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是有限的，平庸的成果就浪费了你的人生。所以我追求的目标就是尽可能质量高，尽可能有创造性。”从事古籍整理编纂几十年，杜泽逊始终保持着对自己的高要求。

杜泽逊有着多重身份，比如大学教师、《文史哲》杂志编辑部主任，而他最为人所熟知的身份还是古典文献学领域的知名学者，他撰写的《文献学概要》是学生们常用的教科书，他主持或参与了大量国家、省级重大古籍整理编纂项目，大半辈子的时间都花在了《四库全书》《十三经注疏》《永乐大典》等大部头古籍上。今年，杜泽逊61岁，刚卸下了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行政职务，但身上的担子仍不轻快。他投身于古籍的浩瀚海洋，一忙就是一天。每天晚上十点多下班，于他而言已是常态。他说：“干一行，爱一行，就是要敬业。我入了古籍整理这一行，就得干好它。”

偶然中的必然

1981年，杜泽逊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20世纪50年代，山东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实力强盛，中文系以冯沅君、陆侃如、高亨、萧涤非、黄孝纾为代表，称为“五岳”；历史系以杨向奎、童书业、黄云眉、郑鹤声、张维华、王仲荦、赵俪生、陈同燮为代表的八位教授引领学术潮流，合称“八马同槽”。当时的山东大学人才济济，文史见长的办学特色凸显。杜泽逊正遇见了这样一个朝气蓬勃的山东大学。“那时不仅能在图书馆看到这些先生的著作，有时会从年轻老师的议论中听到，甚至还能看到他们本人，听他们的学术讲座。”

上大学前，杜泽逊就对文学、古籍感兴趣。“我父亲是中小学语文老师，我经常看到他读书。”自小耳濡目染，进入山东大学中文系后，杜泽逊更是如饥似渴地阅读古典文献。萧涤非的《杜甫研究》，陆侃如、牟世金的《文心雕龙译注》，王仲荦的《魏晋南北朝史》，黄云眉、童书业、高亨等先生的著作，杜泽逊都读过。“大学的时候不是全看，而是翻看，看序言，有的正文不一定能懂。”

大学每周日休息时，杜泽逊会去逛书店。他最喜欢的书店在纬三路中山公园对过，叫古旧书店。书店的二楼是当时少见的开放性书架，可以随意挑书阅读，杜泽逊常常一看就是一天，店里的书几乎被他翻遍了。

除了看，遇到经典著作也买。“那时在山东大学一个月的生活费是17块5毛，我花了22块8毛买了一套《十三经注疏》，比我一个月生活费还要贵，买这一套书相当困难。”杜泽逊说。

杜泽逊走上研究古典文献的道路，其实有一些偶然性。经过大学四年的积累，他一开始定下的目标是报考当时山东大学文学院古汉语名家殷焕先先生的研究生。“当年先生在全国招两个研究生，我们一个同学跟殷先生平时学得多，我觉得竞争不过，这样还剩下一个名额，难度更大了。”这样想着，杜泽逊决定报考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的研究生班。“古籍所85年招了一个研究生班，一班10个人，而且古籍整理也需要懂古代汉语，懂文字、音韵、训诂，和我喜欢古典文献是一致的，所以就报考了，并且考上了。”

在古籍所学习时，杜泽逊常跟着老师读原典。“读原典不是讲概论，就是领着你念，比如《诗经》《史记》。一方面多读了一些古书，一方面加强了基础训练。”此外，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也成为学习的重要内容。

毕业那年，杜泽逊得到了留校的机会，成为古文献学家王绍曾先生的助手。王绍曾的专长正是古典文献研究中十分重要的版本学、目录学和校勘学。1987年6月毕业后，杜泽逊在当年9月接到了第一项工作任务——带着《安徽文献书目》中的著作目录，去合肥找书，给这些著作分类。

这项工作其实是王绍曾当时主持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项目中的一项。北洋政府时期编纂的《清史稿》中，在《清史稿艺文志》部分分经史子集四类，给清朝人的著述列出了清单，但存在严重脱漏，为补齐清人著述目录，王绍曾主持开展了《清史稿艺文志拾遗》项目。

要给清朝人的著作开出清单，并归入经史子集四类，如果每一本书都看，可能几十年也完不成，很多时候需要靠前人的书目和记录来判断。而前人的书目并不都按照经史子集来分类，比如《安徽文献书目》。这本书里按照姓名顺序记录了安徽作家的著作，其中有100多本书从书名分辨不出类别，王绍曾就给了杜泽逊一摞卡片，写着这些书的书名、著者、版本，让他去合肥核对。

到了合肥，杜泽逊每日都在看书。“我一次提几本书，看的时候要鉴定书写年代、作者的年代、书的基本内容，还要快快地看，100多部书大概看了小半个月，这也是一个挑战。”

对杜泽逊的表现，王绍曾在《文献学概要》序中写道：“泽逊在合肥留十余日，按图索骥，于安徽省图书馆、博物馆遍阅各书，详作札记，所有积疑，一旦涣然冰释。从此佐余纂《拾遗》，任副主编，夜以继日，无间寒暑者七载。”

参与《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的七年，杜泽逊查阅了大量资料，并从乾嘉学派的考据中，对先秦两汉的古书有了更好的理解。“我们在古籍所，常把乾嘉学派作为学习的对象和榜样。跟着王先生整理《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也是借助清朝学者这个桥梁来探索上古的典籍及它的解释。”

致力于名山事业不怕过程曲折

投身于古典文献学几十年，杜泽逊曾先后主持或参与多项国家、省级重大古籍整理编纂项目。这些项目，几乎每一项都旷日持久，短则几年，长则十几年，甚至几十年。

杜泽逊告诉记者，他手头上现在有几个大项目齐头并进。到2024年，他主持的《清人著述总目》项目已经持续了二十年；《十三经注疏》汇校点校工程十二年；《日本藏中国古籍总目》项目五年；《永乐大典》存卷综合整理研究项目三年；《齐鲁文库·典籍篇》项目两年。

经过数十年如一日的努力，这些重大项目成果初现。

《清人著述总目》于2023年出了清样，由中华书局排版，16开精装40册，共25000页，期间参与的人共计三四百人。“当年这些人都是二十来岁的年纪，现在都四十多岁了，散布在全国各地。我找到八十个当年参加项目的人，两人看一册，来完成校读清样的工作。”杜泽逊说。

“如果要给古书排队的话，《十三经注疏》应排第一，《二十四史》排第二。我们现在使用的《十三经注疏》版本还是清朝嘉庆年间的版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本是需要诞生的。”杜泽逊说，《十三经注疏》汇校点校工程作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的重大项目，把唐宋元明清时期关于《十三经注疏》的文本中存在的差异整理出来，列出校勘记录，供研究使用，是第一步的成果。

“一套《十三经注疏》的木雕版，一万多个版面，有二三十个版本需要校对，每个版本要校对三遍。这样按页数算起来，《周易注疏》在整个《十三经注疏》中占3%，这3%的内容就要15个人校对一年。”杜泽逊说，要完成所有校对工作，只能靠团队。目前《周易》《尚书》《毛诗》已经完成校对工作，需要杜泽逊一字一句最后审定。

《永乐大典》存卷综合整理研究项目是杜泽逊手头最重要的项目之一。对现存800多卷《永乐大典》进行综合整理研究，第一个步骤就是要对其进行断句，使标点符号准确化，同时对其中的错字、脱文等现象进行记录，保留原始文本。标点工作已经在2023年年底基本完成，2024年进入出版阶段。

接下来的整理研究更加艰巨。杜泽逊说，《永乐大典》具有资料性、工具性，其中引用的文本对研究者来说具有三个功能：找到已经失传的古籍；找到传世书的早期版本；找到分类的资料。“我们必须要采取拆书的办法，就像你把原料按规划垒成房子，我们现在就是拆房，在拆的过程中就知道当年怎么粘合起来的，拆完后把砖、瓦、木头分类各自放在一起，让它回归本来的元素。”按照计划，拆分完后，将形成《永乐大典》版本的《诗经》《史记》《周易》，等等。但由于《永乐大典》已大量消失，拆分出来的书籍并不全，比如《史记》130卷，只拆出了一两百条。杜泽逊说，目前第二步的拆分工作也已基本完成，接下来就是找不同领域的专家进行进一步研究整理。

“文史楼只是一个根据地、指挥所，我们还有大量的人分散在全国各地，他们都按统一的步调在做工作。”杜泽逊说，为了能随时掌握各个项目的进度，他手机的群聊一个又一个，每个项目都有个几百人的微信群。每天杜泽逊一早来到文史楼，经常要忙到晚上10点半以后才下班，下班后还要继续回微信群里的消息。“我的微信经常是一日百条，有些消息能简单回复‘行’‘是’，有的可能截了图，问这一段是什么意思？该怎么处置？可能我就要花点时间。”

“干一行，爱一行，就是要敬业。”说起为何能在古籍整理编纂上深耕几十年，杜泽逊这样说。“我入了古籍整理这一行，就得干好它，首先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在岗人员。在此基础上，希望在行业里做出贡献，那就是事业心了。我们承担的这些项目相当于‘竞标’，领来不算完，还得干好。等成果发表了，别人看了以后认为合格，甚至水平很高，他对于你作为一个学者就有了基本的认可，这就是有效劳动。像万里长征一样，你的这一步不能是一个平庸的成果，如果平庸，在历史长河中它会被淘汰。人生是有限的，平庸的成果就浪费了你的人生。所以我追求的目标就是尽可能质量高，尽可能有创造性。”

在几十年职业生涯中，杜泽逊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闷期。他参加的很多重大项目在考核中都是零分。按照规定，只有有了确切的出版成果，才能在考核中得分，而杜泽逊参加的重大项目短则几年，长则几十年后才能出成果。这也意味着作为学校老师，杜泽逊在评职称、奖金待遇上要吃亏。“明知道要吃亏，我还是耐住性子了，相当一段时间我是这么考虑的，底线是不至于被开除，不开除我，不提职称、收入低点都没事。只要不开除，我就要坚持。”

青年人研究条件变好了，但压力也更大了

自己坐过冷板凳，杜泽逊不希望青年学者继续吃亏。“现在的青年人在同一年龄段比我们这代人水平高，那为什么我们总是怕他们靠不住、坐不住？其实主要是因为考核。”杜泽逊说，现在各高校青年老师需要签预聘合同，几年一考核，有的学校还明确说非升即走。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出很优秀的成果，每个学科情况不一样，有的学科可以比较快地进入前沿，而有的学科周期偏长，这个周期偏长的学科就包括古典学科。

“古典学科周期偏长，因为需要熟悉很多文言文的原始文献和材料，理解起来难度大、消化过程长，进入创新这个阶段需要较长的时间，如果你的考核期限短，青年人就没办法坐下来、沉下心去学习，而是会追求短平快。就人才成长来说，违背了古典学科的研究规律。”杜泽逊说。

现行考核制度常需要出正式成果才能得分，按照古籍整理的周期，一部大部头的古籍整理出成果短则几年，长则几十年，在这个过程中，只要成果未出版，就不能算分。而一个重大项目动辄牵扯上百人，只有主持者和少数重要领头人能够拿到考核分，没有分数就要承担评职称、工资待遇等各方面的压力。“古籍整理的人才就像打仗一样，要靠参加重大文化工程来成长，道路不通畅，谁还想参加呢？”杜泽逊告诉记者，他希望现在的青年人能熬过沉闷期。而从青年个人来说，心甘情愿坐冷板凳的还是少数。

虽然面临的压力更大了，杜泽逊仍觉得当代青年学者在古典文献学上大有可为。这首先是因为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研究古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方便。“随着古籍的数字化、国际化，你上网就能看到全国各地收藏的善本书图像。把这些丰富的古籍资源挂在网上，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国家图书馆一次上线上万部古籍，那得有多少页？是多么大的一个成果？过去我跑到合肥去图书馆一本本找书看，现在一个大硬盘就能顶一个小图书馆。”杜泽逊认为，现在青年人成才的硬件条件无数倍地提升了，能在有限的人生中收集到足够的资料，一天能干别人一年甚至五年的工作，这就等于延长了人生。由此来看，青年人超越前人的机会大大增加了。

面对着成倍放大的可能性，以及与之伴随的巨大压力，杜泽逊觉得青年学者还是要树立远大理想。但更重要的是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来应对奋斗过程中的艰难和曲折。“青年人要有远大的理想，对眼前的曲折要以平常心态对待，要意识到眼前的困难是必然的。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把曲折看成是非常态的，是不正常的，这样就会容易太在乎眼前，觉得这个我一定要拿到手，就会容易焦虑，但是这个眼前并不能决定最后的胜负。”

杜泽逊认为，现在加强理想教育对青年人来说很重要。理想教育并不是简单地描绘理想的美好，而是要认识到实现理想，是需要艰苦奋斗的。“其实这些在《二十四史》中都有，这就是以史为鉴。但是现在很多理想教育还是空讲居多。当一个人遇到困难不会退缩，不会停止进步的时候，这个教育的目的就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