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可新 朱子钰
　　初冬，我们走进高校、来到图书馆、开启短视频，开始一场场寻找之旅，在几位专家、学者、达人的带领下，感恩先贤厚重的历史文化馈赠，一窥当下的古籍人，纸寿千年之外，仍旧绵延不断的文化大爱。
　　中华古籍，浩如烟海。有统计说，中国现存古籍总量达5000余万册（件），共计20余万种，是世界上最大的典籍文化遗产集合，更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文明的重要载体。
　　但这恢宏浩渺的精神世界，对于绝大多数人，仍是神秘、遥远的。比如我们，一个80后，一个90后，尽管都是文史学科毕业生，尽管都对“如何让文字说话”充满了好奇，但想到、聊到古籍，敬畏、渺小的情绪仍旧奔涌上来——我们对古人思想、先贤智慧，所知实在少得可怜！
　　可古籍世界就是那么有魅力！靠它们近些，再近些，确是我们一直的渴望。初冬，我们走进高校、来到图书馆、开启短视频，开始一场场寻找之旅，在几位专家、学者、达人的带领下，感恩先贤厚重的历史文化馈赠，一窥当下的古籍人，体味纸寿千年之外，仍旧绵延不断的文化大爱。
理—
　　在山东大学蒋震图书馆，和四、六楼学生来来往往的热闹场面相比，五楼显得冷清许多，但这里的分量无法忽视。深长而安静的走廊尽头，便是特藏文献研究所。
　　一进门，清雅宁谧的气息扑面而来，木质书架上整齐摆放着近些年来整理研究成果，墙上挂着珍贵古籍的图片资料，登录特藏数字化平台可以查阅近5000种古籍内容。与我们的想象不一样，历久弥香的古籍文献不再是养在深闺人未识，而是走向大众，嘉惠学林。
　　谈到古籍保护，人们脑海中首先想到的就是修复。但特藏文献研究所工作人员穆允军纠正我们：这只是其中一项。此外，还包含古籍整理、数字化修复等等。而图书馆的古籍工作者的使命就是在此基础上，保护、利用并传承好古籍文献，为师生提供优质服务。
　　山东大学图书馆有着120多年的历史，前身是始建于1901年的山东大学堂藏书楼。丰富的特藏文献资源是其饱经沧桑的见证。其中，古籍有43000多种31万余册。宋元明清刻本、稿抄本、精刻本、法帖、拓片等珍贵的特藏有三万七千余册件。国学大师梁实秋、目录学家皮高品曾任馆长，著名版本学家王绍曾曾在图书馆长期工作。
　　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正式实施，古籍资源普查工作随即在全国展开。山东大学图书馆特藏文献研究所开始对馆内种类繁多的古籍资源做回溯建库、目录梳理的工作。此后十几年间，又开展了集中详细的普查，穆允军和同事们参与其中。古籍整理保护干起来全是苦活、细活，投入大，见效慢。他们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从书库里把一摞摞古籍推出来，细心拭去表面灰尘，再一本本对着去做普查的登记目录。
　　杨立民是目前特藏文献研究所11位老师中，从事古籍整理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位。1991年从兰州大学图书情报专业毕业后，他就进入图书馆承担编目工作，一头扎进了书海里。
　　“没啥可讲的。”头发花白的杨立民，刚从书库走出来，白大褂还没来得及脱，默默从目录橱中抽出了一盒纸质卡片，用它介绍起这项工作。
　　我们拿出一张仔细端详，泛黄的纸张看起来有些年头，铅笔手写的信息依旧清晰：木钟集十一卷，（元）陈植撰，清同治六年（1867）东瓯郡斋重刊本，四册（一函）……
　　现在的图书版权页上都清晰记载着信息，古籍可并非如此，需要工作人员花费大量时间考证，并将这些信息制成可检索的目录。过去通过做纸质卡片著录信息，包括书名、卷数、著者、朝代、版本等项目，从而清晰地反映出古籍的基本内容。计算机应用于图书编目出现后，卡片才慢慢成为历史。经年累月的整理工作，不会立刻看到成绩，需要持久地坚持、付出。
　　做卡片，是许多图书馆人的第一步。“杜泽逊、王承略、刘心明三位老师年轻时，跟着王绍曾先生学习，他们就在图书馆里做这些卡片。那真是把自己埋进书堆里，不断查找研究。”杨立民口中的三位老师，如今可都已是古籍整理领域的顶尖专家。
　　“最难的就是判定版本。”一谈到具体业务，沉默的杨立民话也多了。版本鉴定作为一门学问，比较小众、冷僻。简单来说，它是研究古籍版本源流和鉴定规律的学问。同一著作，经过漫长的时光流逝，会产生不同的版本，初刻初印、初刻后印、补刻、重刻、覆刻、禁毁、散佚、批校题跋，各种情况都有。根据这些版本的差异，研究它们的特点以及产生原因，对学术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鉴别古籍版本，需要丰富的知识与经验作为支撑，一两年不会有多大长进，只有通过年复一年的实践，博闻强记，才能做好。”杨立民说。
　　“观千剑然后识器，操千曲然后晓声。”古籍版本鉴定也是如此。编目人员必须目验原书，寻找内证，查阅相关文献，搜寻旁证，才能有所推进和完善。“多见旧本，仔细比勘。认真读书，做好记录。多读题跋，积累经验。多闻阙疑，慎言其余。”这是杨成凯先生的遗著《古籍版本十讲》中给出的四点经验。
　　工作以来，杨立民“经眼”的书籍，有几十万册。判断版本的过程，他形容很纠结。“情况很复杂，真想把每一本的版本情况弄明白，但很多时候，确实没法很精准确定所有信息。”杨立民说，这个过程来不得半点虚假，往往只能是无限接近准确。
　　他举例，判定一本书是万历刻本还是万历几年的刻本，别看只有两字之差，中间要经过无数次缜密的研究、与文献研究相互验证，有绝对把握才会加上“几年”的信息，若有差错，会误导读者。而有的古籍即便当时判定了版本，多年之后，发现了新的信息，还会继续修订更正。
　　海量的古籍和目验，方能达到业内所说的“观风望气”，一眼把古籍“看透”。“每看到一本珍贵的古籍，敬畏之情油然而生。”杨立民说，常年与古籍接触，就像是和古人“神交”，让他感到幸福。
　　今年6月，历经10余年完成的古籍普查成果汇编《山东大学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面世。山东大学图书馆在2020年制订了“山东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文献系列”整理出版计划。目前，《山东大学图书馆藏稀见书目书志丛刊》（30册）、《山东大学图书馆藏稀见说唱文献丛刊》（140册）已经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正式出版。
　　眼下，最让穆允军与杨立民等感到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了古籍整理保护的队伍。团队中90后于天指负责建设特藏数字化平台，成果惠及更广阔的群体。“生生不息的力量加入，也让泛黄的卷册重获生命。”穆允军说。
校—
　　2023年夏天，“让大英博物馆文物回家”的话题屡屡冲上热搜，网友深情呼唤，期盼珍品归家，赤子之心引发强烈共鸣。
　　据记载，我国的古籍（即汉籍）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即开始外流至日本等周边国家。特别是19世纪中期后，英国、法国、俄国、美国、日本等列强在对华侵略战争与经济、文化交流中，又从中国搜集、掠夺了大批珍贵汉籍……经初步统计，境外现存汉籍约187.5万部，其中不乏中国大陆缺藏的汉籍品种或版本。
　　我们不禁想：那些流失海外的汉籍如今身在何方？它们能以怎样的面貌回家？
　　带着这些疑问，我们找到了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唐子恒。这位古汉语语法学、词汇学、古籍整理领域的知名学者正在参与的“合璧工程”，就是由山东大学牵头，致力于把中华古籍的“海外半璧”请回来。截至目前，“合璧工程”已与近百个国家的千余家藏书机构建立了合作联系，遴选并复制回归稀缺汉籍1600余种。
　　合璧工程包括境外汉籍调查编目和复制影印、境外汉籍精华点校整理、汉籍与汉学研究、数据库建设等几方面的工作。唐子恒是精华点校团队的专家。
　　点校整理，是在对境外中华汉籍进行调查编目和复制影印基础上，通过标点、校勘等形式开展对回引的境外中华汉籍精华的整理，出版《汉籍合璧（境外）精华编》。
　　“一方面，古代典籍的流传，起初一般是通过手抄实现的。张三写的，李四借回去抄一份，王五又借回去抄一份，其间很可能抄错。一来二去，不同抄本的内容自然会有差异，或产生衍文、脱文或其他讹误。再后来，在不同抄本基础上雕版印刷，不同版本之间也会有各种差异。另一方面，古籍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会受到兵燹、虫蚀鼠咬、自然灾害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有些可能破损或散失，流传下来的各版本也会产生诸多变化。如今收集回来的汉籍，我们就用国内的其他版本来作参考校勘，确认哪种表述更符合古籍的原貌，或哪种表述更好。如果回归的古籍在大陆已经失传，就要尽量寻求现有其他有关典籍，进行校勘，确保整理对象的客观和整理工作的严谨。”唐子恒说。
　　他从包里拿出正在审读的《季汉纪》整理稿。这部书由清人赵作羹撰写，底本是稿本，由中国台湾的文海出版社影印发行，是一部讲三国历史的文献。赵作羹作此书参考了《三国志》（包括裴松之注）、《后汉书》以及《晋书》等大量历史资料，文中不乏直接照搬的段落，甚至还拿《世说新语》等书的内容添添补补。“这倒提供了不少线索，可以找来这些书来进行校对。比如，讲到吕布，就翻看《三国志·魏书·吕布传》，比对看准确与否。”他说。
　　听上去有些像破案！唐子恒听我们这样说也笑了。“是要有些追溯的功夫！一来，整理者对相关文献资料得熟悉，核对起来有凭有据；二来，历史文化常识底子也得深厚。古籍中避讳的现象很常见，比如将唐太宗李世民的‘民’改作‘人’；避汉文帝刘恒讳，连月宫里的恒娥，都先后被改作‘姮娥’‘常娥’‘嫦娥’。语言变化往往滞后于社会变化。后人可能无法理解某些风物名称的变迁，整理者会为此作注说明。”
　　古籍整理需要一字一字仔细斟酌。古书一般用繁体字，如果繁简字之间的关系不能处理好，也容易出现问题。唐子恒举了几处常见的错误——
　　徵、征混用。它们原是两个不同的字。“徵”用于表示“宫商角徵羽”五音之一时读zhǐ，不简化作“征”。“征”在古书中的常用义为征伐或远行。而“徵”读zhēnɡ时常用义为征兆、征求或象征等。
　　於、于混用。“於”“于”大多数情况相通，但“于”不能代替“於”的全部意义，“于”作为动词词头如“凤凰于飞”的“于”，不通“於”。作为姓氏的“于”也不通“於”。“於”也是姓氏，但和“于”不是同一个姓氏。而且“於”还读wū，和“于”不是一个字。
　　推敲的过程，工程量极大。“汉籍的题材广泛。我看过的《美人镜》，介绍的是砚台的种类、产地和有关轶事、诗、赋、铭、赞等，读着顺畅，点校难度不大，但注释中征引了大量有关资料，搜集起来需要下不小的功夫。前面说到的《季汉纪》，由于涉及许多历史事件、人物和典章制度等，断句的难度就很大。《天象玄机》中，天文历法的内容就有些专业，整理者需要具备相关知识。还有的典籍涉及史学、哲学等等方面。我在审读处理这些稿件时常常深感自己知识的匮乏。”唐子恒说，“我一天看六七个小时的书稿。有时就卡在一个字、一个标点上，查资料核对，甚至一两个小时也找不到‘出口’。再返回来仔细研究上下文，非得搞精确不可。一旦有线索追下去，也常常忘了时间。一本难啃的书，要花一个多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读完第一遍，把校对结果反馈给整理团队修改后，再拿回我这儿来审读第二遍。有时一部稿子整个审读过程甚至长达两三年。”
　　就是这么一个字一个字地破解，一部书渐渐顺下来，成就感倍增。从2019年参与工程以来，唐子恒已经点校了《黄帝内经素问校义》《孟子集成》《借树山房诗草》《〈经学队仗〉校注》等数百万文字。到目前为止，精华点校团队已立项汉籍整理160种，完成校对整理71种，第一辑校对整理的10种海外回归汉籍已在2023年下半年出版。
　　“我们要尽最大可能消除可能存在的差错，古籍才能以更完美的模样呈现在世人面前，为学界的有关研究提供可信可靠的参考资料。”唐子恒说。
传—
　　关于《永乐大典》，有段鲁民赠书的佳话。
　　1983年，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北京图书馆收到一封来自山东掖县(今山东莱州)图书馆来信：“我县收到一本《永乐大典》，是卷之三千五百十八（正文缺三页）和卷之三千五百十九（存十四页）。因书的前后都残缺，序、跋、目次全不见，请早日回复”。专家们迅速前往当地，经鉴定，竟然是国宝典籍《永乐大典》嘉靖副本，门制类全帙30卷中的前2卷的残卷本。
　　《永乐大典》纂修于明成祖永乐年间，全书共计11095册，涵盖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知识财富，完成后仅保留一部“永乐正本”。嘉靖年间又重录一部“嘉靖副本”。接下来的600年中，正本不知所踪，副本惨遭浩劫，现今仅存800余卷且散落于世界各地。
　　山东掖县(今山东莱州)出现的这两卷，是程郭镇高郭庄村孙洪林家祖辈留下来的，孙洪林的老姑奶奶一直用它夹鞋样，还剪掉了书中天头地脚没有字的部分。万幸，老人家虽不识字，但承袭家风敬字惜纸，使此册《大典》的内容得以完整保存。孙家将此书捐献给国家后，专业修复人员对其复原。而国家典籍博物馆还请来铜雕大师朱炳仁，从这“门”字册中的“凌花双龟背图”中，提取出凌花元素，重新解构组合，设计了今天国家典籍博物馆的大门。
　　告诉我们这段“奇缘”的，是字节跳动的工作人员。这让我们很惊讶：难道互联网人也成了古籍人？
　　这是因为——早在2021年6月，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与字节跳动联合设立古籍保护专项基金，首批1000万元定向用于开展古籍修复、人才培养、古籍活化与数字化等公益项目。历时两年，该基金资助的104册件古籍已全部完成修复。也是通过基金支持，《永乐大典》“门”字册、“湖”字册等得以顺利修复。
　　这个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的10家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推进，山东省图书馆也在其中，借此修复了该馆馆藏明万历凌氏刻朱墨套印本《楚辞》。“它是在济南五三惨案中，被榴弹片穿透的战损古籍，纸张厚而紧密，有一定光泽度，经检测发现是100%的纯竹纸，我们就配两种纸来修复，又发现纸张遇水伸缩变化很大，便采取干补方法，然而这书又是经弹片穿透的，书页的破损边缘因为热度的作用很难剥离，我们又想到用毛笔蘸水，轻轻润湿，再慢慢揭……”山东省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古籍修复师杨林玫向我们细细讲述。2023年5月16日，修复完成的《楚辞》亮相“同心护珍宝 聚力续华章——‘字节跳动古籍保护专项基金’成果展”，大放异彩。
　　止于此，修好的古籍也还是离我们太远。看我们“不满足”，字节跳动的工作人员又解释，如今“北京大学—字节跳动数字人文开放实验室”推出古籍数字化平台“识典古籍”，免费向公众开放，真正实现了触手可及。
　　古籍的数字化整理主要依赖人力。但据统计，全国各高校、社会层面从事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的人才不足1万人。要将现存古籍全部修复整理出来，可能需要三百年。如今，在把大量数据灌输给模型学习的基础上，可以通过OCR文本识别技术，对古籍影像里的生僻字、异体字、竖行字、各种批注等，进行单个切分、文字识别、顺序识别，在编码后被转换为计算机语言，通过计算，文字被打上标点并输出，从而实现无障碍看图识字。
　　另以《永乐大典》为例，依靠Web3D、光影还原等交互技术，数字技术不仅实现了对其原貌进行还原，还让用户可以身临其境地“触摸”《永乐大典》。用户可以通过翻页、旋转、拖拽等方式，直观感受《永乐大典》开合状态、纸张材质、内部样式等。用户点击“阅读大典”进行原文阅读，可以进行繁简转换、高清底本对照、查看引文等，从而更加高效顺畅地读懂《永乐大典》内容。
　　讲到这儿，这位科技达人让我们拿出手机，表示刷刷屏幕也能学古籍知识。我们动动手指，果然——
　　字节跳动公益联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敦煌研究院、国家图书馆、甘肃简牍博物馆，与PICO、抖音共同打造“古籍寻游记”，以VR互动纪录片为核心，依托PICO的6DOF交互技术以及视频云的光场扫描技术还原“古文献四大发现”——殷墟甲骨、居延汉简、敦煌遗书、明清档案，让用户以更沉浸的方式体验古籍记载的历史；抖音、今日头条、西瓜视频等同步上线“寻找古籍守护人”活动，邀请专家学者、文化名人、平台创作者等，通过说书、复刻美食、插画等方式讲述和演绎古籍故事，截至目前，视频累计播放量已超过25亿次……
　　我们不禁感慨，虚拟互联网世界，反而让古籍变得更加真实了！
爱—
　　古籍人坚守与创新的力量源自哪里？探寻中，我们找到了答案：是热爱。这份爱，代代相传。
　　“医生救人的命，我们救书的命，是为古书‘续命’。”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杜泽逊说。从事古籍整理研究已有40年的他，致力于让湮灭的典籍重新浮现人世间。
　　1983年，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成立，山东大学是第一批成立古籍整理研究所的高校之一。1985年，杜泽逊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又顺利考上了学校古籍所的研究生。1987年毕业留校，杜泽逊在古籍所工作，成为王绍曾先生的助教，由此开启了与古籍的“长相厮守”之路。
　　杜泽逊对这份工作有浓厚兴趣。他说，“可以从古籍上看到古人的活动、情感，他们的审美、政务活动。古籍也反映了国家的治乱兴衰，把价值观传递给我们。这可不是一般性的知识，而是精神的载体。”一想到这些，古籍整理研究的工作就变得不再枯燥单调，反而鲜活而有趣。
　　“续命，不仅仅在于物质本身，而是精神的传承，这也是古人写书想要达到的目的。”杜泽逊始终认为，为古书续命，责任重大。整理古书，是给现代人看的，如果不去做这些工作，那它们走向读者、研究者的路径就不会那么通畅。
　　前不久，山东大学“学术人生大家谈”学术活动第一期在中心校区举行，杜泽逊作为嘉宾畅谈学术生涯和学术经历，我们旁听了整场两个多小时的内容。
　　他全程着重讲的，就是有师承的“古籍之爱”。
　　“我的学术生活，说白了就是整天干项目。”杜泽逊说，自己参与的第一个项目是王绍曾先生主持的古委会项目《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一干就是7年。工作地点先在山大图书馆古籍部，后期移到古籍所资料室。参加编纂工作的前后还有张长华、沙嘉孙、苗同圃、刘心明、王承略等同志，但始终是王先生亲自主持并亲自动手编纂。年逾古稀的王先生每天早起晚睡，匆匆行走于图书馆、古籍所和寓所之间，与项目组一起工作，遇到问题随时商议解决。《清史稿艺文志拾遗》1993年完成，2000年才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该书也被视为史志目录编纂史和清代文献目录编纂史上一个里程碑。“在参加这个项目的7年中，我学会了一门学问：目录学。”杜泽逊回忆，当时王先生陆续给他开了书目，足有100多部，还让他细读写提要。真难！但也着实夯实了业务基础。
　　甘于寂寞，项目一干就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这是杜泽逊的工作常态。
　　优秀传统文化存在几种表现形式，其中最系统、最丰富的便是书。在汗牛充栋的典籍中，现在有标点的古籍还只是冰山一角，其他大部分还沉睡在图书馆里。《四库存目标注》是杜泽逊的代表作，倾注了无言的付出。
　　1992年，杜泽逊在北京办事期间买到一部《四部全书附存目录》，线装本四册，花了八十多块钱，按照当时的物价价格不菲。“我的硕士论文就是《四库全书总目》研究，又跟着王先生做《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学术方向可以说是目录版本学、四库学。”杜泽逊买这部书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从事《四库存目标注》，他把书带回济南，向导师们汇报，得到了一致支持，立刻买了十几个硬本子，与爱人程远芬分工整理。
　　后来，受到傅璇琮先生的推荐，杜泽逊前往北京大学参加了季羡林先生主编的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项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编纂工作，任项目总编室主任，一干又是四年。其间，他过目《存目》善本5000余种。前后十几年的时间，《四库存目标注》工作一直没有断，直到2005年才全部完工，交给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并于2007年1月出版。
　　探索与热爱，还在向下传递。
　　历代典籍中最核心的是什么？在杜泽逊看来，第一名是《十三经注疏》。山东大学中心校区文史楼220，是《十三经注疏汇校》的办公室，被大家称为“校经处”。走进去，满眼书籍堆积如山。杜泽逊曾估计，如果有一个人一门心思全扑在上面去做，完成这个项目需要450年。而今，他组建团队，带着学生们正攻坚克难。
　　“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这是同学们眼中的杜老师。丛方怡是杜泽逊的研究生，每天去校经处就是她的日常。“杜老师经常工作到凌晨，不到八点又准时到校开始工作。他常告诉我们，做学问不和别人比，只需不断和自己比，是不是足够勤奋、有没有积累。”丛方怡说，正是老师的言传身教激发他们不懈钻研。像一辈辈古籍人一样，怀揣敬畏、秉持热爱、把握严谨，奋力翻越眼前一座又一座的学术高山。这样的能量会传递、会播散，我们也相信，在前辈、大家的带领下，未来，古籍整理和所谓‘冷门绝学’的距离会越拉越远，有更多人会在这片华夏民族的精神沃土辛勤耕耘，让传统文化两创结出更丰硕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