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幕式（主办方供图）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张清俐 通讯员 成晓雨 朱亦丹）10月28日，由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主办，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承办的中国法国史研究会2023年年会暨“全球（跨国）视野下法国福利国家的缘起与未来”学术研讨会在济南召开。来自国内外30所著名高校、科研院所、出版机构的60余名专家学者与青年学人参加了本次年会。

　　当代法国史学研究新趋势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代国玺教授致欢迎辞（主办方供图）

山东省历史学会世界史专业委员会主任陈德正教授致辞（主办方供图）

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会长沈坚教授致辞（主办方供图）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代国玺在致辞中介绍了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概况，总结了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世界史学科，尤其是法国史领域的研究成果。他指出，在历史研究中放眼寰宇、博采世界各国之众长，是对党中央毫不动摇坚持对外开放的积极响应。法国作为首个与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与我国有着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研究法国史，不仅具有学术意义，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山东省历史学会世界史专业委员会主任陈德正在致辞中欢迎法国史研究会年会选择在齐鲁大地上召开。他提到，中国与法国的交流源远流长，近代以来，中法之间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互动日益密切。陈德正肯定了法国史研究的意义与价值，为近年来法国史研究涌现出一大批青年学者而感到振奋。他同时认为，我国的世界史研究与世界一流水平仍然存在差距，这与我国的大国地位不相称；希望当代学者能为提高我国世界史研究水平、推进山东省世界史学科建设而不断努力。

　　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会长沈坚在致辞中总结了过去一年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的工作。在过去一年中，法国史研究会成员获得了多个国家级社科立项，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沈坚高度评价了本次年会的宏大规模与丰富内容，他认为，本次年会充分展现出了青年学者的风采，我国的法国史研究前景可期。

　　开幕式由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史系主任孙立新教授主持。

　　法国史的理论与方法研究

　　在主题报告环节，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董立河作了题为《克罗齐普遍历史观及其启示》的主题报告。董立河指出，克罗齐强调历史研究应有的现实意义，反对一切不切实际的“伪史学”。基于这种史学思想，克罗齐提出应当除去历史研究中对过去与未来的想象，所谓“普遍史”的历史书写仍然只是一种特殊史与当代史。他强调，克罗齐并未否认普遍史存在的合理之处，认为其凝练出了历史事物中抽象的普遍性，由于历史事物必须通过具有普遍性的概念表达，普遍史的价值便因此显现。董立河认为，所有意义上的文明史书写必然都是特殊史的一种变体，但其中却包含着文明中抽象的普遍价值。当前，应当发挥普遍史书写的作用，凝聚世界各国共识、携手应对挑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人类的集体福祉而不懈奋斗。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崇明作了题为《自我批判与启蒙困境：法国启蒙思想中的他者》的主题报告。崇明指出，当前对启蒙运动的研究中，存在一种将启蒙思想同欧洲中心主义相联系的倾向，而实际上有关此的论述并不充分完全。崇明认为，早期的启蒙哲人对非欧文化有着开放的兴趣，而非欧的“他者”镜像以及对他者的审视则成为启蒙时期欧洲人自我批判的重要思想来源。然而，启蒙主义中的进步主义与筹划的时间性却并未帮助世界其他民族实现进步性发展，启蒙主义某些非历史性的倾向忽视了启蒙运动在欧洲发生的特定历史基础。崇明强调，应当重视多元主义的价值，反对虚妄的普世主义。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熊芳芳作了题为《流行病与15—17世纪法国城市治理体制的转变》的主题报告。熊芳芳指出，近代早期法国流行病多发，而政府对此的管控却相对乏力；学界已从社会史和心态文化史等角度切入考察过流行病问题，却鲜见对流行病影响下法国基层治理转型的讨论。熊芳芳认为，流行病肆虐促使近代早期法国城市管控流行病的方式开始系统化，公共卫生机构开始建立，隔离制度开始实行，专门的瘟疫管理条例也随之出现。同时，城市应对瘟疫的方式也不断专业化。熊芳芳还提到，瘟疫治理推动了近代早期法国民众心态文化的塑造，洁净等新观念产生并扩大了影响。

　　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曾晓阳作了题为《库朗日对法兰克人征服高卢事件的诠释》的主题报告。曾晓阳对库朗日的无征服观进行了一个较为全面的梳理，以呈现库朗日的政治制度认同决定民族归属的思想。她指出，库朗日称日耳曼人的身份是罗马帝国的臣民，并着重以克洛维为案例来论证这一观点。克洛维入主高卢后，高卢社会并没有出现所谓的征服后果，征服前后的高卢社会形态如旧，而此后建立的封建制度实际上也萌发于罗马帝国时期。曾晓阳认为，库朗日的无征服观跟他的政治制度认同决定国族归属的思想存在密切关系。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特聘副研究员董子云作了题为《菲利普·德·梅齐埃尔笔下的“中国之治”与14世纪末法国司法改革》的主题报告。董子云指出，菲利普一方面认为中国人的“偶像崇拜”难以为基督教信仰所撼动，另一方面又将中国描述为一个庞大且治理良好的无讼社会，是基督教世界各个王国的榜样。董子云认为，正是在法国具体的制度和观念土壤之上，对中国司法的图示化认识才有了菲利普所赋予它的重要典范意义。虽然菲利普的司法改革方案没有得到实施，但他的主张在日后的法国一直都受到重视。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黄艳红作了题为《克服“汪达尔主义”：试析法国大革命的遗产话语》的主题报告。黄艳红指出，大革命时代的遗产话语，突出地反映了革命意识形态与时间的复杂纠缠，并以戏剧性的方式促进了现代历史观念的孕育。黄艳红认为，革命的法国应该承担起为传承而保存的责任，这种遗产是历史的遗赠和人类的共同财富，黄艳红强调，正是在对决裂和再生意愿的纠偏中，在为保护历史遗产而进行的话语阐发和实践中，法国大革命赋予自身一种历史深度，孕育出一种新的时间秩序。

　　在专题报告环节，与会学者们分为三组，展开交流探讨。内容涉及法国大革命史，法国政治史、法国社会史、法国环境史、法国城市史等领域的前沿热点问题。在小组讨论结束后，各小组汇报人分别代表本组成员汇报了讨论的情况。

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学高毅教授作年会总结发言（主办方供图）

　　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学教授高毅在总结发言中指出，本次年会所讨论的诸多内容，如流行病防治和贫困救济等问题，都与现实问题紧密相关；同时，本次年会的一大重点话题——政治与民族国家建设问题，仍是当下无法绕开的核心问题。高毅认为，民族国家建设的最终目的，应当是实现世界和平。

　　高毅表示，本次年会所讨论的内容触及了法国史乃至于整个历史学的核心问题，即文明与启蒙的相关问题。高毅认为，研究文明必定需要一种高度的抽象化，应关注各种文明的实质、抽象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与精神，不应采取过于具像化与表象化的方法论，否则将导致文明概念界定的偏航。文明研究的真谛，在于促进各文明之和谐与共荣。同时，高毅高度评价了本次年会参加者的踊跃积极以及年会论文的较高质量，他认为，这反映出我国法国史研究者深刻认识到法国史研究的重要性。世界文明发展进步的根本动力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流，高毅强调，法国史研究不仅助推了中法两国的文化交流，更促进了东西方的文化互通，因而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姜南主持闭幕式。姜南对本次年会的承办方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及各位与会嘉宾的出席表示感谢。她认为，历史研究应当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