何朝晖说，从自己负责的史部整理看，明代嘉靖副本已出现句读错误。“明代人就开始读不懂元代文章，错误 标点还在误导后人。这更催促我们要尽快整理好、研究好《永乐大典》。”何朝晖说，存卷整理研究将“唤 醒一批沉睡的史书”，“打捞一批新鲜的史料”。
《永乐大典》用圆戳断句，800多卷，几乎每一卷都有10余处错误。《永乐大典》包揽百科，从天文历法、礼仪宗教、地理军事到中医中药再到税收、航运，有很强的专业性。不同学科的200多位专家，采取网上办公的方式，先把细则梳理清楚，然后根据专业所长，每人分配两册，两人一组，标点过之后再相互复审。到2023年底，200多位专家已看完两遍。杜泽逊介绍，2024年，项目组的十几位骨干专家又组织了一轮“会审”，大家面对面、一册册地复核，依然发现一些问题。于是，又从200多位专家中聘选100多位，作为《永乐大典》标点本的定稿专家。“这一轮审校完毕，再经过骨干专家的复审，就可以陆续交付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版本的《永乐大典》。”杜泽逊说。
根据工程进度，下一步是进行“分书重编”的工作。杜泽逊和学生们采取先拆书再重新编排的办法。杜泽逊说：“就像拆房子，拆的过程中知道当年是怎么黏合起来的，把拆出来的砖、瓦、木头分类。”按照计划，拆完后将形成《永乐大典》版本的《诗经》《周易》《史记》《汉书》等。目前，全部存世的《永乐大典》都按引用书的条目拆分完毕，并且做到了“各归其书”。接下来，就是对每一部书的条目进行排序，做“恢复原貌”工作，这项工作同样艰辛复杂。全部完成后，形成一个“分书重编”版本的《永乐大典》，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
盛世修文，意在赓续历史文脉，更在谱写当代华章。杜泽逊介绍，对于《永乐大典》的整理出版，必须“活化”利用，通过做好典籍文献的数字化工作，编纂大型文献典籍数据库，通过数字化立体交互方式、沉浸式文化参与方式等，让典籍文献走近人民大众，走进青少年心中。“要让大众更容易使用《永乐大典》，学术研究可以引用、精美图片可以调取、文化传播可供参考，在此基础上进行现代的阐释和发展”，以有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盘活过往的荣光，并通 过盘活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鼓舞当代人去创新创造”。
修文宏愿，蕴藏着深沉的家国情怀、民族情怀。20世纪80年代，杜泽逊研究生一毕业，就参加了王绍曾先生主持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编纂工作，后来还参加过著名学者季羡林、戴逸两位先生主持的重大项目。作为“《永乐大典》存卷综合整理研究”项目主持人，他坦陈对许多参与的学者怀有一份歉意。重大工程势必旷日持久，短则几年，长则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古籍整理被视为冷门学问，要求参与者耐得住寂寞、坐得了冷板凳，考核、待遇方面也亟待完善。杜泽逊说：“我们的工作有温度，我们的心中有情感，我们的前方有使命。我们要做好盛世修文这项工作，让古老中华文明焕发新的时代荣光。”
本栏编辑：孙艳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