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21日，由三苏研究院、四川师范大学“六定”中国史学史研究团队和《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联合主办的第二期中国史学史学术沙龙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兰州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高校与研究机构，以及《新华文摘》《学术研究》《江海学刊》《天津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报》等报刊、学术期刊的30多位青年学者，聚焦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学术传统与时代精神，探究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路径与议题，昌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学术传统，彰显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时代精神。

　　自梁启超提出“史学史的做法”以来，中国史学史学科已经走过了百年历程。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中国史学史研究形成了注重史学遗产的发掘，与历史、社会紧密互动，历史感与时代感相统一，注重理论反思和学术批判等优良传统。当前，史学工作者正肩负着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学术使命。回顾和评析百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和学科创新，无疑是必要且重要的。

　　“史学史研究应注重哲学性、思想性，加强改革开放史学史研究，加强对史学史的反思性研究。”山东大学教授郭震旦提出，史学史研究应该有两个语境，一个是历史的语境，另一个是现实的语境。历史语境负责事实的清理，现实语境负责意义的生成。所以，史学史不仅要证明“它”曾存在，还要证明“它”仍活着。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尤学工看来，学术自主意识源自于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学人围绕“古今新旧”不断展开探索。在文化转向与社会转型的关键节点，学术自主意识便会得到增强，而面对当前强势的西方话语霸权和中国传统史学话语资源、思想资源的不适用性，当代中国史学研究应该回到历史本身，增强对历史现实的解释力，以创造中国自主的话语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政君认为,学界阐释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对社会形态理论本身的阐释、关于某一种社会形态理论的阐释、关于“三形态说”和“五形态说”的争论三个方面。他提出，加强理论的创新性研究是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工作，而重视理论的标准，不在理论的新与旧，更在于它自身的解释力。四川师范大学副教授高远认为，目前尚未出现能够完全囊括中国史学史发展历程的著作，如果对学科自身发展历史缺乏清晰的认识，那么对于学科体系的建立也就存在困难。他提出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对象应该有所拓宽，今后应进一步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

　　浙江大学教授张凯表示，当下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应当基于中国近代学术体系与知识系统形成的实情，在古今中西会通的视野中，基于时代需求，探寻中国文化的本意。在事实和学理的脉络中，以源流互质的方式克服自说自话式的论调与做法。西方汉学与海外中国学既是了解中国历史文化与学术演变的外部视角，更是中国近代学术生成的有机组成与参照系。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海外中国学转型的时间点，欧美学界老中青骨干合作撰写《中日史学家》，论述中国史学传统的特质，引领西方学界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在海外中国学的演化的脉络中，考察《中日史学家》的内涵及其影响，既能进一步揭示西方学界对中国史学传统的论述，更能以中西史学对话为切入点，寻求建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有效路径。

　　西南大学副教授陈安民对中西学者关于学术反思与历史研究创新的论述进行考察后，提出史学反思既是历史撰述的逻辑起点，也是理论和话语生成的途径，史学反思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部分，直接服务于历史研究的方向诊断。它的成熟与否，也是历史学发展水平的表征。历史学的创新正是在优良传统的滋养或不良积习的羁绊中，以多种形式或在多个层面逐步实现。简言之，内容的拓展、方法的更新、解释的新见、结构体裁的完善、评价的转换、表述的改进等，皆是创新之途。面对西方经典论著和理论方法、话语术语的强势东来，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建设需要决心也要保持耐心和定力，要高度重视历史学的理论建设，要正视那些未曾延续或壮大的传统。

　　山东大学教授陈峰以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研究切入，探讨中国史学史学科学术传统的创生与衍变。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王应宪讨论了历史教育中的学科素养训练、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目录解题取向。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王传以容肇祖在中山大学授课时的《中国史学史》讲义为中心展开讨论。兰州大学教授邱锋以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漆屏画为中心，结合东汉至南北朝时期历史题材画作的发展，探讨它们与同时期历史撰述的关联互动及其在历史叙事和知识传播方面的特点。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朱露川在阐释学视域下从四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如何回答“中国史学自身理论”。四川大学副教授钱云通过分析梳理明代中前期改修《宋史》风潮的发展历程，指出其固然受到政治形势、意识形态、史学思想、学术氛围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但史料扩充对推动改修风潮的作用不容忽视。改修《宋史》风潮中的正史重刊与编纂观念转型的互动关系，亦反映出明代史学发展史中的史书出版、史料扩充的深远影响。

　　河北大学教授申慧青认为，两宋时期，君主正统之争一直是重要的政治议题和历史议题，以欧阳修为始，欧阳修强调君主应以道德为基础，而苏轼的君主论，以“德”而论“统”，轻“正统”而重“君德”，同时，苏轼认为儒家经典中的“尧舜文武之盛徳”的理念才是正道。苏轼的正统论不仅是对历史的反思，也是对现实政治的批判。苏轼的君主论针对的对象多为历史上的知名君主，君主评价建立在其正统论之上，看似另辟蹊径，但核心依然是保守和谨慎的。苏辙《史官助赏罚论》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史上首次明确提出并论述了“史权”概念。四川师范大学教授刘开军提出，苏辙的“史权”论在思想渊源上有两个源头。一是苏氏家学，二是史官传统。苏辙提出的“史权”概念成为后人思考学术与政治的重要起点。举凡史官（家）的身份独立意识、史家纪事的严正性、史学的批判性和反思性、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问的社会意义等，都能在“史权”理论中得到新的、更深刻的认识。围绕苏洵在经学、史学方面的成就，四川师范大学博士贾红霞提出苏洵对史学高度重视，既有评论史学的文章，亦有评论历史现象、历史人物的文章。苏洵学术以儒为本，融会释、道及诸子思想，与程氏洛学和王安石新学都不相同，极具鲜明的个人特色。

　　史学是时代的产物，是时代的风向标，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与会学者表示，坚持优良的史学传统，坚守中国史学本位立场，以时代之问为指引，弘扬时代精神，才能更好地促进中国史学史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