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1岁的杜泽逊保持着一贯的儒雅，言谈举止中留存着一种古典气息。

他是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史哲》编辑部主编兼主任，还是古典文献学专家。多年来，杜泽逊投身古籍整理研究工作，主持或参与多个国家重大项目。

4月29日，对于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样一份荣誉，杜泽逊感到意外。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走进山大，记录一个学者的匠心与使命。

杜泽逊接受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采访

因地制宜

从山东大学北门进校园，穿过操场，经过一片白杨林，眼前的一幢红色小楼就是文史楼。

在二楼一间教室的尽头，杜泽逊静静地坐着给学生批阅文章。窗外四季流转，对于一个钻在古籍里几十载的人来说，时间仿佛静止一般。

谈及走上古籍整理研究这条路，杜泽逊说，“因地制宜”，一切都像是时代潮流下最好的选择。

杜泽逊对于古文的好奇，源于父亲和乡间。父亲是滕州一中的高中语文老师，常常为村里写对联，对联讲究对偶、押韵、平仄。“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这些读起来朗朗上口的对联，对于幼年时期的杜泽逊来说并不容易理解。那些对于古典文化的探寻，也在他的心里埋下了种子。

1981年，杜泽逊以枣庄市高考语文全市第一的成绩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那一届的中文系还流传着一件稀罕事儿。杜泽逊一个月生活费不过17块5毛，花22块8毛买了一套《十三经注疏》。这本书有一万多个版面，庞大且深奥难懂。“中文系只有两个人买了这本书，而且我们在同一个宿舍。”杜泽逊说。

1985年，古委会成立的高校古籍所招收了第一届古籍整理研究生班，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的研究生班招10名研究生。当年，杜泽逊本科毕业，正面临抉择。本就偏爱中国古典文学的他，顺理成章地考入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杜泽逊说，从那时起，他已经想好了毕生的事业。

1987年，杜泽逊毕业留校，成为古文献学家王绍曾先生的助手。当年9月，他就参与王绍曾先生主持的项目《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王绍曾认为，相关整理的遗漏太多，所以要“拾起来”。这个项目持续七八年时间，先生带杜泽逊入了门，而他后来走的路，实际上也是沿着先生的路。

救书的命

和杜泽逊的谈话，有时候会陷入一种历史感，他谈古论今，旁征博引。

在杜泽逊看来，要承担起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并不容易。首先，要会鉴定古籍版本；其次，要给古籍加标点；再者，懂得加注释。如何交出高质量的、符合时代要求的古籍整理成果，是他在工作中常常思考的问题。

2012年，杜泽逊开始投入《十三经注疏》汇校点校工程。一套《十三经注疏》木雕版有一万多个版面。按照三审三校原则，每个版面需要校对三遍。

杜泽逊估算过，《周易注疏》在整个《十三经注疏》中占3%，需要15个人校对一年。后来，团队又花了两年的时间校对完《尚书注疏》，它的内容占比是6%。也就是说，15个人花费3年时间才校对完项目的9%。

“若一个人来干，就是遥遥无期了。”于是，杜泽逊将团队人数从15人增加至35人。而这实际上还是远远不够的。

2021年正式开始的《永乐大典》存卷综合整理项目，是杜泽逊手头最重要的项目之一。整理这样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古籍，其难度可想而知。杜泽逊介绍，要将书拆解，逐字地逐句剪开，按韵编排。“我们需要把书中割裂的内容，全部剪开，让它回到‘娘家’。这样做的目标是整理出一个标准本，再整理出一个分书重编本，为研究工作提供参考和依据。”

目前，杜泽逊有《齐鲁文库·典籍篇》《日本藏中国古籍总目》等五六个项目齐头并进，每一项都旷日持久。他说，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是一项艰苦的、长期的劳动，如果没有热爱，很难坚持下去。

古籍犹如“活水源头”，所以杜泽逊认为要“救书的命”。他总有一种紧迫感，但他也知道这急不来。他形容做学问就像建楼，偷工减料的恶果可以见得。“一本书装订得光鲜，打开之后，质量不过关，这种工作我们不能干，因为这些关系到国家整体的文化事业。”

新身份新使命

今年，杜泽逊有了一个新身份——《文史哲》杂志编辑部主任。

1951年5月1日，《文史哲》杂志创刊，它也是我国目前刊龄最长的综合性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尽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与编辑工作有相通之处，但这个新身份仍然给杜泽逊不小的挑战。

自创刊以来，《文史哲》杂志就保持着厚重的古典汉学风格。创刊不久，《文史哲》以其高端学术追求，成为整个中国学术的重要窗口。杜泽逊认为，这其中蕴含着中国人的骨气、志气，是文化自信的体现。

70年来，《文史哲》“扶植小人物，延揽大学者”的原则始终没有改变。杜泽逊说，未来还是要坚持发表高水平的文章，来引领人文社科走向更高的境界。

作为国内顶尖学术期刊，它未来的发展道路备受关注。在杜泽逊看来，新时代下，对《文史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一，要保持《文史哲》的原有风格。第二，要更加自觉地贯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杜泽逊表示：“眼下，要进一步结合国家的文化战略需求，我们也鼓励学者在这方面多讨论，多思考，多探索。”

在历史长河中留痕

4月29日，对于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样一份荣誉，杜泽逊感到意外。

他说：“我是千千万万劳动者中的一员，这样的荣誉是对我的一份认同。我们这个团队有数百人之多，一天到晚在做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所以这项劳动奖章，应该是一群人共有的。”

杜泽逊觉得自己最重要的一个身份还是老师。尽管临近退休之年，他一周还是有十多个课时。他的课堂，总是爆满。

一年到头，杜泽逊都是不得闲的。中午，同学们在食堂常常会遇到杜泽逊就和爱人一起在学校食堂吃饭。

很多人说，相比原创来说，整理工作更像为他人做嫁衣。杜泽逊不这样认为。“如果没有整理工作，很多原创成果可能很难传世。所以就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把古籍托起来，传下去。”

杜泽逊说，当下首要的任务有两个，一是整理原典，二是培养人才。他也希望更多年轻后辈把这个使命扛在自己肩上，那么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就有希望了。

在历史长河中，这样一位学者想留下怎样的一笔？杜泽逊说，这就像开车，每一个重要阶段才有一个里程碑，如果这些成果能够像文化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一样就可以了。只要后人还认为有用，那这些成果就具有生命力。回望自己的治学生涯，杜泽逊感慨，“我当然希望我的成果不是变成废纸，我希望我的同行、我的团队、我的学生，他们的劳动也被后人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