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伴随着文化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以易学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支撑作用日益凸显。通过对易学典籍、易学文化在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中特殊地位的把握和彰显，积极参与世界不同文明区域之间的沟通和对话，为促进人类文明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近日，曲阜师范大学东亚易学研究中心揭牌仪式暨东亚易学研讨会在山东曲阜举行。来自韩国、日本、越南、中国港台地区和大陆等数十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近80名专家学者参会，围绕“儒家易学与东亚易学互鉴”的主题，提交论文60余篇，大会以东亚易学问题为线索，通过中韩、中日、中越对话交流，既凸显了东亚易学研究的会议主旨，又涵盖了易学研究的诸多方面，且广延及世界文化共同体多元共生的和谐发展。

　　东亚易学通论

　　学者着眼于东亚易学乃至世界易学等宏观领域进行论述，在反思东亚易学已有研究成果, 探索东亚易学的发展轨迹和特点, 发挥易学在推动东亚文化走向世界中的重要作用。

　　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教授韩子奇围绕“易学全球化与东亚易学”，指出东亚易学研究应有东亚、中国的内循环和东亚、欧美及世界其他各国的外循环两大部分，即从中国内循环，到东亚内循环，再到全世界的大循环，从而够成一个点-线-面-体的流动的世界性循环过程。这个过程不仅是易学经典本身的诠释、传播，更是对全球文化、历史，甚至是教育的研究。东亚易学的研究方向就是一个不断打开，不断重新整理的过程，应有一个点-线-面-体的连续性发展。

　　香港教育大学教授郑吉雄指出《周易》在日本与朝鲜传播时间很早，与两个国家儒学的发展同时并进。自17世纪以降，欧美传教士对于《周易》的翻译，打开了以《周易》为中心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门户。荣格（Carl Gustav Jung）又用心理学解释《周易》的占筮，打开了跨学科的研究。此后，《易经》的研究逐步迈向全球化。

　　曲阜师范大学东亚易学研究中心主任林忠军从宏观角度纵论东亚易学的形成、特征及其发展趋向，认为东亚易学起源于中国，东亚易学研究是以东亚易学为研究对象，并对东亚易学起源、界说、传播、发展、特质、研究内容等展开解读，揭示了东亚易学传承与发展、一体化和多元化并存的特点，因此，应以更为开放的宽广的视域、客观理性地对待东亚诸国易学。尽管当今东亚易学交叉研究新格局已经形成，东亚易学一体化特征日益凸显，但仍存有一些问题，如宏观研究东亚易学未受到重视，新的东亚易学成果论著未被翻译、利用等，这也是东亚易学研究的新方向。

　　曲阜师范大学东亚易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彬以东亚易图文献为视角，从概况、分类、特点等方面勾勒了东亚易图文献情况。他认为，所谓“东亚”的概念，有地理、文化之分，地理上的东亚包括中、日、朝、韩、蒙五国，文化上的东亚是指以儒家文明为中心，以中原政权为主体，以汉字为共通文字，通过长期的交流建立起来的文化区域，包括中、日、朝、韩、越等国。基于这一认识，他主张从易图的角度对东亚易学进行研究，东亚易图文献具有一体性和多样性并存的特征，是认识东亚文明一体性的重要渠道。

　　中国易学研究发展

　　易学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对于它的诠释，曾经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作出过突出的贡献，顺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发掘传统易学的时代内涵。学者的讨论涉及《周易》经传、易学史、易图学等多项内容。如：《周易》经传研究，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廖名春从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互证的角度，对《周易》晋卦卦辞进行释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黄玉顺诠释了对《易经》“天”“帝”的超越意义。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教授李尚信从意义统一的角度对《周易》古经“剥、颐”二卦进行解读，认为以阴剥阳解释剥卦的传统解释未能解读出其真义。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谢金良对《周易》“君子”的出处及其审美特征展开论述，发现君子处世之道与《易经》所体现的中正和谐之道颇为吻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辛亚民对乾卦九二爻辞“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一语的诠释，以此来揭示《文言传》的诠释逻辑与思想旨趣。

　　再如：易图研究，以古太极图为研究对象，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教授张克宾考证了其流传情况，认为古太极图是先天八卦方位图式与十二消息卦图式演化综合创新的产物，是宋明易学图书学发展演化的理论结晶。岳麓书院哲学系副教授陈岘则以张理图书易学为研究对象，发现张理对陈抟、刘牧图学的继承与发展，在元代图书易学中颇为独特。

　　又如：关于历史上易学人物思想的讨论，王新春以三才通贯为一的视域考察横渠易学，认为张载以其天地人三才通贯为一的宏大视域，重建了易学的话语系统，推出了横渠易学。人们借助于《易》，应领会到圣人之《易》、天易、宇宙大家庭之易与由我书写之《易》四重“易”的厚重底蕴。其中所贯穿的，就是士人当仁不让于圣贤与王者的生命主体精神，这正可成为当今民族复兴的莫大助力。谷继明选取陆德明易学为研究对象，对陆德明易学的性质、地位等问题进行了考察，认为陆德明的《易》学承自周弘正、张讥，为南朝义疏《易》学之余绪，属玄儒之学。李秋丽以雷思齐为例，对元代易学进行探讨，认为雷思齐融通儒道，通过界定“河图四十”之说，使天地之数与大衍之数在新的形势下得以汇通，并且通过虚五、虚十之数的巧妙应用，为图书之学注入了道教思想内涵。他的易学思想不仅丰富了易图学的内涵，还推动了道教易学的发展，是元代易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学者还从版本学、文艺学、哲学的视角，对《周易》在魏晋诗坛、易象、重要文献的版本和存藏及其内容、浙东学派以及胡宏道学体系进行了分析；围绕出土文献，对上古易学的基本面貌、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对比及其思想内涵进行了探讨；对易学的传承与发展问题进行了考察。

　　韩国易学研究发展

　　中韩双方学者从不同视角对易学进行了多层次的研究。山东大学杨胜男认为朝鲜王朝的易学发展与中国一脉相承，又有自己的特点。以壬辰战争为界，前期（1392-1598）以吸收中国的易学思想为主，受宋学的影响较大，后期（1599-1910）受到实学与西方科学等思想的影响，致力于打破理学对易学阐释的桎梏。

　　中韩学者主要选取丁茶山为研究对象，台湾大学蔡振丰认为丁若镛的《周易》之学实是其“洙泗易学观”的反映。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方浩范提及丁若镛通过文学作品“易论”，阐述了易为何物、易如何产生和如何应用等问题。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廖海华认为丁茶山在继承中国象数易学传统的基础上，以“筮法”观念为根基对《周易》作了体系性的重新解释，且通过阐明“筮法”与《周易》文本的内在关联，进一步释放了此命题的理论能量，是中国易学在异域的一大发展。此外，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赖贵三选取李珥的《易数策》为研究对象，对其中所提及的内容、概念进行爬梳、分析，进而研究李珥的相关学术思想。韩国儒教学会总务理事元勇准从中韩比较的角度对王船山与丁茶山的易学进行分析，认为两位学者所追求的目的虽然一致，但其易学研究的方向却相反，王船山是用义理易综合象数易，丁茶山是用象数易综合义理易。

　　翰林大学校泰東古典研究所严连锡、韩国大真大学人文学研究所黄昞起以朝鲜王朝皇室活动和官僚群体为研究对象，前者重点考察朝鲜王朝第三代国王太宗为中心的朝鲜早期官员对《易经》的理解，以及如何将其应用于社会治理，后者对朝鲜初世宗时周易经筵资料中出现的忧患意识和国家经营论进行考察，认为朝鲜时代从初期开始将经筵制度化，并取得了飞跃性的发展。

　　关于易学人物思想的个案研究，韩国周易学会会长、韩国朝鲜大学客座教授李善庆认为李元龟在乾坤论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能够支持朝鲜后期实学精神的理论，与程朱易学和朝鲜朱子学者注重乾道不同，李元龟更看重坤道。韩国岭南大学教授郑炳硕辨析了李祥衡礼乐结合的人伦体系，认为李氏强调理想的礼乐秩序是分别与和合的融通，《周易》卦爻所体现的人伦秩序不仅仅是表现上下之间的等级序列，更重要的是它们之间的“交流”“对待”和“交易转变”的分合秩序。翰林大学金永友则以茶山《周易四笺》对《周易》卦爻辞的解释为核心，对其易学思想进行考察，认为茶山所提出的解释方法系统化且具有独创性。北京大学哲学系李旿伦指出申益愰继承了李退溪的学说，并将这种学术态度引入对《周易》的解释，主张《周易》的核心在于“理”之概念，并试图以此观点为中心进行相关论述。

　　日本易学研究发展

　　关于以伊藤仁斋、伊藤东涯父子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日本易学，是中日易学讨论的重要议题。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史少博以伊藤东涯对《太极图解说》的文献为例，认为伊藤东涯《太极图说管见》及《太极图说十论》之思想，促进了江户时代日本易学的发展，也对江户时代的日本儒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北京大学王鑫以伊藤仁斋为中心，对日本古义学派的易学进行考察，在伊藤仁斋看来，朱子所言之“理”因为缺乏能动性，无法成为万物生成与主宰的动力根源，只有生生不已的太极元气才是万物化生的根本。香港中文大学吴伟明认为《日本书纪·神代卷》的易理在近世日本被神道家及儒者进一步发挥，用来提倡神儒一致论，其共通的观点是：一是用太极、阴阳、五行附会不同的天神七代神祇；二是用《易》理解释宇宙生成，反映朱子哲学的影响；三是用《易》理说明神道及《易》理相通，同属天地自然之道；四是对《神代卷》添加一些儒家伦理的诠释。南开大学廖娟指出近代日本的“国体”观念，是通过挖掘《周易》的易象思惟，由易象来论证“国体”的合理、永久、神圣，展示出近代部分汉学家如何在观念世界里折衷迥异的知识与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如何反过来基于对国家的归属意识，利用来自他者的典籍来树立起本国的“国体”。曲阜师范大学刘兆轩认为在清代中日之间海上书籍交流与互动频繁的背景下，日本江户时代的易学进入全面发展与成熟阶段。

　　日方学者的讨论侧重天文学和易术。日本东京大学田中有纪在朱子学视域下对元清二代的天文学与易学之间的互动进行讨论，认为朱熹重视天文仪器，对天文学与易学理论进行分别探讨，而编撰《授时历》的理学者们，将朱熹的态度视为理学的要点，基于这一观念将历法与《易》的数理关系拉开距离，完成了消除数术因素的《授时历》。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易学研究所教授黄黎星认为唐代僧一行主持编制的《大衍历》，是古代易、历融通的典型实例，它的编制从总体思想观念到具体数值建构都与易学文化紧密相关，体现出了哲学思想与科技文化交融的传统文化特色。与此同时，日本广岛大学藤田卫以“轨限盈缩法”为例，阐述了寿命的推算方式，并指出此法与《易纬·稽览图》卷下记载的“推帝王即位法”相似。清华大学历史系易萧以海昏汉简《卜姓》为研究对象，认为《卜姓》的内容可能符合第二种卦爻关系，即某一爻可以独立代表相应的经卦，卦、爻与姓氏的配比，可能主要就是从卦象、字义出发。

　　越南易学研究发展

　　越南河内国家大学裴伯钧通过对17世纪末至20世纪初越南《周易节要》的考察，从“面”和“点”的两个角度重点理清其中“务实之学”与“义理之学”的关系。

　　越南社会科学院潘秋姮提到由于特定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条件，越南《易经》的训诂翻译与其他中国、日本、韩国相比具有突出的特点。通过对潘佩珠易经解释的考察，潘秋姮认为潘佩珠注释《易经》的特点是重视义理与修养的作用。

　　据悉，曲阜师范大学东亚易学研究中心是在原周易研究中心的基础上，由著名易学家林忠军教授筹划创办。东亚易学研讨会开创了中韩、中日、中越等双边易学互鉴的机制，推动东亚地区易学文化的交流发展，从东亚易学文化交流互鉴的角度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人类共同价值观。

　　（孙启航 张清俐）